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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完善学校发展路径

在学校发展中难免会出现问题，例如在学生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抑或后勤管理中经常会遭遇可预测或不可预测的困境。在传统的学校管理者看来，在问题产生之后，主动去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解决问题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工作方式，然而对于现代绩效管理理论而言，不仅仅要求能够清晰地扫描出此时学校运行中的疑难，更重要的是在问题尚未造成较大危害之前就能防微杜渐，把消极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绩效管理通过自下而上、周期性地提交绩效报告，通过各级管理者的定期评估，清楚地反映了整个组织重要的经营管理活动，实现组织对绩效目标的监控实施，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及时发出信号，避免问题严重化。[32]在绩效管理理念和技术的支持下，学校发展和变革就犹如安装了一套反应灵敏的预警系统，一旦在某一时间某些部门出现或者可能出现问题时，绩效管理系统就立即拉响警报，学校管理者也就能够提前进入现场进行解决。同时，学校绩效管理的应用环节也成为学校改进的强力推手，当经过绩效管理计划、实施和评估之后，学校在对当前存在的缺陷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知之外，还获得了自身发展中的诸多优势和未来机遇的理解。基于此，学校管理者就可以在绩效管理应用环节实现改进学校管理和完善学校发展路径的计划。

（二）提高学校绩效水平

科学合理的学校绩效管理能够积极地提高学校绩效水平，这主要通过两个维度予以体现：人和组织。首先，学校绩效管理促使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提高个人绩效。对于学校管理者而言，通过绩效管理过程可以大大节约时间成本，减少时间和精力无谓的浪费。当前校长最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忙啊，最近太忙了。”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作为学校最高级别的行政负责人，校长不仅要承担起学校内部人事、财务、教育教学、科研、后勤等所有与学校相关的事务，而且还要负责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外部社区或家长的联系，从这一点来说校长的确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角色。然而，绩效管理理论能够告诉校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哪些事是工作的重点，哪些事是不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的，从而让校长们逃离琐碎事务的困扰，集中精力去思考关乎学校生存、发展和变革的重大问题。对于教师而言，他们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也可能面临很多困惑，例如自己的教学有无获得领导的认可，是否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自身的专业发展还有无再进一步的空间和机会，在学校的工作和生活中是否正在遭受着其他因素的困扰等。绩效管理过程要求学校管理者定期与组织成员进行工作和生活议题的面谈，在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教师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清晰地表达出来，从而顺利走出各种困惑的樊笼。当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在绩效管理中能够清晰地认识自我，认识到自己在学校中所处的位置之时，那么也就能够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也就成为可能。其次，绩效管理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绩效，同时对组织绩效也大有裨益。当前一些学校发展过程中凸显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对教师和学生明确的、合理的奖惩标准；学校发展规划的具体内容不符合本校发展的实际，流于形式；不能认真对以往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等。针对这些问题，学校绩效管理能够帮助学校管理者思考比较有效的改进路径，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例如，学校管理者能够在学校绩效管理流程中，根据在某一时间段对学校发展规划的绩效考评，发现并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整个学校发展规划的设计和实施流程进行合理完善。

（三）转变教育发展方式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教育作为受到其强烈影响的社会子系统，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也势在必行。在《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和《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指南》中，均把“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放到当下工作的重心位置，充分体现了其在我国政府政策和教育研究中的关键意义。要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方式，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针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问责制度，强化对于政府的激励与约束。[33]在这样宏观教育发展背景下，处于微观视角下的学校绩效管理非但不是与之毫无瓜葛，反而正是在学校范围内建立起绩效管理系统，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教育管理方式转变的目标。它不但能够回答如何评估一个地区或学校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状况，而且也解决了如何改变传统学校教育发展方式的难题，更重要的是促使了教育管理者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培养并建立了一种绩效管理意识。这样，学校绩效管理也就逐渐走进教育管理者的视野，成为改变教育发展方式的一种重要管理工具。学校绩效管理作为一个包含绩效管理计划、工具、执行和评价的流程，包含着教育管理者因地制宜地进行方案设计、实施并给予制度化的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校进入学校变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逐渐改变教育发展的方式，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1]叶澜：《思维在断裂处穿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再寻找》，载《中国教育学刊》，2001（4）。

[2]腾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6卷），7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3]美国国会：《国防教育法》，见瞿葆奎：《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11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4]腾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6卷），8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5]冯大鸣：《美英澳教育管理前沿图景》，14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6]转引自冯大鸣：《美英澳教育管理前沿图景》，14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7]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1册），1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8]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1册），36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9]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1册），36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0]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1册），19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1]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1册），20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2]转引自丰继平：《美国特许学校教育绩效责任制初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13]赞同此种观点的包括蔡永红：《美国学校效能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比较教育研究》，2005（11）；王刚：《学校效能研究批判及启示》，载《外国教育研究》，2010（5）；杨道宇、温恒福：《西方学校效能研究40年的回顾与反思》，载《教育与职业》，2008（33）等，他们多受到国外学者TeddlieC。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