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伍蠡甫:《伍光建的翻译——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4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罗新璋:《钱钟书的译艺谈》,载《中国翻译》,1990(6)。
[12]傅国强:《对“信、达、雅”说的再思考》,载《科技翻译论文集萃》,88页,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3]朱光潜:《谈翻译》,载《华声》,第1卷4期,1944。
[14]唐人:《翻译是艺术》,载《翻译通报》,第1卷第4期,1950。
[15]瞿秋白:《再论翻译——答鲁迅》,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32。
[16]赵元任:《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罗新璋编:《翻译论集》,7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7]郭沫若:《关于翻译的标准》,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5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8]沈苏儒:《论信达雅》,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9]杨绛:《失败的经验》,见金圣华、黄国彬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0]金隄:《等效翻译探索》,162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1]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6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2]刘重德:《翻译原则再议》,载《外国语》,1993(3)。
[23]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11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4]常谢枫:《是“信”还是“信达雅”》,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4)。
[25]彭启良:《翻译与比较》,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6]常乃慰:《译文的风格》,载《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
[27]范守义:《评翻译界五十年——1894~1948的争论》,载《中国翻译》,1986(1)。
[28]刘重德:《试论翻译的原则》,载《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1)。
[29]许渊冲:《译学要敢为天下先》,载《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0]纪太平:《译事三求——谈翻译行为的“求是、求真、求创意”三原则》,见《翻译与文化》,32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31]刘期家:《论“信达雅”的历史发展轨迹》,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2)。
[32]王佐良:《新时期的翻译观》,载《中国释译》,1987(5)。
[33]冯志杰:《汉英科技翻译指要》,35~36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