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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旨与教育制度（第2页）

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12]。并专为女子设立女子师范学校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设选科、专修科、研究科。师范学校设附属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附设蒙养园。

实业教育分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相当于高小、中等教育阶段。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13]学校的科类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等。

学制还设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教育阶段。“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4]专门学校种类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外国语等专门学校。

壬子·癸丑学制具有反封建性，体现了资本主义民主平等的教育精神，表现在：第一，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等设立女校。第二，比癸卯学制缩短3年受教育年限，有利于普及教育。第三，废除了封建特权，取消对毕业生奖励出身。第四，改革课程，废止读经课，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训练。

2。壬戌学制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以及壬子·癸丑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如中学学制太短等问题，学制需要进一步改革。192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称为1922年的“新学制”或“壬戌学制”，由于借鉴了美国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新学制”的指导思想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新学制”规定，6岁入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与中学阶段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大学4～6年。（见图9-2）

图9-2壬戌学制

继之新学制的改革，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年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并于1923年确定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公布《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规定：小学开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地理、历史、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科，初小把卫生、公民、地理、历史四科合并为社会科。授课以分钟记，初小前2年每周至少1080分钟，后两年至少1260分钟，高小每周至少1440分钟。初中设社会科（包括公民、历史、地理）、语文科（国语、外国语）、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包括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包括生理卫生、体育）。以学分计课时，每半年每周上课1小时为1学分，修满180学分毕业，其中必修课为164学分，其余为选修科或补习必修科。高中分普通科与职业科。普通科分为文学、社科和数理；职业课分农、工、商和商船。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分科选修课和纯粹选修课。修满150学分毕业。

壬戌学制是新文化运动下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第一，中等教育是改革的核心。中学延长至6年，提高中学的知识水平；中学分为初级、高级两个时段，增加了办学的灵活性；开始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适应不同学生发展水平。第二，完善了职业教育系统，兼顾升学、就业的双重需要，也加强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联系。第三，缩短小学年限为6年，注重普及教育，规定以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第四，缩短高等教育年限，取消大学预科。

壬戌学制尽管借鉴美国的六三三制，缺乏一定的创新性，但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较符合中国国情。之后，它的总体框架一直被沿用，只是略作修改。

3。戊辰学制

随着“三民主义”教育的推行，对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中学等提出新的需求，于是修订学制系统也就纳入议程。1928年5月，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对1922年“新学制”略作修改，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由原则与组织系统两部分组成。

戊辰学制提出七项原则：（一）根据本国实情；（二）适应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学科标准；（五）谋个性之发展；（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留地方伸缩之可能。

此后，戊辰学制经过几次局部变动和修订，如重视义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使占80%以上不识字儿童与成年人受到教育；根据抗战需要灵活改变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的入学年龄；1932年12月废除综合中学制度；等等，但仍未改变1922年新学制的基本框架。

（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经蔡元培等人的提议，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正式成立，取代教育部制。根据《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设院长1人，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中央研究院、国立学术机关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大学院设立最高评议机构大学委员会，有权推荐大学院院长，并评议全国教育、学术一切重大方案。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在江苏、浙江、河北等省试行“大学区制”。全国分成若干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大学1所，设校长1人管理大学区内所有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每大学区设评议会为审议机关；研究院为学术研究机关；下分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秘书处等机构，分管各项教育事务。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设立，原意是为了“改官僚化为学术”，促使教育与学术的结合，以及保障教育的独立性。但因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国民党专制统治及当时经济文化的特点，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试行一年多后，出现诸多问题，学术与行政难以兼顾，受到多方尤其中小学界的激烈反对。1928年11月1日，大学院改回教育部。1929年，大学区制废除，停止试行，恢复教育厅制度。

三、学校教育的发展

（一）各级各类教育

1。学前教育

1932年颁布的《小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小学得设幼稚园”。同年，教育部颁布《幼稚园课程标准》，1936年又进行了修订。1939年，教育部公布《幼稚园规程》（1943年修正为《幼稚园设置办法》），规定幼稚园招收4～6岁的儿童，学制为1～2年；幼稚园由县市视地方需要及经济能力而设，也可附设于小学。据统计，1930年全国幼稚园630所，在校幼儿26675名；到1946年全国幼稚园则已有1301所，在校幼儿130213名。

2。初等教育

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厉行义务教育。之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规普及义务教育：《小学课程标准》《小学令》《小学规程》等。1935年教育部制定的《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施行细则规定自1935年8月起分三期逐步完成四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开始推行国民教育制度，规定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还要求在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内同时实施，两类学校分别设置小学部与民教部。1944年公布的《国民学校法》明确规定实行6～12岁的6年基本教育。然而，许多地方并未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大多仅通过短期小学、简易小学、改良的私塾等实行1～2年的义务教育。尽管如此，初等教育还是取得了较大成效，至1945年，全国已有各类小学校269937所，在校学生21831898人。

3。中等教育

国民政府实行综合中学制，初、高中三三分段，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并设。1932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废止综合中学制，分设三类中等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34所国立中学、14所国立师范学校、14所国立职业学校，以安置流亡的沦陷区学校师生。国立中等学校大多设在西南、西北地区，管理严格，实行公费住宿制。1946年，抗战结束，国立中学由各省教育厅办理复员工作，学生返乡入学。这一年，全国中等学校有4226所，学生1495874人。

4。高等教育

依据《大学组织法》（1929）、《大学规程》（1929）、《专科学校组织法》（1929）、《专科学校规程》（1931）、《大学法》（1948）、《专科学校法》（1948），国民政府确定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则教授应用科学，培养技术人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要求具备三个学院以上且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者才能称为大学，否则称独立学院。大学修业年限除医学院为5年外，其余为4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得设2年制的研究院。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等类，修业年限2～3年，1939年改为5年制。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高校被迫停办，但仍有一部分高校不畏艰难西迁合并，得以继续维持。这些高校互为兼容，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影响深远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云南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汉中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到1938年年底，迁址调整的大学达55所。抗战结束后，西迁大学开始回迁复原，停办的大学逐渐恢复，而内地也在回迁大学遗址上设立新校，高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到1946年全国高校已达207所，在校生155036人。

（二）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3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学校召开第11次大会，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等问题。这引起国人的强烈反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发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揭露教会教育的文化侵略。之后，北京、南京等地发起“非基督教大同盟”和“非宗教学生同盟大运动”等组织，全国掀起了反对教会教育的**。

1924年，英国圣公会在广州所办的学校禁止学生的爱国行动及自由，激起学生的反抗与罢课。6月18日，广州学生会发表《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坚决要求“收回一切外人在华办学校之教育权”。7月3日至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着重讨论了收回教育权问题，通过了《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等提案。10月15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会议通过《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学校内不准传布宗教》等提案。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展开，于1925年五卅运动达到**，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转学。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部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15]

收回教育权运动取得了较大成效，教会学校纷纷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学校课程和教学也发生变化，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教育和宗教逐渐相分离，开始朝着本土化和世俗化发展。

（三）学校教育的管理措施

（1）推行训育制度。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遵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在中小学设置训育人员，实行训育制度，以严密监督学生的言行。1931年公布《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规定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应该时时接近学生，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1936年，国民党中央相继制定了《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资格审查条例》《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登记规则》《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工作大纲》《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及公民教员工作成绩考核办法》等，进一步强化训育制度，加强了对学生的控制。1939年，教育部制定《训育纲要》，明确了训育的意义、内容、目标、实施等方面，是国民党训育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正是通过训育制度，国民党加强了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控制。

（2）进行童子军训练和军训。1926年，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1933年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次年正式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介石任会长。教育部于1937年制定《初级中学童子军管理办法》，又于1939年公布《中国童子军兼办社会童子军暂行办法》。根据以上规定，凡12～18岁男女少年必须参加童子军训练，未满12岁者可组织党幼童子军。以学校为单位组织童子军团，设童子军教练员主持训练管理，严格规定童子军的服装、起居、上课、操练等。童子军训练的最高原则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教育目标为“智、仁、勇”，以培养绝对服从的“忠诚之国民”。

除了重视童子军训练外，国民政府还强调对高中以上的学生开展军事训练。根据《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1929）、《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管理办法》（1936）等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设立军训大队，下设中队、区队、分队，每分队10人；中学设军训团，下设中队、小队，每小队6～10人。军训科目分学术科和技术科。训练方式为平时训练与集中训练。军训成绩与升级挂钩，不合格者不得升级，经补习或留级一次仍不及格则退学。

（3）实施中学毕业会考。1932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要求全国中小学应届毕业生通过所在学校考试合格后实行会考，会考各科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毕业，一科或两科不及格者，可复试一次，复试仍不及格者，可补习一年再考试一次；三科以上不合格者，即令留级，亦以一次为限。这种突然实行的毕业会考制度一时受到教育界的质疑，1933年，安徽省各中学公然组织反会考大同盟，其他省市中学也多有抵制。为此，教育部不得不废除上述规定，重新公布《中学毕业会考规程》：取消体育会考；成绩计算方法改为各科毕业成绩占40%，会考成绩占60%；会考三科不及格者留级，以两次为限。1935年教育部又对会考规程作了修正，直至1945年，中学生毕业会考制度才停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