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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各种教材复习资料的印制与发行（第3页）

GZ：因为这个事情它有有利的一面必然也有有弊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可能是都好。

我：那您印象中原来海淀编的这个是叫练习册对吧，除了海淀用，别人是不是也可以用？

GZ：可以。

我：后来不让了。

GZ：也不是不让了，就是因为海淀进入新课标了，用了新课标的书了，它就不能用这个统一教材了。那套书由北师大出版社一直出到2002年。

我：对，北师大出版社，还是给师大出版社赚钱的嘞。那其他区当时不编吗？

GZ：三个区县同时编的，就是北师大出版社当时同时找了三个区县，西城、东城、海淀，然后西城东城的书在北京市卖，海淀的书全国卖，发展到最后因为太多了，它不能把书全印完了发过去，卖清样。

我：就跟人教社的那个什么一样。那么后来海淀区换了新教材了，东城西城它们那个书还继续卖吗？

GZ：那我们就不关心这事儿啦，我们就脱开这个啦。

我：是不是有命令，不许印，没有吗？

GZ：没有这事。

我：但是有很多批评，有很多抨击。

GZ：当时说这个事有个什么原因啊，就是各区县有个大白本，不是正式出版物，所有的练习册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要求各学校自己订，后来就发文，说这种是违规的练习册，违规出版物必须杜绝。

我：大白本是什么呀？

GZ：就是所谓内部印刷品啊，区里面印的，各区都有。

我：那咱们不算。

GZ：咱们不算啊，咱们一直是正式出版物。海淀后来和中国书店出版社联合在一起，就出了后来的练习册，新课标之后一直就是那个。

我：那现在这个量还很大吗？

GZ：还行吧，因为只有海淀用嘛。

我：外地也可以用啊，只要它和你们用一样的教科书它就可以用。

GZ：对，也可以用。

我：今天终于说明白了，我之前听了很多个版本啊，都不一样的。有的年轻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没编过，他可能不知道以前编过。

就此，似乎可以说，教辅的滥觞，教研室难脱干系，可是，如果让教研室承担滥编滥发教辅的全部责任，恐怕又会造成新一桩“冤假错案”。

针对教辅市场的混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严格规范各级教研室编写教辅图书的行为。以成都市某区为例，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全部免费。与教科书配套的各种练习册、参考资料等，则由各区教研室负责编写和发行一套。据了解，这种情况在全国有相当的代表性。不过，即使现在基本只是“仅编一套”，仍然有许多教研员们会以个人名义甚至匿名方式参与“编外”教辅的编纂。说到底，既然有市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来编写，何况利润丰厚。现在，教辅图书的最大获利者，早已不是教研室，甚至不是制度内的任何教育部门。据称，一些民间公司在教辅图书的编写出版上的产业链相当完善，许多人藉此不仅脱贫致富，而且跻身千万甚至亿万富豪之列。

教研室退出教辅图书作者的行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似乎并不容易做出结论。

那么，教辅与学生负担又干系如何？一位教研员（LT，2010）如是说：

“教辅的主要内容是各种习题、教学目标——按照教科书各章各单元的情况、学习指导——如思路指导，这个题怎么理解，这个知识点怎么理解，它跟别的知识点有什么区别。教辅每年都需要修订，改动20%～30%的内容，依据主要是中考、高考学生对这些题目的使用情况。”

如果说是各种教辅增加了学生负担，可能不太准确，至少听听不同的声音。

“李豫是广渠门中学英语老师，一直关注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目前虽已退休，但仍然给一些学生辅导功课。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个问题，之所以提了多年而未能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面的原因从过去到现在似乎从未提过，那就是教材的内容日益加多、加深或是做一些不合理的变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很难理解的怪圈。’李豫说，‘教材的编写者似乎认为，所有的孩子每隔几年智商就要提高百分之几十，可以学越来越多的东西。’

李豫指出，教材内容增多、加深在英语科目体现最为明显。‘以去年秋季开学刚开始进行高一新课改的英语科目为例，’李豫说，‘新教材高一英语上学期两册书共10单元，生词625个（包括重点词汇、短语及所谓只认识不掌握的）。此前用的是一套，即2003年版高一上共一册12个单元，488个词语。新教材比老教材相比词汇量增加137个，增加幅度达30%。’”“新教材不仅词汇量大幅增加，内容的难度和广度也增加不少。”“李豫指出，教材中的内容难到学生甚至无法用中文完成，更谈不上用英文分组讨论了。比如教材阅读理解中让学生完成小组讨论‘像琥珀屋或圆明园这样的失去的文化遗产是否值得重建？’”

“教材内容为何越编越难呢？一位从事过教材编写的业内人士透露说，每一次实行新教改，教材内容都要重新编写一遍，但教材的编写者并不是一线的教师，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教育教学理论，认为教材应当按照他们理解的‘教学大纲要求’去创新，于是教材内容是面目一新了，但却忽略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认知能力是否能适应他们的创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