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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15（第2页）

第六是“翻译文学”概念的定着及其翻译文学中国文学属性论。把“翻译文学”作为一种介于“本土文学”“外国文学”之间的独特的文学类型，并把它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特殊组成部分，是一件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件。它的理论论争的结果，不仅为翻译文学定性与定位，而且，颠覆、更新了人们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传统认知。“翻译文学”融入“中国文学”，使翻译家和译作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带来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课程内容的变革。在这个问题上，施蛰存、贾植芳、方平，特别是谢天振等先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是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体系建构论与方法论。这是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方式，马祖毅先生最早写出了综合性的中国翻译简史，谭载喜最早写出了《西方翻译简史》，陈玉刚、刘献彪等先生最早写出了中国翻译文学史，王克非在《翻译文化史论》中较早提出了“翻译文化史”的概念，王向远写出了最早的一部国别文学（日本文学）翻译史、最早的东方区域文学翻译史及中国文学翻译论争史，提出并阐明了翻译文学史的六大要素等方法论。季压西、陈伟民的长达150万字的三卷本《语言障碍与晚清现代化进程》，从“语言障碍”这一概念切入近代翻译文化史，等等。更多的是那些关于翻译史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在产生了大量系统丰富的新知识的同时，这些作者都提出了或在著作中体现了自己的翻译史写作的思想方法，都是值得翻译思想史加以总结、阐发和提炼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翻译研究中“文化翻译”“译介学”形态在繁荣发展了二十多年后，也出现了选题重复、理论想象力贫弱、创新点缺乏、对某些观点与主张阐释过度、走向偏颇等现象和问题。鉴于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了“译文学”这一概念及新的研究范式。“译文学”的建构前提，是把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划分为“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认为一般的“翻译学”是语言学中心论和忠实中心论，“直译意译”二元的方法论；“译介学”是媒介中心论、文化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异化归化”二元的翻译方法论和译本评价论，而“译文学”作为“译文之学”，即以研究译文为中心的学问，则是“译本中心论”“文学中心论”“译本批评中心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种叛逆论，“迻译释译创译”三位一体的翻译方法论与译本评价论，并主张以“迻译释译创译”的三元论来取代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元论。以“归化洋化融化”的正反合论，来取代“归化异化”的二元对立的文化风格与翻译策略论。还提出了“翻译度”“译文老化”等概念，提出把“翻译语”的研究作为“译文学”研究的最小单元。“译文学”的研究模式与批评模式，可以与“译介学”互为补充，也是超传统翻译学，开拓并深化今后的中国翻译研究的一大模式与方向。从“译文学”产生的思想，是从翻译研究的核心与本体——译文——产生出来的，因此，它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的思想”，而不是“文化研究的思想”“比较文化的思想”或“比较文学的思想”。

综观最近二三十年的“翻译的思想”，其最大特点是具有超学科、跨文化的生产特征。与前两个阶段的最大不同，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在表达方式上，超越了以翻译家为主体的翻译经验谈、感想与随笔的表达形式，而主要使用学术论文、学术论著的方式加以系统地阐述。

第二，“翻译”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翻译已经在体制上被学科化。参与翻译学科建构的，大都是翻译家、理论家与学者三位一体的专业人士。

第三，在论题和话题上，由上一个时期的“如何译”，而转向了“译得如何”“何以如此译”这两个基本问题，“译得如何”是作语言学与文艺美学的审美判断，“何以译”“何以如此译”则是作历史文化学的全面观照，是做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价值判断。

第四，在翻译学科化的同时，也出现了超学科研究的倾向，翻译问题已经不再是“翻译”圈子内的话题，而成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学术文化、文艺理论、美学等领域的共同话题。

第五，由于不同的思想主张与学术范式的形成，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翻译思想中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倾向和萌芽，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预示了广阔的前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只有不同流派的自然形成与流派之间的相互切磋与论争，才能促使思想火花的绽放，有利于思想成果的形成。

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看，我们在翻译思想的产出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说中国古代翻译的千年历史，近代翻译的百年历史，现在到了最终加以整理、清算、鉴别、阐发和提炼的时期；所谓“地利”，是说我们中国具有跨越中印、中西文字，即跨越汉语的象形表意文字与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两大文字系统的最悠久、最丰厚的翻译历史，是西方各国、东方的印度等国所难以比拟的，要论翻译思想的产出条件，则舍中国而无他国；所谓“人和”，是指我们中国近年来已经形成了或许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从事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队伍，而且许多是翻译家与理论家兼于一身，学科意识极强，最近这些年的翻译研究学术成果的产出量，估计也应该是世界第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条件发挥中国思想者的主体性的自觉，强化思想生产与思想创新的意识，超越传统的语言学层面的翻译论，寻求跨学科的综合视角，从而促使翻译思想的不断产生。

[1]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4）。

[2]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2）。

[3]本文是“首届翻译史高层论坛”（成都）的主题发言，原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3-10-17。原题《应该有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

[4]本文原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6）；《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12（5）转载。是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收入《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时改题为《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的“绪论”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5]本文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4（4）。

[6]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谢天振：《译介学》（增订版），20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王向远：《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4）。

[10]王向远：《应该有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3-10-17。

[11]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对“语言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请参见王向远：《从“外国文学史”到“中国翻译文学史”》，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2）。

[1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3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4]“溶化”，亦可作“融化”，是笔者在《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初步提出的一个概念，作为翻译界常用的“异化”、“归化”正与反概念之后的“合”的概念。

[15]本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6）。

[16]陈福康：《中国译学史》，433～434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7]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第二版），3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8]谢天振：《海上译谭》，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