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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译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发展中的作用（第2页）

在这段译文中，既有以汉语文言来生硬翻译外语的地方，如让爱尔兰女子红莲自称“妾”；也有大量的外来新名词，如“计画”、“联邦”、“工业”、“贸易”、“自由”、“出版”之类，均为日本新名词，可谓触目皆是。这种语言已经很接近现代白话文了。

施蛰存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所写的导言中说：

外国文学的白话文译本，愈出愈多，译手也日渐在扩大，据以译述的原本有各种不同的语文，在潜移默化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白话文。它没有译者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迹象。译手虽然各有自己的语文风格，但从总体来看，它已不是传统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它有时代性，有统一性。当时的文艺创作家，即我们新文学史上所轻蔑的“鸳鸯蝴蝶派”，他们所使用的，就是这一种白话文。……这一种白话文体的转变，是悄悄进行的，我们在最近，看了不少译本和创作小说及杂文，才开始有所感觉。是不是可以说：早期的外国文学译本，对当时创作界的文学语言也起过显著的影响呢？[31]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翻译家受外国文学影响，创作家受翻译文学影响；换言之，外文影响译文，译文又影响中文写作。白话文既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外语影响的结果。假如没有外语的影响，我们的白话文可能永远就是古代的白话——没有新名词，没有外来语法。而现代汉语就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翻译文学全用白话作为翻译语言，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取代了文言，那是在五四新文学取得了胜利之后。这当然要归功于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文学革命派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不妥协态度。而随着白话文地位的确立，翻译语言也完全采用白话了。但是，现代白话文毕竟还很不成熟，它的实用价值得到确认，但它本身的审美价值却是一个疑问。而对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中的白话文来说，更加关键的是其审美价值问题，也就是说，白话文不仅要能用，而且要有严谨的句法结构，丰富的词汇，充分的美感，丰富的表现力。倘若做不到这些，就不能因为白话文在翻译和创作中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匆忙宣布白话文的彻底胜利。在这一点上，翻译家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地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中探索现代汉语的发展和完善的途径。

较早指出白话文缺陷的，是白话文的提倡者之一傅斯年。他说：

现在我们使用白话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的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我们不特觉得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并且觉着它异常的贫……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32]

既然白话文如此不能承担起文学创造的功能，该如何完善它呢，傅斯年开出的药方是：“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of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也就是主张以“全盘西化”来改造白话文，以西洋语言来改造白话文。

现在看来，主张“欧化的国语”似乎有点激进，但五四时期这是一种主流意见。郑振铎也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发出过相类似的感慨：“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有许多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文体的程式所拘，不能尽量的精微的达出。不惟文言文如此，就是语体文也是如此。所以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我极赞成语体的欧化”。[33]《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更是主张“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34]。鲁迅与瞿秋白在1931年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也指出：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35]

面对白话语言的不精密，改革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引进外来的语言营养。鲁迅认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虽不主张全面欧化，但他肯定翻译文学是改造白话语言的重要一途，“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36]

瞿秋白在与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中，这样写道：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的“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语”。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37]

瞿秋白也把翻译看成是改造白话文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但却不能够接受鲁迅所说的以“不顺”的直译语言输入新的词汇和句法，“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38]他主张向大众口头语吸收营养的观点，反对“五四式新文言”，不赞成彻底的欧化。

后来的翻译家从语言的审美表现力的角度，在中外语言的对比中，指出了白话文的不足。例如，翻译家傅雷在1951年致林以亮的一封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比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绞。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39]

傅雷所说并非过言，其本义是在中外语言文学的比照中认识到现代汉语需要完善。而翻译家确有一种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他们可以在中外文翻译的字斟句酌中，在中外文的对比中，看出中文的缺陷和不足，并在翻译实践中切实地吸收着外文的营养，一点一点地改造着、提高着现代汉语，而文学翻译家在这当中的贡献最大。他们不仅仅满足于语言的通顺达意，而且注意着语言的修辞、语气中的蕴含和韵味，句法组织的细腻巧妙、词汇运用的微妙多姿，表现方式的丰富多样。因此，现代白话文的改革，首先不是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而是表现在翻译家的译文中。鲁迅的译文更多地表现出探索与革新的努力，而他的同期的创作则更多地考虑语言与时代不至出现断裂，就是一个例证。而现代汉语的真正成熟，也是首先是表现在翻译家的译文中。现代白话文的基本成熟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优秀的译作标志着翻译文学中现代汉语正在走向成熟，如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冰心翻译的纪伯伦的《先知》，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等。从译文语言上看，这些译作直到现在仍不失其地道和纯正，在句法的严谨、修辞的丰富、特别是在处理复杂句式方面，比起同时期的作家创作，则似乎更胜一筹。这种现象在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史上是普遍存在的。

但翻译文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也有负面的作用。那就是过度洋化、西化，出现了为人所诟病的“翻译体”和“翻译腔”。这种负面的东西在现代汉语趋于成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迁就的。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已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是不可能的。”[40]现代白话文在基本成熟后，欧化的幅度和速度必须节制，那些被实践证明应该被“踢开”的欧化成分就应该踢开，否则，现代汉语的纯正性将受到破坏。然而这种无节制地欧化现象，直到近些年来，不仅在一些译文中，更在一些创作中，乃至学术性文章中，并不少见。余光中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繁硬文体”、“恶性西化”，认为当年“鲁迅、傅斯年等鼓吹中文西化，一大原因是当时的白话文尚未成熟，表达的能力尚颇有限，似应多乞外援。六十年后，白话文去芜存菁，不但锻炼了口语，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新文体。今日的白话文已经相当成熟，不但不可再加西化，而且应该回过头来检讨六十年间西化之得失，对‘恶性西化’的各种病态，犹应注意革除。”[41]这些看法是中肯的，值得引以为戒的。

[1]《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299～3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译林〉叙》，载《译林》，1901（1）。

[3]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

[5]鲁迅：《关于翻译》，载《现代》第3卷第5期，1933。

[6]郁达夫：《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见《郁达夫文集》第6卷，14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7]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翻译事业之先例》，载《改造》，第3卷第11期，1921。

[8]郭沫若：《〈论诗三札〉之余》，载《民铎杂志》，第2卷第5期，1921。

[9]郑振铎：《处女与媒婆》，载《文学旬刊》，1921年6月10日。

[10]郑振铎：《介绍与创作》，载《文学旬刊》第29期，1922年2月21日。

[11]郑振铎：《翻译与创作》，载《文学旬刊》，第78期，1923年7月2日。

[12]茅盾：《媒婆与处女》，载《文学》，第2卷第3期，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