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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各种教材复习资料的印制与发行（第1页）

第六节各种教材、复习资料的印制与发行

在我国的图书出版业中，出版品种最多、印刷数量最大、发行码洋最高、利润最丰厚者，就是中小学教辅图书。在世界出版业中称得上独特，也是绝对的中国特色。全国有超过500家出版社涉足教辅图书的出版发行，而全国出版社总数是560多家。[1]据统计，全国每年中小学教辅图书码洋达到数百亿元，类别超过10万种。[2]

对于形形色色的教辅图书，人们褒贬不一：

“我不赞成‘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观点，但教辅的存在，有这个市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3]

“如果不能说，教师需要教辅就说明有不会教或教不好的老师（其实这一点在某些教师身上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说，学生需要教辅，肯定有不会读或读不好的学生；对家长而言，不会辅导孩子的家长则大有人在。让教辅来帮助教师教学，帮助学生学习，帮助家长辅导孩子，又有何不可呢？”[4]

“教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所见的，所练的，都是别人预设好的过程，很容易使我们形成思维定势，造成经验错误。”[5]

一、众矢之的

2005年12月8日《北京青年报》刊载了《谁在教辅市场浑水摸鱼？》一文，这是目前所见到有关教研室经济问题的较早且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称：

“河南省纪检和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和基础教研室部分干部在辅助教材等发行过程中，存在贪污受贿、私设小金库等问题。目前已有6人被移送检查机关，其中包括一名副厅级巡视员和3名处级干部。”当年4月，在专案组对基础教研室的财会账表突击搜查中，发现了秘密隐藏的‘小金库’账册。对账册审核发现，1998年以来，该室截留的辅助教材稿费（这些稿费本应发给编写教材的基层教师）高达3000多万元。这些钱被随意开支、挥霍。报销凭证中，万元以上的洗浴卡、饭店及娱乐场所的发票、旅行社的发票等无奇不有，甚至在国外超市购买服装、生活用品的购物小票，也被折算成人民币报销。”

尽管教育领域的腐败早已不是新闻，就“证据确凿”的教研室丑闻，这则报道还是比较早、披露细节较为翔实的。

2006年11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署名金新（特级教师）的文章，“公权私用乃应试教育泛滥到中考的元凶”，对某教辅做了严厉批评。该文提到，某市2006年各类高中招生考试之语文试卷的文言阅读选用的是《名臣狄仁杰》，而这一语段曾经出现在《九年级语文读本》中，该书系负责出中考语文卷的教研员所编。“此‘读本’的每一段语段前均有‘阅读提示’。……看过的学生，只要智力正常，参加中考答题，不是得心应手，就是驾轻就熟。”“时下许多地方的中考属自由命题，由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于是那些以教育局教研室的名义，并在封面上赫然打上‘师生共享’、‘体现中考发展’、‘突出实际运用’等客观上具有**暗示性质字样的书，每年就成了学生的抢手货。”“书是个人写的，稿费是个人拿的，却以教育行政部门的名义来造势，以牟取利益更大化。这是否属于公权私用？”“他们做出的解释竟然是：‘现在还没有哪一种法律禁止教研员出书！”“教育领域利用命题方便公权私用的情况应该不是个别省市的事。”

《北京青年报》2006年12月2日，发表题为《黑心教辅书一周出一本》文章。“‘精华’、‘大全’、‘名师’、‘名校’……这些**人的字眼总能让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在某网站的论坛中，一篇题为《当一个负责任的教辅书编辑，我都快哭死了》的帖子，引起了众多出版社教辅书编辑的热烈回应，纷纷跟帖曝光劣质教辅书出版黑幕”。“浙江某所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高三教师蒋明明（化名）曾参与了不少教辅书的编撰工作。他说，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教辅书，都会挂上顶尖名师的名字，但挂名师名字的书太多了，名师怎么可能都亲自编写呢？蒋明明告诉记者，做这部教辅书的出版社或图书公司和这些名师都会签订协议，名师只要同意挂名，就能收到一定的挂名费。”“‘最糟糕的是，有些书商根本就是随便找了几个人来编写，最后编撰者的名字全是杜撰出来的。’浙江一位做教辅书非常成功的民营书商马先生对记者直言。”

“网友‘彼岸是金’曝光说，‘上午领导让一个同事换一本书的题，说只要全书换10道题左右就可以了，不然编校部门不愿意，出片的也不愿意。’在教辅书市场上，内容的大同小异太普遍了。很多学生在做练习题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本做过的题，在那本里又出现了。”“第一次出，还会创作一些原创的题目，等到第二年，基本就不会再有什么新东西了，稍微地改头换面一下就行了。”“有业内人士笑言，在这一行，粘贴、复制的水平要很高。凡是市面上出现一本质量不错的教辅书，很多书商就会把它‘拿来’，重新包装成自己的书。”

“浙江新闻出版局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分辨正版教辅书的优劣，比判别盗版书更难。”

上述几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却也清清楚楚地表明，教辅已经与各种各样的腐败结结实实捆绑在了一起。教研室有权力编写教参，教研员有能力编写教参，而且，曾经并且仍然在继续编写着形形色色的教参。对于以上种种，实在难脱干系。

二、“剪不断，理还乱”

对于教辅图书如今的乱象，教研室及教研员们到底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追究下去，发现就如基础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一样，很难做出简单清晰的判断。

下面，是对北京市某区一位资深教研员（GZ，2008）的访谈。

我：有一个问题，您别介意啊，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前期，海淀区的卷子和教辅之类非常有名，不光是在北京，外地也都来，好像可以花钱买。这个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GZ：这个事情特别简单，从1972年开始，海淀（区教研室）就在重庆出版社出了一套教学辅导用书。

我：正式出版的吗，还是内部资料？

GZ：正式出版，1972年，而这样的书全国当时没有。

我：那里面内容是什么呀，全是题吧？

GZ：除了题，还有对知识的认识。这知识为什么要这么用，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都有，这个东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后来的知识删减、教材的变更，然后做一些全新的解释。

我：这个书发行量很大喽？

GZ：很大，重庆出版社就是因为这套书，在重庆盖了一个最高的大楼。当时就是这套书，一年可以盈利一个亿。这是一个历史原因，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呢，就是当时是全国统一高考，而海淀区教研室有这么一批老师，潜心地研究知识，研究教学，当然也研究高考，形成了一个团队。

我：那这个书的署名是海淀区教研室吗？

GZ：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在进修学校之内。

我：那后来这个钱是都归了教研室吗？那教委也不干呀！

GZ：教委收一部分稿费，好比说100块钱稿费，教委收10%。

我：这样的，那海淀区教研室就曾经很有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