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二 的清新之风（第1页）

第二节教师修养的清新之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教育由古代向近代转变。起初，清政府顽固地传授封建道德，同西学思想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斗争，致使教师修养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显现出其腐朽、落后的一面。但随着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的松动，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腐朽的统治，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开始了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革，并逐步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与此同时，一些开明的官吏和教育家主张教育兴国，兴办学校，提倡新学，对教育和教师有了新的理解和要求，教师修养融入了“自由”“民主”“博爱”等一些西方的思想与内容。“五四”运动之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无产阶级教育家将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和振兴中华等无产阶级思想纳入到教师修养要求中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教师修养的内涵。

一、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

清末学习西方和近代新式学校的兴办，必然导致对教师专业性的要求，举办师范教育的任务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96年，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提出师范学校是群学之基，深感师范教育是群学的基础，并发出迅速发展师范教育的呼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首次提出要在中国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1897年4月8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正式开学上课，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的诞生，其意义非同寻常。教育家张謇（1853—1926）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所创建的江苏省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式开学，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从此师范教育成为培养新教师的专门途径和方式，导致教师任职资格的明确化和具体化。

在建立起师范教育体制后，清政府分别对各级各类教师的任职资格作了明确规定。1904年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的教师分为正教员和副教员两类，要取得学堂正副教员的职位，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和资格。如普通中学堂正教员由优级师范毕业，成绩优等以上或游学外洋高等师范毕业，成绩中等以上者充任；副教员由优级师范毕业，成绩中等以上及游学外洋的高等师范毕业者充任。

1911年1月，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及优待教员章程折》，对教员的检定作了明细的规定。该奏折规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有下列各项之一者，不得参加检定：①犯有精神病或各种废疾，于教授有碍者；②曾犯刑律者；③现有刑事诉讼者；④沾染嗜好者；⑤举贡生员曾经斥革未开复者；⑥教员曾经斥退者。业经检定之教员，在学堂教授时犯有下列各项者，经本学堂或各视学官察出，呈由京师督学局或各省提学使履核属实，得分别辞退：①学业荒废，教授不合法者；②不尽心教授，久旷功课者；③现有词讼案久不结者；④患病难期速愈者。业经检定之教员有犯下列各项者，应由督学局或各省提学使将检定文凭撤销：①经学务官绅查明确有闲**检之证据者；②现染嗜好者；③现犯刑律者；④干涉教育范围以外如地方词讼等事，及投入各种违法之会党者。

1932年，民国政府公布的《师范教育法》第112条规定：“师范学校教员须品格健全。”第113条又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任用为师范学校教师：①违犯刑法证据确凿者；②成绩不良者；③旷废职务者；④怠于训育及校务者；⑤患精神病或身有痼疾不能任事者；⑥行为不检或有不良嗜好者。”民国政府对师范生训育，尤为严格。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公布的《修正师范学校章程》规定：“校长、全体教师均负责训育责任，须以身作则，采用团体训练、个别训练，指导学生一切课内课外之活动。……校长及专任教员均以住宿校内为原则，与学生共同生活。”

可见，中国早期的师范教育，遵循中国历代相承的“师严道尊”的遗风，对教师的道德、操行诸方面要求甚为严格。

二、担教育兴国之责

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一批爱国志士提出“教育兴国”的思想，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科学落后，所以就要从改良教育入手。近代教育史上“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首推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人称他南海先生。康有为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是近代教育史上“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讲学多年，不仅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其为师的品格修养也令学生敬慕。

康有为十分重视教师道德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全社会必须尊师重教。《大同书》中他对教师的要求做了精辟见解。

康有为大同世界的学校体系包括育婴员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来进行教育和培养。他特别要求教师要有真才实学，在《大同书》中对各级教师都提出了很高的素质要求。他指出幼儿教师要“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资质敏慧，有恒心而无倦心，有弄性而非方品者”；小学教师要“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达，诲诱不倦”。幼儿和小学教师应由女性担当，因为“女子静细慈和，爱抚婴儿，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中学教师要“行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字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诲人不倦，慈幼有恒”；大学教师要“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2]。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家。他也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要培养有特色的公民，必须依靠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教师。他要求教师热爱教育，热心教育，从辛苦的工作中领略个中趣味，没有责任，没有目的的教师，其苦不可名状，是真正的苦。这种强**师献身教育事业，把教师职业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考察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他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了十条对教师的要求：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

三、“学诣”第一

辛亥革命后，取消了清末学部的建置，而代之以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随后国内开始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大搞复古主义的教育，致使辛亥革命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遭到严重破坏，封建复古思想和买办文化又占据统治地位。以进行过初步民主改革的北京大学为例，到1916年，学校面貌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改革成效不显著，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语）。他主张教育救国，坚持“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他认为普通教育应是体、智、德、美四育和谐发展的教育，坚决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思潮，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重视女子教育，反对封建的男尊女卑。

蔡元培非常重视教师修养，对于教师在职业道德修养、专业修养等方面的要求有详细的论述。

（一）教师应有比较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

蔡元培非常重视教师的职业道德，认为要使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教师必须具有爱国、爱生、谦虚、正直等品德，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

1。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蔡元培一向认为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养成影响非常巨大，在其所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曾说：“教员者，学生之模范也。”因此，他要求严厉治校，教师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蔡元培本人以言传身教来进行道德教育，矫正腐朽的校风。为了在教师中间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他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组织教师成立“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教师砥砺德行、束身自爱。这个组织的成立及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对北大教师道德风尚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教员而言，无论言行优劣，对学生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教员的不良行为有引导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坚决解聘。

2。尊重学生，严格要求学生

教师对学生是否尊重、信任，在蔡元培看来这是区分新教育与旧教育、封建君主时代的教育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封建君主时代，教育不从受教育者自身着想，只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出发，不管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每说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3]。蔡元培认为这是大错误，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何能力，方能尽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4]。因此，教师要尊重学生，了解他们的个性特点，采取合适的方法，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发现，许多教师不学无术、缺乏责任心，对学生要求不严格，“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5]。他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蔡元培要求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1917年他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他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他这样告诫学生：“请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6]

3。教书育人，教风严谨

蔡元培认为教师不能只满足于教书，还要育人，教师应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出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健全青年。他十分重视教师的教学态度，曾严厉批评有些教师“不用功”，“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7]。针对这种弊病，蔡元培提出“改良讲义”的主张。他要求教师认真备课，“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教师口授，或自修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8]。

（二）教师应有较强的专业修养

1。学识渊博，“学诣”第一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他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

蔡元培认为在教师的各种素养中，以学术水平最为重要。因此，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教师不仅要懂专业知识，而且也要具有广泛的知识面。他主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合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9]这样的教师是不适合当大学教师的。

2。教师要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的教学能力，他说：“大学的学生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讲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地研究学问的。”[10]因此他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还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实施对北大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是蔡元培校长身体力行的内容。他反复告诫北大教师：“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字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11]这种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的教学方法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大力提倡的启发式教学。

3。教师要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教师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致力于学问的研究，成为一个研究者。他在1918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大学教师除了自己坚持不懈地研究学问，还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由此可以看到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并将它作为教师的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