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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各种考试命题（第1页）

第三节各种考试命题

不知不觉间，考试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成了一个微妙的话题。各种各样有关学校教育和教学的文章和专著，都可以巧妙地回避考试、闭口不谈分数，或者轻飘飘一带而过。然而，在讨论教研室功能时，回避或者轻飘飘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功是过，教研室与考试的关系长久而结实，服务于考试更是教研室的任务。一篇专门讨论教研室的硕士论文有这样的概括：“目前，各级教研室拥有除高考命题权之外的几乎所有大规模考试的命题权，这对教研室来说，既是权力，更是责任。”[1]其实这句话应该加个时间限制：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如此，如今，一些考试已经取消，各地陆续成立的考试中心也将若干考试的权力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尽管如此，承担与考试相关的工作仍然是教研室的职能之一。

一、世纪伟人的“另一个”贡献

时下，考试压力和升学竞争所带来的折磨，几乎是所有中国人没齿难忘的记忆。人人能够历数其斑斑罪恶，家家皆可痛陈其种种危害。实际上，考试及其压力由来已久，不必提什么科举制度，就是新式学校成了气候不久，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就已露端倪，其激烈程度一点不比今天逊色。前辈学人何兆武先生在回忆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十分传神地描述了昔日光景：

“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们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大概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2]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于1951年10月1日发出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指出，为使不同程度的学校互相衔接，升学需经过考试。”[3]随着社会生活逐渐焕发生机，考试及其压力也开始抬头。1955年7月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指示指出：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是几年来存在着的一个问题。1954年秋季以后，发生了新的严重情况。学生的课外作业繁重、考试多。学生每天忙于应付作业和考试，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星期日也赶功课，经常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中。”[4]可见，新中国建立之初，考试与学生负担这一对矛盾业已出现。此后，这样的文件基本上每隔几年都会下发，从未中断。

学生真正从考试中“解放”，只有“**”的十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解放恰恰是以整个教育事业的瘫痪为代价的。按照时间的维度，几乎可以说“**”在教育领域自废除高考而始，自恢复高考而终。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称：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信。[5]从这一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消失了整整十年。很快，红卫兵奉旨造反，正常教学骤然停顿，全中国所有的中小学全部取消了正式考试。后来，中小学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了，教学在形式上有所恢复，却谈不上任何质量和水平。那时毕业的中学生，号称学习过语、数、外，也学习过理、化、生，却是真正的徒有其名。我本人便是在那个时期接受的中学教育，首先，一度没有高中，如北京1969届和1970届初中学生都是毕业便直接走向社会。其次，所学内容简单粗浅，即使从1971年开始恢复了高中，也基本没有多少改善。在1977年、1978年两年的高考中，“**”期间毕业的高中学生在成绩上远远无法与“**”之前毕业的高中甚至初中生相比。自然原因多多：毕业后无论成绩如何同样上山下乡使学生无心学业，家长知道学生前途出路与学业无关无意过问，老教师作为“臭老九”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惟恐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者不敢认真执教，新教师自己所受教育有限也无能规范从业……但以上种种之外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小学常规的考试制度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组成部分被彻底废除，因此，尽管那时教师也会给学生留作业，甚至也有期中期末检查（非正式的考试），但学生不完成也没有人敢较真，成绩如何更是无关紧要，是否及格没人关心，成绩出色或糟糕全无所谓。评价本身的诊断、调整、强化、教育作用不复存在，教学质量如何没有人真的在乎。平时没有考试，升学也无须考试，学生按照年级顺序从小学直接升入初中，再从初中升入高中，并且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就近入学。因为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工”：进工厂成为工人——可以留在城里，所以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出路；“农”：即通常所说“上山下乡”“插队”（也包括半军事化管理的军垦农场和建设兵团）；“兵”：参军，这在当年是最为让人羡慕也最为光荣的出路，但如愿者是少数。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洪晃女士就曾经在“**”**之际去美国读小学和中学，这大概是彼时的同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然是国家外语人才的需要使然，却绝对与一般人无缘，发生在极狭小的神秘领地。大多数学生的出路，与毕业于什么学校、学习成绩高低全无相关。前途如此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就近入学时没有任何学生和家长持有异议，与今天这样近乎惨烈的“择校”对比鲜明。

如今令整个社会头痛不已的考试竞争，在“**”后的恢复，绝对是一出严肃的正剧，而且可圈可点。当中国社会终于结束了“**”的噩梦，教育领域第一个，而且迄今看来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恢复高考。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6]从而拉动了新时期教育恢复和发展的序幕，这一事件早已载入史册。

邓小平在考试方面对于教育的贡献，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中小学考试制度的恢复。很可惜，在各种研究中至今对此少有提及。如果让现在的年轻人分析历史，多半认为，既然“**”结束，高等教育开始通过考试招生，那么中小学各种考试的恢复自然水到渠成。宏大的历史叙事固然可以这样言说，真实的演变过程却绝对没有如此简单。实际上，从高考的恢复到中小学各种常规考试的恢复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大约有将近两年。

邓小平恢复高考时，“**”余威犹在，毛主席关于教育尤其是考试的批评言犹在耳且地位至高无上，有几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因此，名正言顺地恢复各级考试在那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非具大魄力大智慧者不敢为，非位高权重者不能为。在恢复中小学正常考试制度这件事情上，仍然是这位世纪伟人高屋建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978年4月22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在谈到“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意见时，指出：“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办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7]须知，直至此时，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尚未到来，“三中全会”亦未召开，“两个凡是”[8]仍然紧箍咒般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一重要讲话之后，全国各地才陆续正式恢复了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升学毕业考试。比如，上海市于1979年9月，率先正式恢复初、高中招生考试制度，[9]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跟进。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得以“正名”，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终于名正言顺走上正轨。根据北京市教委一位领导（ZW，2009）回忆，“其实，一些地区和学校在高考恢复之后已经自动地在中小学开始进行各种考试，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都拥护。”但这毕竟是民间的自发式行为，不是正式的制度建设。中小学“理直气壮”地恢复考试，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讲话之后，比高考的恢复整整晚了两年。

迄今，谈到邓小平对教育的贡献，都会提到恢复高考，殊不知，邓小平在恢复中小学考试方面，同样功德无量造福全民。如果没有上述讲话，中小学教学秩序的恢复必然蹉跎延误，高考所孜孜以求的选拔人才的目的将难以获得坚实的基础。考试之于教学，之于学校教育，就如同质量检验之于生产，之于工业，没有考试，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是无从保证的，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由是，邓小平堪称尊重教育规律的楷模。可惜较少看到相关评价，甚至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淡忘。

二、权力来源与滥觞

从学理上说，考试是教学的衍生物——没有教学，就不需要考试；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考试，教学就谈不上质量和水平。当然，考试作为教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独立性是相当强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与相关的教学分离，既可以彼时教，彼时考，也可以彼时教，此时考；既可以彼处教，彼处考，也可以彼处教，此处考，考试的组织和进行可以是一项独立性相当强的任务。基础教育阶段的各种考试原则上均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但具体到命题、阅卷等纷繁复杂的操作，则必须有专门队伍承担。很简单，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年复一年地周期性发生，教育行政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投入到这项事务之中。十分合乎情理地，在很长时期内，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在全国便由各地、各级教研室承担起来，这当然是责任，同时也是权力。

考试是教研室威信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那样的非常年月，学生、教师、家长，没有不希望得到好的考试成绩的。毫无疑问，考试命题的职能意味着权力，当这种职能被指定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也就意味着同时将权力授予了这个人或这个组织。长期以来，由于具体承担着诸多考试命题的责任，教研室也就享有着强大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当然，考试命题绝非教研室威信的唯一来源。如前面提到，对日常教学的指导是教研室最本色的职能，由此衍生出了教研室及教研员在教师心目中的威信。这种威信来自教研室自身的建构——教研活动成功有效，教研室威信便上升，反之则下降。而考试命题所带来的威信则不同，它是被授予的，直接来源于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由于这种权力的巨大作用和后果，造成的事实是，尽管各种升学考试命题的工作在教研室工作的比重上并不特别大，但对教研室威望的消长却举足轻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大权在握，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室，也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员。虽然我们一再声称，考试竞争由来已久，但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是，这种竞争在激烈程度上，在影响规模上，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30年，既是基础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考试竞争趋于加剧的时期。无论是何先生记忆中的20世纪30年代，或者“**”之前的“十七年”，考试及其压力，以及与此相伴的“追求升学率”现象，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无法与今日相比。很简单，那时的义务教育远未普及，教育事业发展也缺少稳定的大环境，所谓“考试竞争”，以及“追求升学率”现象，所波及的社会面远远不像今天这样广阔，不可能如此这般地牵动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千家万户的神经系统。各种考试的结果“性命攸关”——关系学生个人发展的可能，关系学校排名，兹事体大，对于结果的关注和希冀也就迫切。

如此局面，必然会有人对考试“动脑筋”，会有人企图从中渔利。教研室不仅近水楼台，而且就在漩涡中心。教育行政部门对于考试是最终的决策者，但如何考？考试的具体内容、具体形式、具体难度等，教研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权威，若想打打小算盘，很方便上下其手。被人们诟病的考试问题上的不良导向，在一些教研室的确存在，不是科学、严肃地对待考试，不是尽力避免和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反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巧立名目，致使考试泛滥，题海无边，比赛辅导铺天盖地，偏题怪题层出不穷，篇子、卷子排山倒海，一些教研员，一些教研室，热衷于此，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从中渔利，甚至惟利是图，结果戕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只是，这些现象毕竟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更重要的是，人为地扭曲了考试的面目，异化了考试的精神，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考试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极其复杂且许多来自教育系统以外，如前所述，只能逐渐地克服和消除，同时必须对其长期存在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当然，教研组织本身责无旁贷，要致力于考试的科学化，考试手段的改善，更应该自律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各种对于学生的伤害。

三、双刃剑与地位的尴尬

有时想一想，邓小平在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会带来相应的副作用呢？在《邓小平文选》中，找不到答案。毕竟，邓小平是政治家思想家，不是专门的教育家，然而他亲自出马恢复高考和中小学考试制度，又令人感觉他对此是明察秋毫的。品读他在恢复中小学考试时的讲话，更可以推测，他是一定能够想到的，明知考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仍然坚持恢复考试，这才显示了其非同一般的魄力和胆识。

像学校教育的许多事情一样，在这里也出现让人难堪的“吊诡”，考试好像一把双刃剑，令教研室身份贵重，同时又宿命地背负上沉重的包袱。考试的结果一直是人们评价教研室工作水平和效率的重要指标，即使在许多命题权力已经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后的今天也没有改变。“教研室如果不能有效指导教师对高考、中考开展研究，或者说哪一年高考、中考没有考好，那么，教研室的工作是失职的，就会受到来自行政、学校和社会各界的责难。”[10]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各级教研室，各科教研员的共同心声。局外人在批评指责考试压力和学生负担时会将矛头对准教育行政部门，但实际上所有批评指责最后还是会落到教研室头上，尤其是县（区）级教研室。尽管教育行政部门早就三令五申不许搞分数排队，但事实上排名总是存在——成绩及其差别是不可消弭也不应该消弭的。就像奥运会的排名，无论按照金牌总数，还是按照奖牌总数，或者按照国家人口总数，甚至所谓运动的“优雅”程度，大家就是要比一比，看一看，谁更出色，谁更优异。学校教育关乎个人和国家前途命运，结果如何？合格与否，优劣高低，自然是一定要比一比，看一看的。

为了争取好的教学成绩，当然也为了在或明或暗始终发生的各种考试竞争中“胜出”，教研室在考试问题上从来不敢懈怠。钻研内容，分析考卷，布置复习，组织辅导，历来是教研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本来并不“邪恶”，但如前所述，在今天的中国又难以避免地面目可憎。说来可怜，其他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讨伐考试，义正词严地指责围绕着考试发生的种种悲剧，唯独教研室和教研员们例外——他们一方面也要向旁人一样对于考试口诛笔伐；另一方面还得打起精神为各种考试操劳。仔细想想，对于教研员们着实佩服，该有多么强韧的神经和强健的心理，才能应付这样足以撕裂人格的冲突，并且年复一年地、一样不少地完成所有必须完成的考试。

那么，有关考试的事务在日常工作而言占据着什么样的分量？

根据前面所说，县（区）一级教研室与升学、考试的关系比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教研室更为直接和密切。那么可以从这一级教研室的情况作点分析。

两个学年期间，在北京市某区教研室的工作安排中，与考试有关的教研活动情况大致如下。

2005—2006学年第一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22次，其中中高会考17次，占活动总数的8%；期中期末（考试）3次，占活动总数的1。4%；考试复习29次，占活动总数的13。1%，总计占到22。5%。2005—2006学年第二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28次，其中期中期末（考试）35次，占活动总数的15。4%。

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74次，其中中高会考12次，占活动总数的4%；期中期末（考试）10次，占活动总数的3。6%；考试复习35次，占活动总数的12。8%，总计占到20。4%。

2006—2007学年第二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193次，其中考试题分析21次，占活动总数的10。9%。

（以上数字来源，参见本章第二节）

中高会考：实际指考试之前的有关准备，以及考试之后的情况分析。除会考外，中考、高考都在每学年第二学期进行，新学年开始后教研室按照惯例要对上个学年这几个考试的情况做出评估、分析，全国的三级教研室都会做这件事情，当然，在县（区）一级会做得特别细致。大体会包括本次成绩与上次相比如何；与其他县（区）相比又如何；某门学科情况比较好，某门学科情况比较弱，某门学科成绩进步突出，某门学科成绩下滑严重；今年考试题目的变化如难度的增减、题型的改进、结构的变异……当然还有，这些情况所反映出的教学问题、薄弱环节、漏洞，以及今年的相应对策，等等。

期中期末：每个学期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虽然不具备上述几个考试那样决定学生命运的力量，却同样是不可轻视的，正是这些考试的积累，最终决定着那些重大考试的成就。

考试复习：人的记忆与遗忘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却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每天，学生接受着新的知识，同时面临着以往学过知识的淡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无数教育家一直在进行着尝试，而迄今人们最常用的办法还是及时地复习。考试之前的复习通常是积累了分量可观的知识之后，而且考试又近在眼前，自然更加不能等闲视之。

上面的数字和百分比究竟有多大代表性，究竟是过多、过少还是比较恰当？由于资料有限——种种原因，获取此类资料特别困难——实在不敢妄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各地的教研室，特别在县（区）一级教研室，关于考试的教研活动一定是工作中一个比较固定的部分，上述比例大概也多少有些代表性。

那么，作为教研室的服务对象，教师们对这类活动怎么看呢？

寻找一番，得到为数不多关于教研活动的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在一项了解教师对教研活动需求的调查中，所列选项可谓广泛，如教材分析、专题讲座、研究课、中心组活动、视导听课、教法指导、组织教学观摩评比，等等，相当全面，却唯独没有关于考试的。[11]这种闭口不谈耐人寻味，大概与如今考试的尴尬处境有关。正式调查避而不谈，私下询问时所得结果却毫无悬念，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表示，对于教研室组织的与各种考试相关的教研活动是“非常重视的”，是“一定会参加的”。如是，印证了我几年来的判断，在教研员和教师们心中，与考试相关的教研已经沦落为“只能做不能说的”半地下的“灰色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的“原罪”情结，似乎很可笑，实际上很可悲，如果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关心学生的考试及成绩，不知我们的教育将会是什么模样？

北京市某区一位高中理科的教研员（LT，2009）十分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考试的看法。

“考试研究当然是教研室的任务。尽管说考试受到众人的唾骂，但是除去考试，中国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考试还算公平。面试都不成，人为的因素和干扰太多了。并且，就咱们这个国家，考试也不能取消，所以对于考试的研究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包括命题。各个年级的期末命题，中考、高考、模拟命题都是我们的任务。这块任务也挺艰巨，特别是毕业年级。我们还承担着上级领导派的一些任务。比如北京市搞活动，靠谁，还得靠各区县。再比如说考试院，它的命题，中、高考的命题，或者搞一些科研啊，它找谁，还是找教研室。”

鉴于考试的种种弊病和局限，人们从来没有放弃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只是这并非一项轻松、简单的任务。下面一条消息便值得思考。

“按照市教委的要求，从去年秋季开始全面启动的高中新课改，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动手和创新能力，在文化课的教学难度上要求是降低了的。但是，实际上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