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三 庄子英译及英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1页）

第三节《庄子》英译及英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一、《庄子》英译本的历史回顾

迄今为止，《庄子》英译本已出版24种，其中全译本10种，内七篇译本为5种，其余均为选译本。译本中有独立的译本15种，合集9种。合集中的译文主要是国外学者在介绍中国哲学经典的著作中选译的《庄子》部分篇目，及介绍道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而摘译的《庄子》段落。译本的体例主要是散文体，2种为诗体。[1]本研究现就较有影响的英译本作以回顾：

（一）英国学者译本

1．巴尔福译本（1881年）

1870年，英国人巴尔福（FrederiryBalfour，1846—1909）来华经营丝茶，后来弃商从文，先后担任过《通闻西报》、《华洋通闻》主笔。1879—1881年间，他在《中国评论》[2]（TheaRevieworNotesaheFarEast）第八、九、十期上发表了英译《太上感应篇》、《清静经》、《阴符经》等道教经典。1881年，巴尔福翻译了《南华真经，庄子著作，道家的哲学家》（TheDivineClassi-Hua：BeingtheWorksofgTsze，TaoistPhilosopher）一书。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对《庄子》英译本研究的学者均未见过巴尔福的英译原本，[3]因此对该译本的描述尚未见到，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到该书的原本。这本书包括附记、注释说明、译文三个部分。附记介绍原文的历史背景，用注释说明部分对“道”、“无为”、“造化”等主要哲学术语在文中的含义和翻译作出解释。巴尔福称庄子为“形而上学者、讽刺作家、寓言家、喜欢使用矛盾说法的人”。[4]《庄子》内篇、外篇、杂篇在译文中被划分为六卷：第一卷（1－3章）、第二卷（4－7章）、第三卷（8－14章）、第四卷（15－22章）、第五卷（23－26章）、第六卷（27－33章）。正文中注释穿插于段落间，解释中文人名、地名、典故等，但由于译本缺乏相应的参考资料说明，其翻译依据不明。译文对增补的主语、状语等成分以括号标示，句子显得冗长烦琐。译文对原文寓言的翻译尚能达意，但对原文议论处的翻译流于字典解释的堆砌，可以看出译者对每篇的主旨缺乏认识，译文可读性较差。[5]尽管如此，巴尔福无疑具有首译之功，其向西方介绍中国道家思想的贡献不可磨灭。

2．翟理斯译本（1889年）

1867年，翟理斯（HerbertA。Giles，1845—1935）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来到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在华的25年间，他翻译了《三字经》、《聊斋志异》等中国经典。188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英文全译本《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者》（gTzu：Mystic，Moralist，andSoer）。1926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他的英译本《庄子》的修订本，书名更改为《庄子：道教哲学家与神秘主义者》（gTzu：TaoistPhilosopheraic）。原文《庄子》这个题目既可以指庄子其人也可指以人名命名的语录集，翟理斯的标题翻译侧重于对庄子其人的定义上。对于译作书名的改变缘由，在书中的序言中并未发现翟理斯的相关说明，不过分析一下原来的标题，“mystic”的定位可能源于《庄子》中一些玄妙体验的描述，“moralist”的定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庄子并未正面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寓言来达到说理目的，“soer”的定位也与庄子出世的思想有偏离。总的看来，1889年译本的标题带有西方价值评判的倾向，而后来的标题则更符合庄子在其本土文化中的定位。

翟理斯译本包括序言、庄子哲学的注释以及内、外、杂篇共33章的翻译。每一章译文开始前冠以起导读作用的关键词，译文中间穿插译者对篇中地名、人名的解释及段落要旨的理解，并多处引用柏拉图、爱默生、布朗宁等人的名言与原文互相阐发。翟理斯尽量用英文的“对等词”来翻译《庄子》，以西方文化的意象置换中国文化的意象。他的译文多采用意译的方法，译文较自由。

翟理斯以后的许多译者都参照了他的译文，比如林语堂。林语堂的英译文本来沿用翟理斯的译本，但他很快发现“翟理斯的译本在即便容易确切表意的地方，翻译也过于自由。油腔滑调的、口语化的风格是文本的缺陷。结果是几乎无一处不改动，不得不自己翻译”。[6]尽管如此，林语堂译本基本上保留了翟译，认为“他翻译好的地方，我不必一定求异”。[7]其中比较明显的改动是林语堂译本保存了汉语的文化意象，因为他译书的目的是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

《庄子》的其他英译者对翟理斯的译本也有评价。华兹生认为翟理斯“翻译方法非常自由，不停地以其维多利亚式的陈词滥调代替原文优美复杂的语言。尽管他翻译的腔调过于‘文’（literary），但总体来讲，他还是把握了原文的意思”。[8]据葛瑞汉讲翟理斯的译本最早发表于1889年，在文学史边缘占有一席之地，对英美的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与亨利·米勒（HenryMiller）有一定影响。[9]

3．理雅各译本（1891年）

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是来华的传教士。他在大学求学期间，被当时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吸引，志愿当传教士，投考希伯利神学院。他接受了两年的神学训练，向伦敦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派往中国传教，获得批准。1840年，理雅各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校长。[10]1843年，英华书院迁到香港，理雅各仍担任校长，并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典籍。

理雅各的《庄子》译文发表在《东方圣书》系列丛书中，《东方圣书》（TheSacredBooksoftheEast）共五十卷，编者是英国宗教学、语言学学者穆勒（F。MaxMuller）。该丛书是一套关于印度、中国等东方宗教典籍的翻译丛书。理雅各的《庄子》译本在第三十九卷，翻译和介绍中国道家。

理雅各的《庄子》译本比巴尔福和翟理斯的译本在学术上严谨。序言中，他逐篇介绍篇名的考证，篇章题旨，甚至具体到每段的大意。他也讨论了翻译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译者本人的见解。理雅各的译本注重名物的考证，忠实于原文的句法及字面意思，但其过多的注释和冗长的句式使译文显得严肃凝重，与《庄子》烂漫活泼的文风大相径庭。从理雅各对《庄子》的解释和对庄子思想的多处质疑中可见他并未真正理解庄子的思想。

4．葛瑞汉译本（1981年）

葛瑞汉（A。C。Graham，1919—1991）出生于威尔士，早年就读牛津大学，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接受日语培训，并被派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担任日文翻译，退役后重返亚非学院学习中文。葛瑞汉建立自己在汉学界地位是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代表著作为《两位中国哲学家：程明道与程伊川》（1958年）。研究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有：《列子译注：道的经典》（1960年）、《后期墨家逻辑、伦理与科学》（1978年）、《〈庄子〉：内七篇及其他作品》（1981年）。

葛瑞汉译本与通常意义上的译本不同，它没有沿用原作的形式，以原文为样板进行模仿，而是首先把《庄子》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其进行考证辨伪，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重新调整原文的顺序，并按照其重新编排的顺序进行翻译，英译本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原作。葛瑞汉的英译本一共分为六个部分：1。序言；2。《庄子》内篇及与内篇相关段落；3。庄子学派的作品；4。原始主义者的作品；5。杨朱主义者的作品；6。折衷主义者的作品。

原作文学性的表现上，葛瑞汉译本的主要贡献是译文在排版上对散文与诗歌进行了区分。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区分：一、原文出现歌谣的段落；二、原文在表述上出现思想“跳跃”的段落。原作哲学思想上的探讨，葛瑞汉并未侧重于人生哲学的方面，而是关注于如何以庄子的思想来诠释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以西方的概念体系来诠释庄子思想，比如说他对庄子非理性的论述。葛瑞汉个人研究汉学理路一直如此，从他早期关于二程兄弟哲学的研究，到后期对先秦百家思想的研究，“理性”问题始终是他诠释中国经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框架。[11]

葛瑞汉译本侧重于学理上的探讨，英文翻译是其“汉学”研究成果的展示，译文的目标读者应该是学界同仁而并非普通读者。对待《庄子》文本的态度上，葛瑞汉始终是把自己抽离于文本，以冷静的、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翻译。他的阐释方法也并非是把庄子放置在其原有的文化土壤和语境下进行阐释，而是以现代的学术标准对古典文献进行规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逻辑论述谨严的《庄子》。

5。彭马田译本（1996年）

彭马田（MartinPalmer，1953—）现任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ARC）秘书长。他很早涉足环境保护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在香港一家孤儿院做义工的彭马田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哲学产生兴趣，后来翻译出版了很多译著，如《道德经》、《易经》、《庄子》等。他被英国王室聘为“中国文化顾问”。2007年，彭马田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文化宗教事务顾问。ARC与中国道教的官方联系开始于1993年，后与中国道教协会合作在太白山创建一个生态道观。中国道教“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事业。

1998年，彭马田和布鲁莉（ElizabethBreuilly）翻译了《庄子——新的道家经典全译本》（TheBookofgTzu：AranslationoftheClassicTaoistText）。彭马田认为他的译本旨在面对大众，与以往译本的不同之处有三点：第一，他采用了简化的拼音译名法；第二，他省略了一些晦涩的译法，因为这些名称只对可以理解中文双关意义的人有用；第三，前七章不连续的段落间以标识隔开。采取同样做法的译本是葛瑞汉译本，以三点为标记，梅维恒译本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而彭马田译本以两片叶子为标记。他认为按顺序法去读《庄子》是个错误，原文是个文集，并不是逐步深化的议论。彭马田译本中还配有中国山水画的插图，这应当与他对道家文化“道法自然”的理解和他投身的生态保护事业有关。彭马田特别在序言中感谢了北京白云观的道家学者帮助他理解《庄子》。

（二）美国学者译本

1．魏鲁男译本（1963年）

魏鲁男（JamesR。Ware，1901—1979）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位研究生，他1929年来华，三年后返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63年，魏鲁男在纽约出版了《庄子语录》（TheSayingsofgChou）。

魏鲁男把《庄子》中的否定词翻译成为肯定词，因为他希望“能把这种思想翻译成可以理解的必要的实证主义”。[12]例如：他把“无”译成“绝对的自由”（perfe），“无为”译成“绝对自由行动”（perfe-a），“真人”被翻译成（God’sMan）。虽然这种译法对英文的读者来说容易理解，但其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处理过于草率，是对道家主张的误译。魏鲁男的目标是“翻译的中国术语使得西方好奇的读者可以理解到庄子的一些想法和主张。我希望庄子能被普通读者理解，因为专家自己就可以应付得了”。[13]正因为魏鲁男的目标读者是西方的普通读者群，他的英译文比翟理斯的译文更加自由，也更“西化”，例如：他把《逍遥游》译为“LetFan”，《齐物论》译为“AllCreatedEqual”，《大宗师》译为“LetGodBeTeacher”。中国文化的痕迹已辨认不出，译者掩盖了原文的异国气息，译文就好比是原文作者在用英文写作。这是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不打扰读者，让作者走近读者的翻译方法，这种翻译策略以读者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