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五 大学市场化的措施 高校层面（第2页）

“订单式”培养和“业本学习”都在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正在萌动，传统的高等教育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可能只是在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出现，而且不意味着所有高校都要抛弃传统价值。按照高等教育的传统，高校课程设置是教授们的权力范围，不容其他人涉入；教学过程也由教授和他们的助手掌控，不容其他人涉入；大学学习意味着学生在教室听教师讲课，在图书馆读书，在教授办公室与教授讨论。现在，大学课程控制权不单单掌握在学者们手中，实践者开始插手高校课程的设计，甚至学习者对课程也有了影响力，“业本学习课程通常由学习者、雇主和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协商制定”[18]；教学过程也不再是教授和他们的助手独占的一个领域，实践者也成为学生的指导者；学生的学习生涯更不再是在图书馆、教室、教授办公室度过，学生们“在学生生涯、职业生涯、部分时间制实践教学间流动”[19]。

学术标准也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教给学生系统的理论知识，不再是单单强调知识的完整性，而是更加关注学生使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是单单强调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而是更加关注培养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

二、校内管理改革

前面我们讲到，总体上说，大学是相对保守的机构，在学校管理方面，对传统的坚守超过了对社会发展的响应。然而，市场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市场化背景为大学内部管理结构的转换提供了契机，它诱导和逼迫大学改革内部管理机制。

给高校放权，同时要求高校对办学的效率、质量和社会适应性独立承担责任，是市场化背景下政府通常的政策。校长是学校的官方和法人代表，他可以将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再下放给教授，但他无法同时将责任下放给教授，他必须对学校的所有事务承担最后责任，政府也只会要求校长承担责任，而不会直接追究教授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必然谋求更多的权力，而不会再将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大方地转让给教授。这符合管理学中的责权相称原则。所以，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校长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扩大。法国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的“契约性政策”在赋予大学自主权的同时，“加强了大学的权力”：

通过协商进行资助意味着加强大学校长的权力。我们加大了大学校长的权力，但是中央集权的管理却忽视了大学学院的院长。如果校长本身也忽视了学院院长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这是非常明显的。这项政策只认大学和大学的校长。（大学计划与发展委员会，DPDU）[20]

前面我们也讲到，加强校长的权力，也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有利于提高管理的效率。在面向市场的时候，大学需要一个类似于企业CEO这样的岗位，要统揽全局，对社会变化及时做出反应。这个岗位，显然非校长莫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校长职业化的问题。市场化时代的大学校长，不能只是一个学者，他需要有战略眼光，需要有管理才干。

校长职业化是高校管理专业化的一部分，高校管理专业化还包括高校其他行政管理岗位和人员的专业化。一方面是学校内部的教学、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源、财务、设施和设备管理，犹如大型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一样更加复杂，凭经验已经无法胜任工作，高等教育管理正在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职业；另一方面，高校与社会、政府、资助者，以及其他个人和机构的关系更加密切，学校要定期向政府及其他资助者提供有关财务和效益的报告，处理各种法律和经济关系，也需要像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提供服务。高校管理中引入专业人员是适应市场化需求，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

应对市场化时代，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管理中，最迫切、最直接的是教师管理改革。

教师是高校中的“直接生产者”，教师的教学水平、工作态度，也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态度，所以，教师的管理与激励，是大学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21]要激励教师勤奋和创造性地工作，就需要一套机制，这套机制要包括教师的聘任、考核、晋升、淘汰等步骤。

考核是教师管理的基础步骤，聘任、晋升、淘汰，都须建立在可靠的考核结果基础上。对教师的考核着实非常困难。教师的教学工作具有艺术性，对其过程评价有困难；教师的教学结果具有长效性，不是可以立即显现的，而且，影响教师教学结果的因素复杂，考评也有困难。教师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考评也难寻找到令人信服的标准。但不可就此得出结论教师的工作是无法考核的，教师也不可以此拒绝对其工作的考核。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放弃对其成员工作的考核，还可以保持高效率。

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提高教师考核的可靠性和激励效果。一所学校如果不是仅仅想着为其内部人员谋取眼前的利益，就不能只眼睛盯着校内，不能敝帚自珍，要发展，必须走在其他学校前边。在市场化背景下，更是如此。大学靠什么走在其他高校前面？靠培养出高质量的毕业生，靠教师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对教师考核，要以同行专家的意见为主，但不能单依靠校内同行评价，也不能只是校内教师之间比较，如果只这样，“武大郎开店”是现有教师维持自己利益的最简单的办法。一所有责任心、有抱负的大学，对教师的管理，应引入外部评价机制。评价一个教师，主要是拿他（她）与校外同行比较，不能是在校内“瘸子里挑将军”；要将他（她）的成果拿到校外，请校外的同行评价。激励教师瞄准国内甚至国际同行中的高标准，与本学科最优秀的人竞争。

教师的考核须小心谨慎，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助长急功近利的风气。一些研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人才的成长也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考核的周期也不宜太短，应为教师的成长留出充裕的时间，为教师做出有价值的成果留出充裕的时间。重要的考核，以3—5年一个周期为宜。应以考核教师成果的质量为主，数量不应是考核的主要依据。不应将量化考核当作市场化管理的唯一方法，在对教师的考核中，尤其是在对其学术研究成果考核中，甚至不能当作主要的方法。不应迷信量化的方法，量化的方法有时并不准确，过分地量化，经常会得到一些没有意义的数字。教师的工作不能由行政人员来考核，他们经常由于不能准确理解教师的工作，没有能力直接对教师的专业工作进行评价而迷恋量化的方法，却又并不真正理解得到的数字的含义。教师工作质量，只能由他们的同行来评估。当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以及研究成果粗制滥造（所谓“garbagei”），甚至屡见不鲜的学术腐败、学术剽窃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对学者的考核不当有关。

在考核的基础上，建立激励和惩戒机制。

“铁饭碗”和平均主义曾经制肘了高校对教师的激励和惩戒。直至20世纪90年代，高校教师的身份一直是“国家干部”，进入和退出机制、奖惩和工资制度等同于公务员。一旦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不犯严重的错误，学校便不可以解除教师的职务，除非组织的安排，教师也不可以自己去职，以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作年限核定教师的薪酬，工作业绩除了影响教师的职称晋升之外，基本不对他们的薪酬产生直接影响。

然而，这种情况正逐渐改变，各高校都在探索对教师激励和惩戒的方法。一位大学校长曾经总结说，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应当做到“能多能少，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所谓“能多能少”，是说学校可以对相同职称的教师确定数量不等的薪酬；“能上能下”，是说学校可以将高职称资格的教师，聘为低职称，将低职称资格的教师聘为高职称；“能进能出”，是说学校可以解聘不合格的员工，以便引进优秀的人才。当然，这些都应建立在对教师工作的适当的考核的基础上。校长们在寻求采用更为灵活的教师聘任机制的权力，他们现在还未完全获得这些权力，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权力正在不断地增长。

不止是中国的大学，西方国家的大学也正在寻求更为灵活的教师聘用机制，它们的努力经常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在英国，传统上，教师与大学的聘任合同，不同于普通的劳动合同，大学与教师之间通常是事实上的终身合同制。然而，“1988年教育改革法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从那些以后取消了大学雇佣合同的终身制，现在合同是在普通劳工法框架之内，现聘用合同多以双方协商及个人表现而定。全国性的集体讨价还价的制度越来越解体，赞成地方协商的协议与绩效相联系的协议。这些改革均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鼓励，因此，在传统上，劳动合同得到中央的同意，但是现在越来越被看作院校的事情。”[22]在美国，大学里的终身职正在受到挑战，《纽约时报》1997年6月29日的一篇社论说：

当国家将视线转向隐居在校园里的那些靠一些轻松的工作谋生的大学教师们时，发现任期制（tenure，即终身职——引者注）实际上是在自愿消亡。来自美国教育部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120万大学教师中只有25%是任期制的，这一比例小得令人惊讶，并且还在进一步减少。另外，目前没有任期制的全职教员中，只有40%符合条件申请任期，而20年前这一比例为60%。大部分大学教师只能维持兼职工作。兼职教师在四年制教员中有几乎一半，在两年制教员中占65%。[23]

灵活的教师聘用机制为校长和行政管理系统激励和惩戒教师，提高教师的“生产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灵活的教师聘用机制也面临一些风险。从工作性质而言，高校教师毕竟不同于公司雇员，高校教师的工作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为了保证学校工作的稳定性，为了能获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对于那些经过几个聘期的考核证明优秀的教师，应提供长期和宽松的合同。美国高校的终身职并未完全废除，中国高校也没有必要完全抛弃所谓“铁饭碗”，但“铁饭碗”只能付与最优秀和最努力的教师。北京大学2003年推出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备受争议，但对于方案中给予获评教授职称的教师终身职位，似乎也没有受到很多的反对。[24]

三、筹款

“财政乃庶政之母。”经费问题永远是高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高校的收入，可分为财政性收入和非财政性收入，前者来自政府，包括政府直接拨款、研究与开发经费、专项资助等，后者为学生学费和高校自筹资金。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目的之一，是减少高等教育经费中财政性经费的比例，增加高校自筹部分的比例，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加高校发展的资源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日常财政平衡，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财政支持，高校必须积极多方面筹集资金。

提高学费数额，是高校增加非财政性收入的途径之一。学费对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意义。在我国，在私立高校（以及所谓独立学院），学费是决定性的，学校的收入主要来自学费，而在多数公立高校，学费仅占办学成本的一小部分。确定学费水平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确定公立高校的学费数额是一个政治过程。公立高校学费哪怕是小幅度的提高，都会面临强烈的政治反应，各国都是如此，特别是在我国，很多家庭还很贫困的时候。私立学校的学费则更多地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低学费是私立高校维持市场竞争力和提高生源质量的重要手段。所以，提高学费，无论是对于公立高校，还是对于私立高校来说，都是艰难的选择，公立高校不应将其作为增加学校非财政性收入的主要途径，学校应将眼光转移到其他方面。[25]

学校自筹资金的途径，一般包括校办企业、有偿的社会服务、招收留学生、募捐等。

以校办企业盈利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充，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高校出现的一种现象，西方国家高校一般不采用这个途径补充教育经费。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分化加剧；同时期，教育经费的增长缓慢，教育领域出现了严重的经费短缺，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收入低。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开始寻求创办产业，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校办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创建了企业，以北大方正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发展成庞大的企业集团，一些校办企业在金融市场募集资金。为鼓励校办企业的发展，在税收等方面，政府采取了更为优惠的政策。至2005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收入总额1071。34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收入总额909。69亿元，收入超过亿元的高校有103所、企业有98个，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实现利润总额55。62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23亿元，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对学校回报21。01亿元，向国家交纳税费48。08亿元。[26]

但随着校办企业的发展，问题和矛盾也随之出现，突出表现在，校办企业产权关系不顺、学校直接承担企业运营风险，管理体制不规范等，学校办企业的热情受到诸方面的批评，被指泯灭了大学精神，冲击了教学科研。2001年，国务院体改办、教育部等8部委制定《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指导意见》，要求明晰校办企业产权关系，校企分开，使校办企业成为承担有限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市场主体，规避学校的财政风险；逐步建立和完善学校在创办高科技企业中的投入与撤出机制，进一步扩大和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使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与校办企业经营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促进教学、科研和校办企业健康发展。

高校办企业，有人才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校办企业盈利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有益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校办企业方便学校教师研究和开发成果的转化，拉近高校与市场的关系，让学校感受到市场的脉搏，提高办学的社会适应性。但企业经营有风险，高校无法承担企业的风险；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与高校的管理很不相同，不能用管理高校的方式管理企业；高校及高校的领导、教师不能把太多的精力用在办企业上，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校企分开，将校办企业改制为独立的法人和市场主体，自负盈亏，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职业经理管理企业，是正确的选择。

高校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企业盈利受市场影响，波动很大。为了稳定高校的收入，应作长远打算，可以考虑将企业的一部分盈利，进入高校的基金，而不是全部直接计入高校每年的预算。国内的大学鲜有基金，而美国大学多有基金，其中多者竟超百亿美元。聘请专业人士管理学校的基金，进行保守经营，以确保基金的安全。经营基金每年的收益，一部分可计入学校的预算，另一部分计入基金并再次投资，保证基金数额的持续增长，保持基金在面临通货膨胀时的购买力。

高校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多种多样。承担公共和私人机构委托的研究项目（所谓“横向项目”），不仅可以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可以获得研究资助，补充教育经费，可以培养研究人员，提高教师的研究水平，为学生提供参加研究的机会，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还可以增加教师的收入，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吸引高水平学者加入教师队伍。学校应积极为教师承担横向研究项目创造条件，同时安排好教师教育与科研的工作，避免因教师承担过多的横向项目影响了教育工作。

到目前为止，教育和培训仍然是我国一些高校公共财政以外收入的重要来源。很多学校招收了大量的成人学生，成人教育和培训成本低，又可以使用学校包括教师和教室在内的现成资源，所以通常会有收益。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一种形式，若还有收益，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项目。但这个项目通常会存在与全日制教育争夺资源，以及服务质量没有保证等问题。因成人教育争夺资源而影响全日制教育的质量，得不偿失；而低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服务损害学校声誉，败坏社会风气，更得不偿失。学校应充分关注这些问题。

在美国，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从中获得收益，补充教育经费，在过去几十年，成为快速增长的部分。[27]在中国，近些年来，这部分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的医科大学和医学院都并入了综合大学，而每一所医科大学和医学院都通常有不止一所附属医院，医院的盈利补充了大学的教育经费。

高校提供的其他有偿服务还包括，提供宿舍和餐饮服务、校园书店的经营、学校资源的出租等。

早些年，对于招收留学生，我们通常从政治、科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其意义。然而，在WTO框架中，教育服务是服务贸易中的一类。服务贸易有四种形式，分别为：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留学属境外消费。按照我国对教育服务的承诺，境外消费没有限制，也就是说，留学，无论是中国学生到外国，还是外国学生到中国，都不受限制。送本国学生出国留学，可以促进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接受外国学生来留学，不仅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促进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而且可以增加我国高校的收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招收留学生，为学校增加收入。留学生为英国每年带来12亿英镑的学费收入。[28]在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中，高等学校招收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位列第五大出口行业，排在物流之后，银行之前。[29]留学生的到来，不仅要交纳高额的学费，而且要交房租、餐饮费，还有其他日常生活消费，学校从留学生身上获得的收入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增长，以及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增长，留学教育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政府和高校应抓住时机，积极开拓留学教育市场。

募捐是美国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1994年，美国大学接受的捐款总额为124亿美元，占高校总收入的7%，1996年，这一比例达到8。3%，[30]捐助者主要是校友、公司、基金会、宗教组织以及其他私人。耶鲁、斯坦福、哈佛、康奈尔等大学都是接受捐赠较多的著名高校。美国大学校长一个重要的职责是募捐。曾任密歇根大学校长的詹姆斯·杜德斯达说：“对现代大学校长有一个通俗的定义，那就是住在大房子里乞讨度日的人。”[31]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1991—200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说，在任哈佛校长期间，他将筹措经费列为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任务。1998年，哈佛大学投入3500万美元资金和250人，募捐到4。27亿美元。[32]谈到筹款的秘诀，陆登庭说首先要利用校友会。哈佛毕业生有30多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对母校很有感情，学校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这些校友，获得帮助；另外也需要校长每年进行旅游和演讲，让有可能提供资助的机构和个人了解哈佛的计划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