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二编（第2页）

发展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第二个层次以各个国家本身的现实发展为目的，以包括国与国之间、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南南之间和北北之间的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地区性问题是其研究的重点；第三个层次是某一国家的发展问题；第四个层次是普遍的“人的发展问题”。[7]发展教育学当然可以研究所有上述四个层次的问题。但是，作为比较教育的一个分支，它的核心是第二、第三层次的问题。研究某一国的发展是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的基础，而全球的发展问题则是比较研究的未来方向。比较教育将在全球社会和教育的国际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关教育的国际化，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探讨。“人的发展”则是发展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

比较研究在发展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发展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过半数的人口生活于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发展中国家既要解决共同的问题，又要超越各自不同的传统给现代化进程所设置的障碍。同样，迟发展国家与早发展国家的发展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因此，即使狭义的发展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也必须探讨早发展国家的早期发展过程，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和获得启示。另外，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许多发达国家目前已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有人称之为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它们也面临着如何解决由“现代性”造成的问题。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发展中社会既要考虑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又要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发展中国家一旦打开国门，发达国家的“示范性”的影响将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发展学是比较研究的天然领地。

在发展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许多著名学者都进行了比较研究，比如，C。E。布莱克、R。N。贝拉、S。N。艾森斯塔特、M。J。列维、A。英克尔斯、亨廷顿和富永健一等。美国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他还著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8]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只研究某一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也应该认为是比较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19世纪比较教育的主要作用是推进早发展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包括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的改革，那么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的主题是教育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主要探讨教育与发展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我们深信比较教育将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和社会的国际化做出贡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与发展研究基本上保持步调一致。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北美洲学者们提供比较教育研究信息的主要理论框架是现代化框架，当时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近半数研究课题应用了该理论框架，围绕现代化理论，人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70年代初期以来，依附理论也对比较教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使结构功能主义失去了统治地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欲与结构功能主义学者分庭抗礼。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体系论也登上了论争的论坛。至此，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观点缤纷多彩，百家争鸣。然而，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比较教育这个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上的声音是如此微弱，以至于人们感觉到只有发达国家的学者才有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与发展方面的“疾病”开处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我国教育改革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从总体上讲，它与教育实践是脱节的。在教育与国家发展领域，比较教育家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状况的一个后果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性难以提高，而且在重大教育决策问题上，比较教育家似乎也无多大发言权；另一个后果是我国的比较教育界与国际比较教育界几乎不存在学术性的对话。世界各国的比较教育家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我们只有通过学术对话，才能利用这些成果，从而提高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水平，在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上贡献我们的见解。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背景下，探讨我国的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进行上述对话的捷径。

在当前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认为我国的发展教育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在过去二十年间，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发展教育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们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发展观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对它们有什么影响，是应当重视的理论问题。

第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发展很快，尤其是拉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学家对本国的教育发展问题有更多的发言权。传统的发展教育研究者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往往脱离发展中国家具体的发展实际。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向国际社会贡献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见解；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比较教育研究成果的研究。

第三，要以我国的现代化为背景，重点对英国等早发、内发型国家，以及德国、日本和俄国等晚发、外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发达国家当前的教育发展还应当加以适当的注意），同时比较亚洲“四小龙”与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国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实施结果，以便为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四，加强对发展理论的研究，探索现有各种发展理论与中国教育发展的相关性，以提高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性。我们应探讨“中心—边缘”“二元结构”“迟发展效应”“示范效应”“传统性”和“现代性”等概念，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建立教育与发展的系统分析框架。

第五，加强对民族文化传统、教育现代化与国家发展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经济的增长并不等于国家的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在一定条件下，民族文化结构、文化模式既可能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也可能促进国家发展。人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人的发展是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教育是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国际社会在发展战略方面已经由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发展中影响重大的“满足基本需要发展战略”就是对这种转变的一种反应。平民百姓是发展战略的实施主体，他们对“发展”的理解和对发展政策的反应，是发展计划的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六，探讨全球时代的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世界性的发展”已取代了“地区性发展”和“一国的发展”，“世界性的发展观”已渗透到发展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谋求全球社会的均衡发展，更加注重“南北间相互依存的发展问题”。人口、环境、债务和贸易等，都是南北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教育如何迎接国际化社会的挑战，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比较教育走向世界，也将是大势所趋。

第八章发展理论综论

发展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发展理论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先进、由欠发达向发达过渡的理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狭义的发展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从欠发达、欠发展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的理论。

第一节发展理论的发展

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中具有丰富的“发展”思想。“physis”这个词被用来表示“发展”这个概念，它的意思是“成长”“展开”。它被用于描述树木、动物、人和社会。古典思想家们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成与植物的开花、凋谢，然后在下一阶段又开花和凋谢一样，经历成长和衰败的不断循环的过程。

5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发展观。在基督教教义中，古希腊和罗马的永无止境的循环被单一的周期取代，即人类社会自上帝创造出亚当开始，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而昌盛，最后以物质世界的死亡和解体而告终。基督教对物质世界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而相信“上帝之城”的永恒世界的存在。因此，物质世界变迁的动力不是自然过程，而是“上帝的意志”。这种观念在12世纪之前一直占统治地位。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冲击正统的基督教的发展观。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认为自然过程是累积的、逻辑的和无限的，国家的管理职能就是消除那些有碍于自然和人类的自然过程的因素。法国的启蒙运动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发展问题，直接把人作为社会进步的核心，使人类发展自我意识得到启蒙。从此，社会发展开始走上人类“自为寻求发展”的道路。

在19世纪，进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自然科学领域，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在哲学和社会研究领域，社会学的鼻祖奥古斯特·孔德认为进步和发展来自人类的科学成就。他提出了人类社会和知识体系的演化的“三个阶段的规律”[9]。在神学阶段，家庭是主要的社会单元，社会受神职人员控制，并由军队统治，对社会事件的解释主要来自宗教信条或超自然力。继神学阶段之后是形而上学阶段，社会的发展基于人们的哲学推理，逻辑和哲学的推理决定了对事件的解释方法。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实证主义”或科学阶段。孔德认为，宇宙的所有领域的知识发展逐渐经过了这三个阶段，人类组织模式将是最后进入实证阶段的领域。他的这种思想至今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有很大影响。对孔德来说，进化主要意味着道德进步和观念提升，它应该通过人类理性的干预加以引导。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进化主要是社会结构的更加分化和专门化。他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应当使“适者生存”原则在社会领域发生作用。因此，从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中，可以引出不同的社会发展政策，即干预政策（社会计划）和自由主义政策。

当把进化论用于分析和解释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时，人们认为贫穷的非工业社会处于进化的原始阶段，工业化国家则处于复杂的文明阶段，文明阶段则是原始、欠发达社会的未来发展阶段。在19世纪，进化论曾经被用于为殖民主义行径进行辩护：欠发达社会是原始的、落后的和不文明的，需要通过殖民政府的帮助及宗教界的传教活动，使它们沿着文明社会曾经走过的道路发展。

19世纪中叶，马克思系统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分析了社会发展的动因、阶段、手段和形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更不用说东方）世界发展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马克思的发展理论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关于哲学层次的发展，探讨一般发展问题的规律。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关于社会的发展，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和发展问题。三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的发展观中，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运动的总趋向是前进的，但具体道路则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环境和不同时代而异，表现出多样性。社会发展既非直线亦非循环，而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因，突出了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作用。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矛盾不相适应的一面，这种对立的统一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运动。马克思的发展观不承认发展的终极性，因此，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问题和目标。在当今“发展第一”的时代，马克思学说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世纪初，列宁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观点同当时的世界发展趋势及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列宁的社会发展实践对20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他的学说则成为当代西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以上简要地回顾了欧洲历史上主要的一些发展观点。这些观点及古代东方国家的一些发展观对当代的各种发展观仍有不小的影响。比较教育学者费格林德和萨哈（F?gerlind&Saha）根据发展随时间变化的特点，把不同的发展观分为四类，即古典循环理论、基督教的发展理论、直线发展理论和螺旋线性发展理论，见图8-1。[10]

图8-1费格林德与萨哈的四类发展观

第一类是古典循环理论。这类发展观认为，包括民族国家和文明在内的物质世界，将经历成长和衰落的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比如，前述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发展观就属于这一类型。如果认为发展不具有周期性，而且从一开始的逐渐成长经历一段时间之后达到高峰期，接着又逐渐衰落，走向灭亡（世界末日的来临），那么这种发展观就是第二类——基督教的发展理论。那种认为世界将由于核武器或其他因素的作用而走向灭亡的观点，就是基督教发展观在当代社会的反映。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和各种进化理论则可归入第三类——直线发展理论。费格林德和萨哈把结构功能论、现代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也归入这一类型。第四类螺旋线性发展理论是循环理论中的冲突观与直线发展理论中的乐观精神组合的结果。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节现代化理论

在19世纪，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民主、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胜利，使得人们对西方社会充满了美妙的幻想和乐观的态度，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渗透，使得人们坚信非西方社会必定要被西方化。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动摇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信心，甚至认为它已寿终正寝。但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技术革命不仅很快治好了它们的创伤，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人们又重新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其目的之一就是论证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目的是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不重视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而着重研究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

现代化理论在理论观点取向上属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默顿（RobertMerton）。结构功能主义从系统的角度考察社会。社会被看作由相互关联的部分（如经济制度、政治结构、教育和宗教等）组成。对这些相关部分的分析，集中在它们怎样维持系统的常态性和均衡上。冲突被认为对社会的整合和均衡有负功能，应当加以避免，因此，人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是保守的。帕森斯在其后期著作中，力图引进进化的观点，以分析社会变迁。

现代化理论的思想源远流长。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韦伯、腾尼斯、斯宾塞和帕森斯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的两极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对现代化理论影响深远。现代化理论就是探讨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学说。现代化理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现代化的阶段划分；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的现代化时间顺序；现代化的模型与道路；现代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区别；现代化的表现与衡量标准等。基本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争论，但“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在一些主要观点上比较一致。[11]

在发展阶段上，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未能突破传统和现代的界限，仍然处在传统社会阶段。在现代化理论中，学者们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特征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然而，在归纳这种特征的方法上是一致的，一般是从现代社会的对立意义来理解传统社会，即传统社会就是非现代社会，或非西方社会。

在发展模式上，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唯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对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西化。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比如，日本学者富永健一认为必须经过以下四个阶段，才能使西方文明内化为本社会的文明，即现代化：一是输入西方文明以摆脱传统主义统治，这是一个对本国传统社会的破坏过程；二是由推进现代化的杰出人物着手，对西方文明进行有计划的输入和固定；三是民间涌现大量的西方文明的承担者；四是现代阵营与传统阵营对立之消除。经过这四个阶段，现代化即告成功。

在发展道路上，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这是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社会发展是单线的，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其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是一样的，这个道路就是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所不同的是，有的社会发展快一点，有的慢一点，即只有速度快慢之别而无方向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