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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军队与军事组织（第2页）

（二）队长

“队长”在武官军职中是地位仅次于“将军”的职务。就目前的材料而言，在西帕尔城，“队长”一职最早出现在汉谟拉比统治的第41年。与将军的轮换制不同，队长在军职系列中是比较稳定的职位，即使不是终身制，一个人也可以长期担任队长一职。例如，斯那图姆（Sinatum）任队长22年，瓦拉德马尔都克（Warad-Marduk）任队长11年，伊波尼阿达德（Ibni-Adad）任队长12年，伊尔舒伊波尼（Ilsu-Ibni）任队长5年。

按正常逻辑，队长的任职人数肯定远远多于将军的人数，但目前的材料同样不能提供具体的情况。还以西帕尔城为例，在一年内被提到最多的队长，与将军一样，也只有5人。但在一份材料中，同时提到5位队长和1位将军[12]，不知这是否预示着队长与将军的正常比例。

队长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负责管理份地（sibtu-fields），尤其是里都士兵的份地。这一点与将军的职责相同，可能只是权限不同而已。另外，队长在涉及军人财产转移等案件中，享有和代表军界的法律权威，在这方面的职责也与将军相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可能也只是权限不同而已。

队长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用武器装备士兵（samadu），并为他们分配岗位。从巴比伦运来的武器，全部交由队长保管，再由队长分配给士兵。队长还负责把外国雇佣军护送到应到达的兵站。例如，在一份属于阿米萨杜卡统治时期的文献（CT4878）中，2名队长负责护送3名埃兰雇佣兵和数量不详的苏提人雇佣兵，这些雇佣兵被安排守护底格里斯河的堤岸。在和平时期，队长还负责管理修建公共工程用的劳动材料，以及负责为雇佣工人分发粮饷和工资等。

与将军一职不同，队长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从巴比伦派出的，而是从当地选拔出来的。来自西帕尔城的材料显示，驻守西帕尔城军队的队长，肯定都是西帕尔城的公民。例如，一位名叫伊尔舒伊波尼的队长，为我们提供了其家庭的完整档案（BE61119）。他是伊利达米克（Ili-damiq）之子，其父伊利达米克在公民大会中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伊尔舒伊波尼的姐姐拉马萨尼（Lamassani）是一名十分富有的沙马什神庙的纳第图女祭司，她拥有大量的地产。他的兄弟也拥有一份兵役份地（sibtu-field），因此他也是一名军人。队长多半来自家境殷实的富裕家族，队长本人也都是拥有多处房产、地产之人。

与将军一样，队长也必须缴纳职务税（GoetzeJo。25：7）。

（三）军士

军士是处于队长之下的军衔。在一份文献材料中，明确地记载了几名队长和几名军士处于一位将军的领导之下。实际上“军士”的称呼（NU。BANDA或laputtum）不仅出现在军事文献中，在一些情况下它还出现在其他文献中，表示“头领”或“监管人”等意思。尽管按照正常的逻辑，军士的人数肯定多于队长和将军，但有关他们的材料却更少，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官位低下，鲜有机会从事重要的军事活动和私人财产交易，因此也鲜有机会进入官方文献和私人法律文件。

（四）士兵

士兵无疑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主体。从《汉谟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出，古巴比伦时期的士兵主要包括里都（red?或UKU。US）和巴衣鲁（ba’irum或SU。?A）。里都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是在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四代国王阿匹尔辛统治时期，早于将军、队长和军士。

三、文职军官体系

在古巴比伦时期，与武官军官制度相比，文职军官体系也很发达，这从古巴比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便清晰可见。在古巴比伦时期，军队中存在着三级行政管理人员或文职人员，即高级军事行政官（abisabim）、军事税务官（deku）、皇家军事书记官（DUMU。E。DUB。BA）和占卜官（baru）。

（一）高级军事行政官

阿比·萨比姆（abisabim）作为高级军事行政官，可能是古巴比伦时期军队管理机构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其地位甚至可能位于将军之上。阿比·萨比姆的军事职位和地位，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肯定，因为关于此有原始文献的依据。例如，在一份文献中，阿比·萨比姆被称为“军队之父”[13]；在另一份文献中，阿比·萨比姆被称为“雇佣军之首领”[14]。有一份账单记载的是在战争期间为士兵分配给养品的情况，所有被分配的牛总计1685头，其中有许多头牛分配给了5位将军，而对分配享有主宰权的就是1位阿比·萨比姆高级军事行政官。[15]

长期以来，一份重要的原始文献（CT629）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因为它不仅成为研究阿比·萨比姆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军队与官制、社会经济及奴隶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份文献记载如下：

瓦拉德布尼尼（Warad-Bunene），他的主人皮尔希伊利舒（Pir?i-ili?u）以1。5明那之银，把他卖到了埃什努那——在埃什努那服役5年之后，他逃回了巴比伦。两位阿比·萨比姆官员辛穆沙里姆（Sin-mu?allim）和马尔都克拉马萨舒（Marduk-lamassa?u）抓获了瓦拉德布尼尼，并对他说：“你获得了自由，你的奴隶标记被剃掉了。你将要作为里都服兵役。”瓦拉德布尼尼回答道：“我不要作为里都服兵役，我将履行我父亲地产的伊尔库义务（ilkum-service）。”他的兄弟们李必特伊什塔尔（Lipit-i?tar）、阿达德卢泽鲁姆（Adad-lu-zerum）和伊波尼沙马什（Ibni-?ama?）对着马尔都克神和阿米迪塔那王发誓。瓦拉德布尼尼没有受到奴隶身份的起诉，他将与他的兄弟们一起履行其父亲地产的伊尔库义务，直到他生命的尽头。[16]

作为军队中的最高行政长官，高级军事行政官的任期也不像将军那样轮换很快，其中有一位马尔都克拉马萨舒任职达14年之久。与将军由中央政府从巴比伦派出不同，高级军事行政官一般出自当地的公民，他们的女儿在当地的神庙中担任纳第图女祭司。

从文献可以看出，高级军事行政官掌握着军队的生命线——给养的供应，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有超越将军的权力。他们不仅负责一般陆军的给养供应，还负责战车手和外国雇佣军的给养供应（CT4554）。此外，高级军事行政官还负责征兵工作（CT629：8）；负责在军队范围内的音乐与歌唱活动（CT821c：5f。）；还像队长一样，负责为从事公共工程劳动的工人分发粮食等配给品（TCL1158：8）；负责为王室向普通公民租借羊毛等物品（CT821a；CT830b；CT810a）；负责购买奴隶从事公共工程劳动[17]；最为重要的是，高级军事行政官还是军队事务争端的仲裁者（CT439d：5；CT419a：13；PBS7108：28；TCL1164：13）。

也有学者认为，高级军事行政官并不是专职的军事官员，也不是专门的军事仲裁官，他的职责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王室官员，其基本职责在负责农业事务，负责收集和储存农产品”[18]，“他作为王室官员的这些职责，使得他在一些情况下充当了位于城市公社及其传统的机构和势力与城市公社成员对国家应负义务之间的代理人”[19]。

（二）征兵官和军事税务官（deku）

根据一位军事税务官辛伊丁纳姆（Sin-Iddinam）的任职经历来判断，军事税务官一职可能系终身制。军事税务官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征收兵役免除税（igisu-tax）。自有公民兵制度以来，服兵役就是城市中成年适龄男子应尽的国家责任。在古巴比伦时期，对不能服兵役的人实行以纳税代替服兵役的制度，因此便有了兵役免除税。根据目前的材料尚无法判断兵役免除税适用于所有适龄成年男子，还是仅限于从事特殊职业的人。在目前的文献材料中，缴纳兵役免除税的人包括商人头领、商人、祭司、法官及其他政府官员，还有牧羊人、建筑师、理发师和船工等。兵役免除税按年度征收，以货币或银钱形式（kasapilkim）缴纳，也可以分期付款。缴纳兵役免除税的数额因人不等，根据目前的材料无法判断征收兵役免除税的原则。来自西帕尔城的材料显示，一个人一次缴纳的数额最少的有23舍客勒之银，最多的达120舍客勒之银。[20]政府征收上来的兵役免除税，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为在各城市工作的王室官员以及军事书记官提供粮饷。

军事税务官除了为政府征收兵役免除税以外，还负责为公共工程召集劳动力。

（三）皇家军事书记官

在楔形文字文献中，皇家军事书记官有两种称呼，一种为DUMU。é。DUB。BA，另一种为DUB。SAR。在多数情况下，DUMU。é。DUB。BA用于军事场合，DUB。SAR用于非军事场合，但这样的区分并不严格。根据来自西帕尔城的文献资料，DUMU。E。DUB。BA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汉谟拉比统治的第35年，三位军事书记官在一宗财产转让活动中担任最终的证人。有一些军事书记官反复出现在文献中，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们工作职责的信息。例如，伊比伊拉布拉特（Ibbi-Ilabrat）担任军事书记官35年，舒姆里斯（?umu-lisi）担任军事书记官6年，沙鲁茹姆（?allurum）担任军事书记官2年。

图6。3亚述浮雕：描绘军事书记官在记录被砍去头颅的敌人的数量。约公元前700—前692年。出自尼尼微

军事书记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及时记录里都士兵等的变化情况，对减员和增补情况进行登记，以保证军队士兵数量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战斗中，军事书记官还负责清查和记录缴获敌人战利品的数量、消灭敌人的数量以及俘获战俘的数量，并把所有这一切都登记造册。

在非战争的和平状态下或在战场之外，军事书记官还和武官队长一道共同负责管理从事公共工程建设的工人，为他们保管和分发配额的生活必需品。军事书记官还像其他军事官员一样，在军人与军外人员进行财产交易过程中充当主要证人，虽然他们也可能在其他普通公民之间的财产交易中充当证人。

在文献中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部队书记官”（DUB。SARERíN）的人，他们有可能是来自巴比伦的军事书记官。例如，在一个盗牛案件（TCL1164）中，一名部队书记官伊丁马尔都克（Iddin-Marduk）获得了赔偿的判决。在这个案件中，虽然其他当事人都来自西帕尔城，但主审官却是巴比伦的高级军事行政官，据此判断这名原告部队书记官是来自巴比伦的军事书记官。在另一份文献材料（CT4555）中，一名部队书记官负责把大麦运送到西帕尔-雅赫路鲁姆（Sippar-Jahrurum）城的粮仓，这些大麦是属于王宫守卫官（GALUKKIN。NAERíNKAé。GAL）的，他有可能是承担护送或押运任务。

（四）占卜官

占卜活动在古代君王们所参与的战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占卜官也因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同样如此。占卜官不仅决定着是否应该发动战争，还在战争进行中决定着是继续战斗还是选择媾和的战略决策。占卜官通常还要随军出征，他们不仅负责提供占卜仪式所用的牺牲，更重要的是还要获取占卜物和解释预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习俗中，羊是最常见的占卜动物，偶尔也会用到鸟。占卜官似乎还负责为在战争中牺牲的亚述军官和士兵举办葬礼，虽然并没有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留存下来。

亚述帝国的占卜官由于享有预兆解释权，在鼓舞军队士气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在军队陷于被动不利的局面时，占卜官往往为军队提供吉利的预兆，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摆脱困境。亚述国王埃塞尔哈东在其父王辛那赫里布遇刺身亡之时，意欲率军镇压弑君者的军队，来自众神的一封信给予了埃塞尔哈东以支持，表明神站在埃塞尔哈东一边，从而大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使叛军士兵纷纷弃弑君者而去，有效地瓦解了叛军，造成了叛军的分崩离析。在亚述巴尼拔镇压其兄弟、巴比伦王的反叛战争中，占卜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占卜官提供的一份预兆是这样的：“在月神（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对于那些谋划反对亚述巴尼拔，犯有反叛罪之人，我将让他们邪恶地死去。让他们死于闪闪发光的铁剑之下，死于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死于饥饿和瘟疫。我将终结他们的性命。’”[21]在另一次行军过程中，亚述巴尼拔的军队面对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产生了畏惧的情绪，这一次又是占卜官立了功。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军队来到了伊戴德河（Idide），波涛汹涌。他们产生了恐惧心理，不敢渡河。居住在埃尔比尔的伊什塔尔女神在夜间为我的军队而显圣。她这样告诉他们：“我自己将走在亚述巴尼拔的前面，他是我用双手创造的亚述王。”我的军队在伊什塔尔女神显圣的保佑下，恢复了信心，安全地渡过了伊戴德河。[22]

占卜官通常也出自豪门，拥有巨额的地产和房产，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除了从事占卜活动外，他甚至还参与给军人分发大麦的工作。在涉及军人甚至上至将军的财产转让交易活动中，占卜官可以充当重要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