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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多种流派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危机，表现在它不能给教育现象以真正科学的理论，不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过了时的价值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教育制度的原则，不能回答当代世界中教学和教育的任务、内容、方式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不能对社会主义学校和教育学做出有说服力的否定。

当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是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剧烈尖锐化的条件下形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国家垄断资本在年青一代教育领域中的地位，抵制马列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阻止进步的教育思想。学校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竞争的日益重要的因素。这一切迫使资产阶级思想家寻找对青年施加思想影响的更细微、更隐蔽的方式，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各种主要观点和理论做重大的修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各种观点和理论扩散到人的生活和活动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教育学和学校。实证论者[7]以主观主义、表面经验主义的观点评价教育现象，促使了资产阶级教育学所谓多元论理论的繁荣，这种理论允许同时存在各种最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对教育过程和现象的解释。

多元论[8]排除了用科学的观点评价社会教育过程的可能性。按照资产阶级教育学思想家的说法，多元论似乎反映了所有居民集团的利益。事实上这些理论和观点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用来解决使资产阶级教育学和教学教育机构适应具体历史、政治、经济和民族条件这个任务的途径、手段和方法的不同。

分析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表明它们基本上按哲学、心理—教育和社会学这三个派别发展。应当说明，把资产阶级教育学分成这几个派别是相对的，仅仅是为了指出每一学派的理论出发点。实际上，特别在当前，它们常常交织在一起，以不同派别的具体观点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出现。

教育学中的哲学流派

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出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学派，为某些教育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列宁在《唯心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哲学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哲学中的主要学派和派别以及20世纪初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方面。列宁著作中的许多重要论述是研究和评价教育思想和教育领域思想斗争的钥匙。

哲学唯心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形成的根源，在几十年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起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大约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出现的实证主义教育学等一些教育流派的发展很有典型性。

实证论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作为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认识世界和科学知识的体系，而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主张有必要保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结构。斯宾塞完全同意实证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说，并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学校的教学不能也不应当建立在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学校应当给大多数学生以实利主义[9]的实际训练；学校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教育人去适应现有的社会条件；整个教育制度应当提醒学生已形成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不可动摇的，每一个阶级和阶层应当在这种条件下占据历史规定给他们的位置。

美国的所谓进步教育学产生于19世纪末期，是和斯宾塞学说在同样的思想观点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教育上大大加强了发展“个人创造性”和“自由企业家活动”的精神。按照“进步主义”教育家的观点，儿童志向的自生[10]表现应当决定教育过程的性质，而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尽力促使儿童个人能力的发展。它从斯宾塞的学说中借用了人对生活个别适应的思想，它首先对美国和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形成儿童中心论[11]原则的基础。

资产阶级教育学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实用主义[12]教育学，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859—1952）详细地阐发了它的理论和实践。在教育方面发展“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时，杜威加强了教育领域中儿童中心论的根本观点，并提出了所谓的工具教育学的理论。实用主义关于主观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基本理论前提被他转用到教育学领域。工具教育学把教育看作是一个能促使儿童的个人品质最大限度地表现的过程，儿童成为教育过程的中心和主体，由此得出必须在儿童的自生兴趣和个人经验基础上组织教学的想法。儿童的游戏和劳动活动代替了学习。这里儿童的每一个动作成为发现的工具和获得真理的手段。按照杜威的说法，教育是“儿童经验的重建或改造”，即丰富儿童积累的经验是比传授给他们系统的知识更重要的任务。杜威提出了用教育制度“调和阶级利益”的理论，这个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斯宾塞的教育社会学的学说。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用主义教育学遭到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它降低了学生的知识水平。但是这个批评没有动摇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主要观点和儿童中心论的原则，而仅仅是有了一些变体[13]并使实用主义教育学适应当代的条件。

以儿童个性的天生品质、自生兴趣和个人经验的理论为基础组织教学的思想仍有影响，仍然存在不可能和不需要给所有儿童统一的、科学的普通教育训练这一基本思想。实用主义教育学为适应变化着的条件仅仅改变了几个术语。例如，几乎不用“儿童中心论”这一名词了，虽然它在教学实践的具体形式中仍在起作用。

不可知论[14]，即认为不可能客观认识周围世界的规律，现在由于科技进步的发展不可能太公开地被宣扬，但仍具体体现在对社会上层和劳动人民子女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育上。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广泛流传的儿童本性遗传决定论，以及关于其天生的、基本上无法改变的才能的理论来源于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基本观点，并影响教学组织的具体形式。近年来这些观点渗入社会学，并为研究当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教育论点效劳。

现代存在主义[15]也影响学校和教育过程。存在主义者认为，对教育讲系统性和科学性、讲统一的要求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认为当代学校有“强制性”，阻碍“个体的自由发展”；教育和学校只应当为每个人的个性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创造条件，这种个性是不重复的，是独一无二的；对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意识流”，即自己的感觉和体验，由此形成着即使是混乱的和偶然的，但是是自己的、“个人”的对世界的评价。在存在主义的理论中有一个明显的企图，即把个人与其社会联系和关系分隔开，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个人从自己本身的“我”、从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主观经验出发，评价与社会复杂的相互关系，并反映社会形势的性质本身。

新托马斯主义[16]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学有很大的影响。新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家使哲学为宗教服务。在思想斗争十分尖锐、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思想上的反动势力日益难以利用旧的、长期以来有效的影响劳动群众的手段—宗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托马斯主义的出现，它是当代天主教会的一个正式哲学教义。

新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家断言，信仰和科学知识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是上帝给真理的两个源泉。同时他们宣称，信仰的源泉是“超理性”的真理，只能用“神的启示”来认识它们。这些“抽象的”真理来自上帝，因此它们高于理性的真理。新托马斯主义者的社会学说宣称私有财产权是永恒的，是上帝安排好的制度；这个思想被广泛用来引诱劳动人民脱离争取平等、争取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教会和垄断组织联系紧密。天主教和其他宗教派别一样，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学校在内。学校的教学有按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安排的趋势。新托马斯主义教育学不仅是教会学校和宗教的[17]学校的独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影响世俗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观点。

宗教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和教育思想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影响。在现在的条件下，它改变了自己影响青年的办法。新托马斯主义者用蛊惑性的、承认科学的声明，以批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教学和教育制度的个别弊病作为掩护，隐瞒自己真正的目的，并顽固地用中世纪关于上帝、超理性、人的罪孽、神的启示、基督的仁慈、世界基督教社团等教义来影响青年。新托马斯主义教育学规定基督教的教育目的是完善世上的人并使人靠拢上帝，因为上帝是道德思想和世界理性的化身。宗教和新托马斯主义最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问题。新托马斯主义教育学宣传要培养“永恒的”和“超阶级的”美德—诚实、仁慈、爱人、忍耐、自我牺牲等。

社会发展的规律必然使教会和学校的联系因生活本身、科技进步，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进步的青年组织和先进的社会团体为国民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和世俗化所做的斗争而破裂。

列宁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发生着的这一过程：“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18]

教育学中的心理教育学派

除了“进步”教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发展外，还可以看到有一种把教育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使教育学的研究具有自主性，初看起来独立于各种哲学体系之外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实验教育学的出现。这个学派的拥护者认为，哲学教育学思想具有过分的理论性和主观性，不从现实的教育情况而从臆断地提出的理论前提出发。随着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验法开始渗入心理学，后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转用到教育学。从此教学和教育问题本身成为实验性研究的对象。[19]实验教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教育家奥古斯特·莱（1862—1926）和埃尔恩斯特·梅曼（1862—1915）。

实验教育学建立在用多种多样的实验方法来研究儿童的想法上，如问卷、观察、年龄智力测验（比奈测验），研究儿童在各种教育和教学场合的行为。实验教育学的拥护者认为，这些方法可以制定出独特的教育和心理“标准”，在此基础上可以科学而客观地组织教学和教育过程。但是莱和梅曼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著作主要是许多科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教育学中各种知识的综合汇编。在研究中显然对生物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评价过高。“实验主义者”未能建立任何合理的理论，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理论性的研究。但实验教育学的个别论点保留下来了，之后被并入其他的一些学说中。

用专门的心理测验测量儿童的心理特点的尝试引起了爱德华·桑戴克（1874—1949）和乌依利扬·基尔帕特里克（1871—1965）的兴趣，并成为广泛发展确定儿童智力才能的心理测验体系的首要基础。实验教育学和许多研究方法进入了心理学流派的圈子里，如儿童学、行为主义[20]。行为主义（行为的理论）的创始人桑戴克制定了测量儿童智力发展系数的智力测验体系，它立即与实用主义教育学结合起来；学校成为广泛实现行为主义和儿童中心论原则的最良好的实验基地。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教育理论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流行，至今仍继续影响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