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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的背景及意义（第2页）

这些价值理念，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回顾人类近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工具理性”过于发达而“价值理性”渐遭遗弃是显著特征。[19]实用主义成为思想主流，科学崇拜取代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继所谓“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20]人类过于关心物质需求而忽略精神需求，精神家园日趋荒芜，几乎所有的传统价值观都受到了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挑战。人类的精神共同体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人类正面临着以精神空虚为标志的全球性危机。[21]此外，高科技，特别是核武器和基因技术的盲目发展更为人类酝酿着不可预测的灾难。无疑，人类正陷入困境，尤其是精神的困境之中，解决这一困境正是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正是“文化认同的希望与文化同化的恐惧”[22]共存的状况，成为全球文化政策兴起的重要背景，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理念。[23]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每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与发展的，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工艺技能和传统习俗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尊重多样性，就是尊重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多样性应被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如果说文化自由强调了“个人的文化权利”，那么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则是一种对“（民族）集体文化权利”的维护。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及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充分体现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全球意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于2007年3月18日生效），更为国际社会保护文化多样性、保障不同民族国家的集体文化权利，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行动框架和政策指引。无疑，进行中的文化全球化过程和对文化多样性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背景。

（四）信息化时代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从全球范围看，发轫于20世纪中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科学技术革命。它以无比强劲的冲击力、扩散力和渗透力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改变了世界。随着信息采集、存储、处理、加工、传输等信息技术手段的更新换代，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了以“信息”为显著特征的信息时代，信息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最主要的资源是全社会可以共享的信息资源，信息化带来了种种革命性的变化，如“智能化”（知识的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电子化”（光电和网络代替工业时代的机械化生产，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不再是工厂化的机器作业）、“全球化”（信息技术正在取消时间和距离的概念，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非群体化”（信息和信息交换遍及各个地方，人们的活动更加个性化）等。[24]第一，总体看，信息产业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制造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革命。第二，在生产方式上，发达国家正在由规模经济向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过渡，从而使受规模经济观念束缚的工业化国家和企业从信息和信息经济中获得了活力。第三，在组织结构上，由层序化向分子化结构演变，使非集权化成为当今世界组织结构改革的主导方向，并使企业组织国际化进一步成为趋势。在国家层次上，由于组织结构的“分子化”过程和国际化组合，民族国家的地位和形式已经开始受到新概念的挑战，在全球开始出现各种类型的区域组合。第四，多目标社会效益和民主参与，正在成为企业和政府的重要价值观念。

就文化及其影响来看，随着全球化带来资本、信息、人员等的国际流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大大加快了知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文化符号的跨国界流动。事实上，为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正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或称“后现代社会”。非物质性的、符号的交换和消费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典型的增长领域，国际文化贸易在迅速扩张，全球文化市场在迅速形成、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空前复杂。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作为一种“生产文化意义”的“内容产业”正在向几乎所有的产业门类渗透，席卷全球。其一，世界的文化图景因为传播技术和文化产业化带来的“文化流动”而发生巨大而复杂的变化；其二，文化正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其三，随着文化大规模地扩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政治潜能也获得新的实现空间。进入后工业社会，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物质实践、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以“身份政治”“话语政治”为主题的文化政治正形成“微观化”“生活化”的特征，涉及众多领域和主题。[25]事实上，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正日益走向“一体化”，显然，这一客观现实，同样带来了对民族国家文化发展、公民个体文化素质提升的挑战。[26]

延伸阅读1-1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阿尔君·阿帕杜莱

目前全球结构的复杂性在于，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与脱节，我们的所作所为还只是刚刚开始从理论来把握这种现象。为了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我提出一个初步的框架，用以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五个维度是：（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我使用图景（scape）这个后缀旨在表示这些景观流动和规律的形态，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正如它们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国际流行的服装款式的特征。上述语词全都加上图景这个后缀还有助于表明，它们不是客观给定的关系，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是深受不同视角制约的建构，随着不同角色的历史、语言和政治境遇的不同而发生扭曲和变形，这些角色包括：民族国家、多国公司、移民社区，以及亚国家群体和运动（不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甚至还包括村落、邻居和家庭这类关系密切的群体。的确，个体行动者在上述景观的各种视野中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因为这些景观归根结底是由那些既体验着也构成着规模更大的结构的那些势力操纵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对这些景观的感知方式制约着的。

这些景观就是我将称之为想象的世界（imaginedworlds）的建筑材料。所谓想象的世界乃是由遍布全球的个人和群体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的想象所构成的多元世界。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全球有许多人都生活在这种想象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想象中的共同体）之中，因而他们能够抗拒（有时候甚至能够颠覆）包围着他们的官方精神和企业家心态的想象世界。[27]信息化的发展，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和可供内容、形式创新的空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公共文化服务提出全新挑战。不仅信息服务本身是公共文化服务（如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信息化更可以各种方式“渗透”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服务链”的每一个环节乃至细节之中（包括公共文化需求的测评、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决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服务绩效评估反馈等），因而可以影响服务过程的每个环节，当然，也为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手段。后工业社会来临带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纠缠的复杂状况，更是对公共文化服务构成全新的挑战，尤其体现在对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选择之中，如何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进行必要的价值引导，审美熏陶，如何在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倡导理想、信念……显然，这些都是公共文化服务必须面对的复杂时代背景。

（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发源于欧美国家，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相呼应的行政改革（也被称为行政现代化）之风席卷各大洲，开启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行政改革的启动固然有当时经济停滞、政府更迭、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等多种原因，但是，也与传统公共行政（官僚制）存在着形式化、体制机制僵化、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反应不灵敏、政府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有关。因此，全面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典、荷兰、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共同选择。行政改革浪潮的主导性理论是所谓的“新公共管理”（NewPubliagement，NPM）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可视为“管理主义”或“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联姻构成的“新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结晶。[28]改革以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取向，典型的做法是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依据，将私营企业管理的种种管理方法引入公共行政，认为政府主要负责“掌舵”而非“划桨”，要放松管制，尽可能做到“花钱少、效率高”等。行政改革涉及多个领域，从政府职能改革到管理运行的市场化；从削减国家预算到变革文官制度；从结构调整到以顾客为取向等，对传统行政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尽管改革在不同的国家进展和成效不一，但是由于改革回应时代发展需求，受到社会欢迎。[29]“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有力地提升着公共行政水平，对西方国家摆脱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获得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和借鉴。

然而，“新公共管理”改革也带来许多问题，如市场化取向可能导致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背离，顾客服务导向常常致使公民价值丧失等。因此，虽然“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方兴未艾，但一直以来，公共行政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努力反思、克服“新公共管理”的缺陷。其中，“新公共服务”“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正是新的改革思潮和尝试。总之，“新公共管理”或“再造政府”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并延续至今，各种理论异彩纷呈，各种改革措施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复杂变化，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采取大幅度裁减行政审批事项、管办分离等措施，使得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并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与此同时，政务公开、电子政务、行政流程再造、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政府集中采购、服务代理制、首问负责制、政府服务热线电话等阳光透明政府和高效便民政府的实践活动先后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把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方面，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成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转变职能，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二是机构改革，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探索职能整合的大部门体制，实现政府机构设置向精简、统一、效能的根本转变。三是制度建设，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四是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政府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工作方式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30]无疑，我国全面推进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时代背景。

综上，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交融、市场制度的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等，使得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融、错综复杂的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又要维持民族独立发展；既要实现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又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后现代困境，挑战重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在上述宏观背景下展开。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意义及价值导向

（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意义

在上述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一方面，既满足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带来的公共文化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从多个方面回应了时代挑战下，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政府提高执政水平的需要，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杨志今副部长所指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凝聚核心价值、巩固共同理想、培育精神文明、促进文化认同，以及协调利益诉求的价值引导功能，为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的多重意义。[31]

1。满足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各阶层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需求决定供给。我国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了基本的科教文卫体等基础设施，并向民众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文化服务，但由于国家落后，物质资源极度稀缺，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文化产品种类不多，服务方式僵化，文化服务发展极其缓慢，其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事实上，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长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更是捉襟见肘。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文化需求日益凸显，公共文化需求急剧上升；另一方面是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体制等多种原因，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出现较大差距；城市富裕人口享有的公共文化水平远远超出了农村、农民工、老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央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32]无疑，这正是回应公共文化需求的增长，承担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体现。公共文化服务对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将为各阶层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保障。

2。建立公共文化平台，传播文化知识、提升公民素质

3。培育创意人才，应对知识社会、创意经济时代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现代科技的快速传播，一个“知识社会”正在来临，知识社会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是一个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成为常态的社会。在知识社会，知识、创新成为社会的核心，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知识社会又不是一个仅仅崇尚精英的社会，知识社会的社会形态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动态特征，传统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边界正在“交叉”“融合”。创新也不再是少数被称为科学家的人群独享的专利，每个人都可以是创新的主体，生活、工作在社会中的个体将真正拥有创新的最终发言权和参与权。以生产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转变，创新正在经历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转变的过程，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进程。[33]总之，知识社会要求整体社会成员文化知识水平的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为广大公民学习文化知识，适应知识社会的来临无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各种文化需求的满足，文化生活水平的丰富与提高，更为全民创意潜能的激发、创意人才的培养、文化创造力的解放，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4。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国民文化认同构建，提升国家软实力如上所述，由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要素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因其特有的无形的“渗透性”，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吸引力和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产生的族群凝聚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获得显著提升。但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旧的价值观、道德机制逐渐解体，新的价值观、道德机制尚未形成。此外，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至上等腐朽价值观的影响，全球化发展带来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整个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价值混乱、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软实力明显与正在崛起的大国身份不相称。强大“软实力”的形成，关键是要形成占据人类文明制高点的，能被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形成稳固的文化认同。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学术理论界也高度重视价值观、道德重建、文化认同重建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满足公民基本公共文化需求的同时，可全面提升公民文化素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公民的价值判断能力，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推动国家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价值导向，也可以称为价值观导向，即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价值导向的重要性在于价值观的重要性。所谓“价值观”，可分为个人价值观和集体（社会、民族的）价值观。个人价值观，指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人们对各种事物真假、善恶、美丑的判断，对学习、劳动、享受、贡献、成就等在心目中主次地位的排序，都受制于价值观。可见，价值观是决定一个人行为及态度的基础，价值观决定、调节、制约个性倾向中不同层次的需要、动机、愿望等，是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统率。社会、民族的价值观（或称集体的价值观），主要指特定社会和民族，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和用于进行价值选择的基本观念。组成特定社会和民族的个体的价值观，经过达成一定的共识（文化认同）后，往往在应付各种生活挑战（特别是危机时期）中表现出特定的思维策略和价值倾向，这就是集体的价值观。这种集体的价值观，也往往被称为民族的“文化精神”“精神文化”或“文化底蕴”“文化根基”。换言之，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价值观是其特有的文明素养、道德观点、理想信念的综合反映，表达着该民族的共同追求，对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灵魂支柱作用、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与持续的动力源泉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涉及精神文化心理需求的特殊服务，其与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个很大的不同，正在于其产品内容、服务方式都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这些价值观、审美观，作为一种观念体系，虽然无形、难以量化描述，但是却影响深远。因此，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明确的价值导向。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必须坚持的价值导向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推动人类文化健康发展。[34]

1。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一贯主张文化发展的“二为”方针，即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即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民族心理、民族风格，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使之能够起到鼓舞人民、愉悦人民的作用。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具体而言，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相互争鸣、自由讨论。“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保障自由的方针。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双百”方针体现了宪法的这一基本精神。“双百”方针也有利于营造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团结合作，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国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政策方针，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价值导向。当然，在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要注意“弘扬主旋律”，坚决抵制低俗文化产品。

3。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推动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积淀的文化大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确立了完整的价值信仰体系，形成了民族共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的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以及生命的认知与感受，体现出的中华民族高深的思想智慧、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富有特色的精神文化追求，曾经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等历史原因，中华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对话与融合，外来文化在给中国带来新思想、新观点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文化糟粕，甚至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形成了巨大挑战。今天，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如何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凝聚民族人心、激发民族创造力、提升民族竞争力的关键。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文化需要的同时，肩负着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坚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导向，结合时代特点，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不但有利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促进东西方文化交融，推动人类文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