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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叶赛宁 最后一位乡村诗人02（第2页）

尤其是其中的“多想让我那炽热的身体，去紧贴白桦**的胸脯”和“多想在柳树的枝叉上，也嫁接上我的两只手臂”，更是体现了人与物互渗且几乎已浑然一体的绝妙境界，这在西方文学中是极其罕见的。

象征派的“应和论”、通感手法也往往造成不同类型间奇特的联想，意象派更是强调营造一系列奇特的意象。戈罗杰茨基曾指出，叶赛宁在成熟时期“需要意象派的生活超过马雅可夫斯基对黄色毛衣的需要。这是他摆脱挎着手风琴的庄稼汉，以及身穿坎肩的牧童形象的办法”。受上述观念的综合影响，叶诗中复杂的形象性表现为新奇的意象、怪诞的联想、丰富的象征。

叶诗中新奇的意象俯拾即是，如“阳光是一只活泼的小兔儿，在爷爷棕红的胡须里游戏”（《老爷爷》），“天空像母牛刚刚产仔，舔着可爱的红色的小牛”（《狂风啊，你没有白白地吹刮》），“接吻是红蔷薇在颤动，花瓣溶化在唇边”（《我今天去问金币商》）。

叶赛宁也常在诗中展开怪诞的联想，思维跳跃于不同类型的事物之间，如“月光爪子，请你们用个桶，把我的忧伤淘上天去”（《风啊，风啊，带雪的风……》），“香辣味的绿痕”（《稠李树》），“天穹像一只**，繁星是**满天。上帝的名字怀胎了，在母羊腹中繁衍”（《乌云仿佛在产驹……》），“上帝啊，上帝，这深邃的天空就是你蔚蓝无际的肚腹。金色的太阳好像是肚脐”（《上帝啊，上帝，这深邃的天空……》），“天上的曙光像把老虎钳，像从黑暗的大嘴拔牙，把星星一颗一颗摘下”，“奥伦堡的霞光像匹红毛骆驼，往我嘴里倒进黎明的白乳。黑暗中我把凹凸不平的冰凉**，当块面包往衰竭的眼皮贴得紧紧”（《普加乔夫》）。

应该指出，叶诗中这种新奇的意象、怪诞的联想不只得益于意象派、象征派，民间文学（也属原始思维）也起了重大作用。叶赛宁在《玛丽亚的钥匙》一文中认为，俄罗斯文艺最主要而且是自古形成的一个特征，就是人民借以认识周围现实中的各种现象的形象性，而《伊戈尔远征记》是体现这一特征的经典作品，他对这部作品的形象体系赞叹不已，自称:“我的意象主义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苏联有学者指出:“叶赛宁的形象体系植根于民间形象创造。他的很多诗歌形象来源于谚语、俗语和谜语。叶赛宁很喜爱这些东西，有时直接借用，有时对之进行复杂的诗艺加工。例如有一个关于太阳的民间谜语:‘一只白猫，钻进小窗。’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直接采用了这一太阳的形象标志:‘现在的太阳像白猫……’同时，他还用这种比拟创造了一种独具匠心的形象，来描写晚霞的情景:‘在静静的时辰，晚霞来到了房顶，像幼小的猫咪，用前爪洗着嘴唇。’顺便说明一点，这是诗人早期作品中的例子，当时根本还不存在任何意象派。”

由于吸收民间文学、象征派等之长，又往往通过自然物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叶诗中的自然物象往往成为心灵与情绪的对应物，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例如，他从“树是生命的象征”的文化传统出发，把枫树用作燃烧着的生命的象征，把白桦用作充满生机的生命的象征，把白杨用作坎坷的生命的象征。叶诗中的象征丰富多彩，但最为人称道的是色彩的象征。如蓝色常用作宁静、温柔、美丽、幸福的象征，红色是美好、珍贵、崇高、革命的象征，黑色则是不祥、沮丧的象征。诗人在运用色彩象征时常常结合运用联想、比喻而展开，如他从初春的晨曦里看到“玫瑰色的骏马”在振蹄奔腾，从微风下浓密的树叶中看到“绿色的火苗”在闪烁跳跃，在水天一色的湖面上，看到晚霞像“红色的天鹅”在浮游流连……

三、独特的情感性。费尔巴哈指出，原始人“把一个自然对象在他身上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对象本身的性态”，这样，他们往往是感受与理解混一，进而导致主客混一。由此，原始思维不仅本身充满了情绪和情感，而且把世界也想象成富有情绪和情感的对象，并往往把情感和对象结合在一起，自然景象引**感，情感包孕在自然景象之中。现代文艺特别是象征派诗歌，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应和”，强调通过客观对应物来表达内心的情绪。叶赛宁综合这二者，形成了其诗歌独特的情感性的一个重要特点——自然景象与情感的紧密结合，总是通过自然物象来抒发自己的缕缕情思。

叶赛宁不像普希金那样直抒胸臆，飞流直下，也不像莱蒙托夫那样进行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正如艾青指出的那样，他的诗总“是和大自然联系起来的;是和土地、庄稼、树林、草地结合起来的。他的诗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气息。他的诗，和周围的景色联系得那么紧密、真切、动人，具有奇异的魅力，以致达到难于磨灭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时间再久，也还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如著名组诗《波斯抒情》，一方面极力歌颂波斯美女，另一方面又深深思念故乡，诗人巧妙地让波斯美女和美丽故乡的意象相互叠加与复合，将浓烈的思乡之情注入丰美的自然意象、美女意象，从而让真情与东方韵味、俄罗斯田野融合起来，回肠**气，感人肺腑。

由于自然物象与情感紧密结合，诗人不仅能触景生情，借景抒情，而且能移情入景，景随情变，收到类似杜甫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艺术效果。如诗人心境愉快时，白桦是美的化身:“毛茸茸的枝头雪绣的花边潇洒，串串花穗齐绽，洁白的流苏如画”（《白桦》），甚至变成秀丽可爱、穿着白色裙子、垂着绿色发辫的少女:“绿茸茸的秀发，少女般的胸脯，啊，苗条的小白桦，你为何对池塘凝眸?”（《绿茸茸的秀发……》）;而当诗人情绪恶劣时，则是“林间的白桦穿着孝痛哭”（《白雪的原野，苍白的月亮……》）。月亮也是如此，当他欢欣时，“月亮浮在水里，像一只金色的青蛙”;当他苦闷时，“月亮像一只昏黄的乌鸦，在大地上空盘旋、回翔”。白雪也不例外，在快乐的早期，它是纯洁、欢乐和美的化身，“有如丝绸地毯，把整个院子都铺满”，甚至怒放如潮的稠李花飞也似白雪飘舞;到晚期，诗人消沉、悲观，白雪也变成了尸衣:“白雪的原野，苍白的月亮，家乡覆盖着白布的尸衣。”

体现原始思维的民间文学的一大特点是以高度的音乐性来传达强烈的情感，往往运用反复、回环等多种手法，把内心的思绪一唱三叹地传达出来，象征派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高度的音乐性，二者的综合影响使叶诗形成了独特的情感性的又一特点——抒情的音乐性。早期的诗，如《头戴野菊编的花冠……》《过去的一切无法挽回》《拉起来，手风琴，绛红的风箱……》等，主要体现了民间歌谣的音乐性特点——叙述句式、传统诗节、简单而准确的韵脚、反复、回环的手法。受象征派影响后，叶诗开始大量使用命令式的语调，采用三音节诗格的变体，写自由诗，以元音谐韵，或多层次用韵，采用谈说的手法，爱好随意落笔、夸张。进而，把民谣与现代特点融合起来，形成成熟的、特有的抒情的音乐性。它融奇特的意象、浓烈的情感、多层次用韵及民歌的技巧于一炉，以一种“甜蜜的怨诉”的调子，渗透、摇曳读者的心灵，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对此，不少论者已有精辟论述（如马克·斯洛宁曾谈到，叶诗利用农民歌谣中的韵律、字眼与意象，具有一种民族性甚至于地方性的强烈色彩），兹不赘述。

几十年来，对于叶诗风格的成因，国内外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完全得益于俄罗斯民间文学和文化传统，一种认为深受象征派、意象派的影响。从叶诗发展的实际来看，早期受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熏陶，是不争的事实，到彼得格勒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受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较多，到1922—1925年，叶赛宁强调简练和明朗，把中期已开始的融原始思维和现代观念与一炉的工作完成了，返璞归真，注重诗歌构思的明朗性、形象的生活性、技巧的朴实的现代性，使诗歌具有完整性乃至完美性，像水晶般透明。唯其如此，诗人在创作中不怕显得像个旧式的人，大量运用传统的韵律，古老的铿锵的诗韵，最简单的韵脚方式，方言古语，最生活化的细节，也不怕显得新潮，让怪诞得出奇的联想、多层次用韵、出人意料的意象、丰富的象征在笔下自由流畅地涌现。

由于叶赛宁把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因此，在他的诗里，既有现实主义入微的观察、精细的摹写，也有浪漫主义非凡的想象、大胆的比喻，还有印象主义飘忽的印象、朦胧的光影，意象主义新鲜的意象、诡奇的联想，象征主义深刻的象征、多层的含义，甚至还时而闪现神秘主义的幻影。可以说，叶赛宁已预示了此后世界文学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的方向。在他笔下，一切是那样平凡得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又是那样新奇得出人意料，获得了奇妙的生命力:“木房老太太用门槛的牙床，咀嚼香甜面包心——寂静”（《大路把红色的黄昏怀想……》），“山坡伸开自己的手指，去拽天庭裂缝的圈环”（《在天空的蓝色盘子上》），“一团团乌云，扯碎在阳光的犁头”（《再见吧，家乡的密林》），“太阳，宛如一只家猫，把线球拽到自己身旁”（《乐土》），“星光像解开的腰带，在一股股泡沫中飘**”（《夜很黑，睡不着……》），“像只蓝色的天鹅，黑暗又从林中游出”（《山楂果又已红熟》）……由于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的融合，叶赛宁既是民族的诗人，更是世界的诗人。俄国当代学者马姆列耶夫指出:“叶赛宁仅在一个层面上是乡村诗人，而在更深的层面上，他是全俄罗斯的诗人，民族—宇宙诗人……乡村，这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宇宙在后工业时代可能消亡，但叶赛宁的乡村象征意义的影响却不会消失，因为它与俄罗斯心灵最原始层面的现实有着直接的联系。”[2]

叶赛宁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感，曾创作过《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一诗: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我歌唱简朴的木桥，用白桦叶神香袅袅的清芬，我伫立着做告别的祈祷。用肉体的蜡燃起的烛灯，即将燃尽金晃晃的火焰，而月亮这木制的时钟，也将嘶哑地报出我的十二点。很快钢铁的客人将到来，出现在这蓝色田野的小路上。红霞尽染的茫茫燕麦，将被黑色的掌窝一扫而光。没有生命的、异类的手掌啊，有了你们，我的歌就难以存活!只有这一匹匹麦穗马，还会因思念老主人而难过。风儿将摆出追荐舞蹈的阵容，并吞噬麦穗马的声声嘶喊。很快，很快，木质的时钟就将嘶哑地报出我的十二点。（曾思艺译）

这首诗从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表现了城市的工业文明对农村美好大自然的扼杀。全诗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二节，以哀婉的笔调抒写大自然的末日即将来临。开篇即点明“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在“我”的诗歌中，“木桥”虽然简朴，毕竟是自然之物（潜台词是:只怕以后连“木桥”也不会有了）。但现在，“我”不得不参加“白桦”神香般香烟袅袅的告别的祈祷。“告别的祈祷”以及即将燃尽的金晃晃的火焰，表示农村大自然的末日已来临，交代“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的原因。接着，以月亮这木制的时钟“将嘶哑地报出我的十二点”，说明“我”及“我”的诗最终的时辰也将来到（午夜十二点表明该天结束，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含蓄深沉地声明“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节，交代大自然末日将临的原因，是钢铁的客人即将到来。在天蓝色的田间小路上，钢铁的客人（即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机器）就要经过，它那粗大笨重、毫无生气的黑色铁腕将收割那映满黎明时绚丽朝霞的麦穗（毫无生气的非自然之物与充满诗意与活力的自然之物的对比）。而且，这陌生冷漠、毫无感觉、没有生命的巨掌，必将扼杀“我”美妙的诗歌。只有那些像奔腾的马群一样跃起层层麦浪的麦穗，会怀念它们昔日的主人。但这只是徒然，舞着丧舞的风儿会淹没它们悲怆的嘶声，月亮的木钟即将报道午夜的来临。

本诗的特点有二。一是笔触温柔，情调哀婉。诗人本来是在为即将被工业文明所扼杀的大自然作最后的“告别的祈祷”，而大自然可以说是诗人的生命及其诗歌之根，但他并未大放悲声，也未激烈怒骂工业文明，只是以温柔的笔触，描绘一幅午夜将临，钢铁的客人即将到来，“我”和白桦、月亮一起在举行“告别的祈祷”的悲凉图景，含蓄哀婉地表达了“人与自然”永恒的和谐即将惨遭破坏，生命活力与诗意将**然无存的悲痛情绪。二是意象奇特，联想怪诞。全诗充满了奇特的意象和怪诞的联想，如“白桦叶神香袅袅的清芬”，把白桦摇曳的叶片想象成香火袅袅的烟云，进而把整个白桦想象成挥动着的香炉，奇特而新颖;又如月亮是“木制的时钟”，把月亮想象成一座木制的钟，进而又把它拟人化，不说它敲打出午夜的十二时，而说它将报出我的十二点，联想怪诞，但却相当生动有力地写出月亮这大自然的美好象征，而今也举步维艰，苟延残喘，徒自黯然神伤与悲痛不已;由大片麦穗**起的麦浪想到奔腾的马群，进而合成“麦穗马”也是如此。这种奇特的意象，怪诞的联想，使全诗充满一种陌生化的艺术魅力——化熟视无睹的东西为令人兴奋的新鲜。

叶赛宁曾在《花朵深深地垂着头……》一诗中这样写到自己和自己的诗:“或许她还会想起我，就像想起那不重开的花朵。”泰勒指出，原始人的生命“好像是理解整个大自然的一把钥匙”。体现了原始思维特点、反映了“原始生活”的叶诗，不仅是理解整个大自然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一朵永不重开的花朵!因为随着科技文明、城市文明的高速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自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贴近自然的生活即将被破坏殆尽，像叶赛宁这种“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高尔基语），这样充满人性光辉、通过原始与现代的融合来讴歌大自然的美，哲理性地探索生命奥秘的诗人，只能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他的诗只能是一朵永不重开的花朵!这些永不重开的花朵，带着它们那美妙的芬芳、鲜丽的色泽、动人的姿影、浓郁的泥土气息，将永远铭刻在世世代代人们的记忆之中，时间越久，越是弥足珍贵，让人们惊喜、赞叹、惋惜、哀伤!

值得一提的是，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不仅使叶诗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一种格外动人心魂的艺术感染力，赢得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千千万万的读者，而且也使其诗新旧交织、好坏混杂，甚至把俄罗斯的一些落后的东西大加美化。由于叶赛宁既有原始思维，又具现代观念，他注定是一个矛盾的人，性格分裂的人，必然具有悲剧的命运。原始思维赋予他自然的人性，使他迷恋乡村，迷恋大自然，迷恋原始纯朴的生活，向往庄稼汉的天堂，而现代观念尤其是现代文明又使他陶醉于城市的文化艺术、灯红酒绿、美女妖姬，试图摆脱原始的一切。于是，自然与文明、新与旧、生与死的经常性斗争，再加上爱与失恋、不公正的待遇等，搞得他痛苦不堪，精神迷茫……最后竟英年早逝，只留下这带着泥土芬芳、渗透现代观念的诗歌，让后人一代代地去欣赏、品味、评说……

参考文献

[美]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项龙、王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下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苗启明:《原始思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叶赛宁诗选》，顾蕴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茹香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叶赛宁抒情诗选》，顾蕴璞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叶赛宁与当代》，莫斯科，1975。

岳凤麟、顾蕴璞编:《叶赛宁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王守仁:《天国之门——叶赛宁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吴泽霖:《叶赛宁评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1]吴泽霖:《叶赛宁评传》，1~14页对这三方面的情形均有较为生动细致的描写。

[2]参见曾思艺:《原始思维与现代观念的融合——叶赛宁诗歌风格探源》，载《湘潭大学学报》，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