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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教育 我们如何迈向新的时代1（第1页）

未来的教育：我们如何迈向新的时代[1]

——顾明远与彼得·圣吉凝聚东西方智慧的跨界对话

跨越过去，展望未来。2015年10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京师厅，一场凝聚东西方智慧的跨界对话在这里举行。对话双方分别是中国教育界泰斗、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与世界级管理学大师、学习型组织理论创始人、“2030中国未来乡村学校计划”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彼得·圣吉（PeterSenge）先生。两位大师围绕“未来的教育：我们如何迈向新的时代”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的思想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教授担任对话主持人。

一、教育经历与心智模式有密切关系

周作宇：两位大师一位来自东方，一位来自西方；一位是1929年教育老兵，一位是1947年的管理新人。在跨越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两位大师各自在美国、在中国，在教育界引领了时代的发展，打造了理论的地基，同时又展开思想的翅膀，迎接未来的广阔空间。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对话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两位先生从系统、历史的角度相向而行：一位曾经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运输管理系，从工程走到了教育；另一位从事管理，并从管理走到了教育。教育在两位大师身上都有深深的烙印。所以，我想请两位大师首先谈谈教育对你们自身发展的影响，在两位大师心智模式的形成中，教育起了什么作用？

顾明远：小学、中学，我都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度过的，从三年级开始到初中毕业，我们的国家一直遭受着日本侵略军的残酷践踏，之后又是国民党统治的体系。可想而知，当时学校办学条件很差，什么设备都没有，是在黑板上讲实验。但是，我遇到了好的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对我影响很大。其中有一个老师，20多岁就得了肺病，我们学生都不知道。可这个老师上课时始终神采奕奕，讲课特别生动。她是讲几何的，所以我的几何学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音乐老师，也兼任美术老师，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乐器，只有口琴，他就给我们组织了口琴队。当时我们的学校非常自由，搞了很多活动。我还是足球队的领队，但是没有参加过比赛，因为同学们嫌我个子矮。我们还有一个曙光文艺社，后来又办报、办杂志。我受的教育是这样的教育。所以，我现在经常讲，学生成长在活动中。

当然，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我的父亲很早就离去了，但是我的母亲对我的教育让我印象深刻，最主要的是，她的诚心、勤劳、谦虚、替别人着想等很多优良品质对我影响特别大。

彼得·圣吉：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以前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让我想到我受教育的经历，它相当于在我心中种下一个很强的价值理念。

我是在洛杉矶长大的，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喜欢玩棒球，因为洛杉矶的气候好，所以我从小总是在户外玩。我上的是公立学校。您提到教育对心智模式的影响，我体会到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我们家不是特别贫困，但也不是很富裕，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去私立学校，所以在我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层面，从小就觉得教育应该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我接受的是非常主流的教育，大部分在洛杉矶长大的孩子接受的都是我这种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那时候，我的心中就种下了一颗很强大的价值观的种子，那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接受到好的教育。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活生生的记忆是关于老师的，有的时候觉得这些老师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他们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我上七年级的时候，一个代数老师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日裔美国人，至今我都能够“看到”他的音容笑貌。他非常喜欢代数，所以如果让我不喜欢代数，这太困难了。其实，一名教师是在教授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不仅仅是在教授具体的知识。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很有启发，因为现在的教育很大部分时间在强调老师如何把教学大纲教给学生。做一个商业领域类比的话，就相当于你要销售一个你不相信的产品，而最好的销售员永远都是那些对他们的产品真正有信念、有信心的人。谈到今天的教育变革，一切都需要先回到如何培养老师成人，老师如何身体力行地体现他对学科的热爱上，这可能是对学生最好的教育。

教育对我心智模式的影响还发生在我上大学和上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本科在斯坦福大学工程系，真的非常幸运，我碰到了一些非常好的老师，然后我又考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遇到了我的一位导师，他就是系统动力学的创始人福瑞斯特先生。他经常说，一个教师应该是一个实验室，你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学习。这也成为我的一个心智模式，就是：学习是通过心、脑、手共同产生的。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一个事物来自整合式的理解：一方面，它的确是概念层面的；另一方面，它应该成为你身体反应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你能够做什么，而不仅仅是你能够想到什么。

二、工业时代“流水线”教育下，学生只能“被教育”“被学习”

周作宇：在教育的现状中，有一些是值得继续坚守的，还有一些是需要不断改造的，需要改造的就是现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请两位大师从自己对所在国家教育现状的观察、长期积累的教育智慧出发，点评一下教育现状。

顾明远：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教育与西方的教育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共同的地方是培养人，人的成长有一定的规律，培养人也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很难说哪个国家的教育好，哪个国家的教育不好。教育需要借鉴。

就中国来讲，现在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教育观念相对落后、陈旧，培养模式也相对落后。我们还不像彼得·圣吉先生所讲的那样，能够充分认识学生的能力，还没有真正把学生放在学习主体的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也很少注意到学生的差异。我曾经提出，要把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现在我们的学生往往是“被教育”“被学习”。特别是家长让孩子盲目地上各种补习班，孩子并不一定喜欢，所以我特别强调，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有兴趣才能把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最好的方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动机在驱动，有内部动机，也有外部动机。外部动机就是考试的压力，或者父母的压力、奖励，这种外部动机很容易消失。内部动机就是对每门课的兴趣爱好，我们现在的孩子缺少这种兴趣爱好，所以孩子大学报考的专业往往不是自己的志愿，不少孩子进大学以后要转专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专业并不符合他的要求，这个专业志愿往往是父母的，甚至是爷爷奶奶的，这样不能培养出人才。

从中国的教育来讲，首先要改变教育观念，培养的模式要转变，要让学生动手动脑，在活动里亲身体验学习的愉快、学习的成就。当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改革，也有很多好的经验，也有好的学校、好的校长、好的老师，他们有改变的愿望和热情。

彼得·圣吉：20年前我被邀请做一个发言，邀请我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科莫先生。当时我开始思考工业时代对于现在的教育提供了怎样的大背景，我们人又是怎么学习的。

首先，所有的学习都是在行动中发生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家想想你怎么学走路、怎么学说话的呢？学走路要先试着走几步，学说话就是从说不清楚开始的。你试着用筷子吃饭，刚开始你没办法把食物送到嘴边。所以，所有学习都是来自行动，可以确定的是，开始学的时候一定会犯错，学习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其次，就是刚才顾教授提出的，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学习者要去学习他想学的东西，这是学习的非常重要的第一原则。顾教授也提到，动机是复杂的，我们小的时候来自外在的动力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老师、家长喜欢我们。但如果你问一下，我学走路是不是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还是说我学走路就是因为我想走？这时候你就能很快区分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有什么不同。

最后，学习是社会化的过程。学习是为了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同时学习也有一个更大的关系背景，因为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学习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学走路的时候，家长在做什么？他们有没有尝试去教你走路的知识？家长们是不是很自然地鼓励孩子说“真好”“太棒了”？正如顾教授所说，这种关怀的环境、支持的氛围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方面是相关的。学习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当然，你需要一个关爱的氛围，因为我们学走路的时候肯定会摔倒，但是我们不想摔倒。关爱和支持的环境非常重要，就在于它支持你、允许你去犯错。当你想到这些，再对照我们工业化时代下的教育体制，你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工业化背景下的教育体制里发生的一切教育行为，与我们对于学习的天然理解都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让学生坐在椅子上不能动，老师会不断强调说“静下来，不要乱动”。其实，这个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学习发生的。另外，如果有人犯了错误，我们就会说这意味着失败。我们在非常微妙地、慢慢地教孩子们谁是聪明的、谁是笨的——“你犯了很多错误，所以你不聪明。”

工业化时代的学校教育，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学习，而是训练工厂里的工人。十一二岁的孩子上完学，是要去工厂工作的。这个工厂里不需要学习者，需要的是高服从性的工人。如果观察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你会发现工业化时代下的学校中，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工厂监工和工人的关系。工厂监工负责流水线的运转，监工主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个流水线可以运转下去。也就是说，你必须按照时间把你的教学大纲都学完，今天学什么、明天学什么，其实，这就是一个流水线。之所以我们的教育是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它背后最初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全球范围内，大家都意识到工业化时代下的教育体制、学校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学校，所以当顾教授提到现在的教育改革正朝着一个正向的方向时，我感到备受鼓舞。

我还有一点反思，从学校体系出来的学生们已经很长时间不会毕业了就去流水线工作，就算我们到一些大型的制造业企业去工作，现在的流水线跟200年以前的流水线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200年后的今天还在用这种方式？对于今天的教育者来说，我们的系统为什么如此顽固？我们到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三、中国教育的问题不仅有工业化教育的弊端，还有封建社会文化的遗毒

周作宇：两位大师都有深厚的文化基础。顾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研究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彼得·圣吉先生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和南怀瑾先生有过多次对话。两种文化在碰撞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下面请两位大师从社会分层、社会竞争、文化基因等角度，谈谈当前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弊病及产生的根源。特别是在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的未来可以从哪里找到突破口？

顾明远：这个问题很大，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刚才彼得·圣吉主要谈了工业化教育的弊端，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可能不光是工业化教育的弊端，还有封建思想的弊端。我经常讲，教育是在一个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教育观念落后也跟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有关系。就教育论教育，是说不清楚教育问题的，必须从教育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及经济背景来理解。

刚才彼得·圣吉先生说到工业时代的教育十分顽固，200年来都没有变化。过去还有人说过一个笑话，说工业化初期的人死了以后到现在，过了200多年醒来了，一看世界都变了，没有变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教堂，另一个就是学校。为什么没有变化？就是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系。文化传统比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影响要深刻、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