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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有关文化的各种界说和文化的特性(第1页)

第一节 有关文化的各种界说和文化的特性

文化的各种界说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乡村建设理论是作为教育家的梁漱溟所提出的重要的理论命题,他强调“教育即乡村建设”,认为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

为了弄清楚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文化,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200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有的专指精神成果。梁漱溟说:“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罢了。”[2]他又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3]他和钱穆的说法很相似。钱穆在《文化与生活》中说:“文化必由人类生活开始,没有人生,就没有文化。文化即是人类生活之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4]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又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体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体人生的总全体。”[5]这就是说,一个群体的全部生活和他们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是文化。但是,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又把文化与文明分开来说。他说:“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论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论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他还说:“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6]他这里说的文化又仅指精神成果了。可以看出,梁氏、钱氏的说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且钱穆认为文化是人生的全部,而梁漱溟则认为文化是人生依靠的一切,其中也小有差别。赵雅博则认为:“文化之本质要义,乃是改变自然与改变自己的原始状态,而予以新的状况。更恰切地说,乃是将在自然中或自己中所潜藏的作用或能力发挥出来,也就是人使用自己的能力——理智意志感官,来使潜存于自己或自然中的潜能成为现实,其目的是在于使人自己得到与自己原始状态的不同的改变,使自己成为比原始状态更好的情况……”[7]这种改变可以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以上这些界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这个复杂的概念,都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指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

我更赞成张岱年、程宜山两位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给文化下的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8]这个定义强调了人类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成果(静态的)的统一;活动成果既包含物质成果,又包含精神成果;人类的活动方式又包括了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人类的活动方式本身也是文化,不仅是他的活动成果。这就比其他的定义更全面。

文化的特性

张岱年(1909—2004),中国现代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

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造的过程,可以把它叫作文化的时代性。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三种类型,并对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不论他的分类是否科学、解释是否恰当,有一点是对的,即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游牧时代有游牧文化,农耕时代有农耕文化,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则有工业文化或商业文化。人类现在正迈向信息化时代,人类文化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这种变迁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完成的。一方面,人类的活动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和源泉,这是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的变迁,或者叫文化的创造是在旧有的文化,亦即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凭空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新文化可以对旧文化加以改造、扬弃,却无法脱离旧文化的基础。就像一个生物体的新生命一样,虽然脱离了母体,与母体完全不同,但是总带着母体的基因。这是因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总是在原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人类不可能生活在文化的真空中,新文化也不可能从文化的真空中创造出来。也正是因为文化具有这种继承性、变迁性,我们今天才对文化研究有这么高的热情。

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文化总是由某个民族或种族所创造的,而一个民族或种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中,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民族生活的样法”[9]。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自然社会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因而他们创造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古代社会有五大文明形态,即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中国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文化的民族性表现得越发强烈,这是对不同民族国家而言的。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在阶级社会,由于一个民族中存在着阶级和阶层,因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列宁认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类不同的文化。他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10]从民族文化内部来说,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成分,但从民族之间来说,每个民族文化又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民族文化中存在着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多民族国家中还存在多种民族文化,但必定有一种主流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

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的两大特性。文化的时代性说明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也可以叫作文化的变异性。这种文化的变迁说明了文化的动态性,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的变革而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正是这种变异性,文化才能不断进步,与时代同行。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前进,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衰退,甚至消失。古代五大文明中有些文明之所以消失,就是因为或遭外族入侵,或是不能适应时代的变革,而被别样的文化替代。文化的民族性则又说明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甚至相对的凝固性,即不易变革的特性。正是这种稳定性、持续性,才形成了民族文化传统。但变革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只有随着时代而变革,才能确保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文化的特性才能保持下来。

文化的变迁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文化的渐变是从文化内部逐渐发生的,或者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或者在与外族贸易交往中逐渐吸收外族的文化要素。文化的突变表现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推翻了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复兴了古代文明,开启了工业文化;美国的独立战争,推翻了欧洲的某些文化传统,逐渐建立起美国文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传统,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这些变迁并没有抛弃原有民族文化的传统。美国文化仍然是欧洲文化的继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仍然保存着中华文化的传统。所以说,民族文化具有某种凝固性。有时候在社会剧烈变革中某些文化因素表面上消失了,但在适当的环境下又会复活。例如,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十月革命后似乎消失了,但是在70多年以后,苏联一解体,很快又复活起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变迁总是逐渐地进行的。有时是通过贸易交往,有时是通过民族间的战争,最后达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例如,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同时也带回了欧洲的文明。古代欧洲的连年战争,也曾使罗马文化传遍欧洲。

一个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力可以来自外部压力,也可以来自内部。众所周知,埃及是文明古国,因为罗马入侵,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到7世纪中叶,埃及逐渐建立起了伊斯兰文化,但古埃及人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灿烂的文学艺术流传至今,仍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在中国,西学东渐也是在列强的炮舰下逐渐展开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虽然也在吸纳着其他民族文化,但是数量极少,也没有涉及中国文化的本质。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也好,变法维新也好,都不得不直面西方文化,从而引发中西文化的尖锐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不论采取什么政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好,都不能避免中国文化的变迁。另一种变迁的动力来自文化的内部,即一种民族文化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例如,古埃及文字原来是楔形文字,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生活的需要,逐渐为拼音文字所代替,从而促进了古埃及文化的进步。人类从游牧文化发展到今天的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文化内部的动力引起的变迁。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也是不断来自内部的动力的结果,即使受到列强的逼迫,也是由于中国自己追求现代化的需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变迁,总是以内部动力为根据,以外部动力为条件。

文化的时代性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反映了人类文化的个性。张岱年、程宜山两位先生说:“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这是一般;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各具民族特点,这是特殊。同一时代同一民族有表现其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这是一般;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又有表现其不同阶级、不同党派的不同心理的两种文化,这是特殊。”[11]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国际化、人员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出现文化的国际化和民族化冲突的问题势所必然。一方面,通过国际交流,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另一方面,每个民族又都企图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不被其他文化融合、消弭。特别是那些弱小民族,时时感受到强势文化的逼迫。某些强权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全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不断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宣扬为最先进的文化。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受到各民族的强烈抵制,也不利于真正的国际化。文化的国际化,不是用某一种文化来取代所有的文化,而是各种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使各自的文化更加繁荣和发展。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优点,也会有缺点,要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使得世界文化丰富多彩。有人讲,在当今世界,文化越具有民族性,就越具有国际性。这是说,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文化中,但又总想了解别样的文化。例如,外国友人到中国来,绝不会去看世界公园,而是要去看长城、十三陵、秦陵兵马俑,因为这些地方更具有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当然,这里说的文化的民族性,是指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色,而不能以国粹主义来理解。正因为这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会把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文化的传承和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关于文化的传承和演变的理论主要有三种:进化、播化和涵化。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文化的发展是逐步积累、不断发展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这种理论强调了文化传承和演变的时间形式,是文化发展的普遍的、历史的原则。

所谓文化播化,是指文化是通过人类的交往联系——贸易、战争、迁徙等活动传播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强调了文化传承和演变的空间形式,也是文化发展的区域原则。

所谓文化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通过冲突、融合,双方都会有所变化,出现一种交叉渗透的局面,最后经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调整,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这也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人们对文化传承和演变的认识各异,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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