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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近代思想和学术的变化当然受到现代性的影响，和佛教直接相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官方神学逐渐走向衰落，这主要表现在儒家权威的丧失。这种丧失除了受到西方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冲击之外，也表现在这种权威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的解体，即科举制度的解体[118]。因为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冲击导致晚清出现托古改制和维新变法的新思潮[119]。科举制度的解体使传统士人学习儒家《四书》、《五经》进入官府的路途出现中断。这可以看作是世俗化的一种表现。

其次，中国逐渐走出帝制时代，转向民族国家的建构，对于民族和国家政权的认识也转向在现代政治论述和制度下对其重新定义。中国知识阶层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政权问题。至少在民族问题上，民国初期基本上已经很少有人还钟情于排满，五族共和的观念较为深入人心。中国的知识阶层也开始重新认识自身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至少从寅恪的著作来看，他不是很强调汉族的主体性，但也并未明显地偏向使用民国以来逐渐构建的中华民族主体性，他更多是提及作为国族的中国民族。

最后，进化论的历史观念在四方社会思想的传入下影响了许多人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宗教、中国佛教的发展，还包括重新思考中国的宗教与其他宗教、哲学思想的比较问题，以及在这一比较背景下对中国宗教和佛教进行重新定义的问题[120]。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佛教学界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中国佛教界不得不对近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哲学、科学都作出其应对。其中科学即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西方传来的“科学的佛教研究”或者“近代佛教学”。因为这种学问全面改变了人们对印度古代宗教、语言和文化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学术发展经历了非常不同的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佛教在整个世界的发展都非常重要。这首先反映在欧洲对于佛教的现代研究主要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研究从新出土古代语言写本文献看宗教的历史，通过研究这些写本来重建佛教的早期历史，并与殖民者在南亚目击的佛教现状对比，从而认为东方当时的佛教已经堕落，失去了早期佛教特别是佛陀住世时期的理性，而堕落的佛教充满偶像崇拜。这种研究集中讨论所谓原始佛教或早期佛教。这种现代研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主要反映在其经历了早期比较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研究到宗教史、宗教哲学研究的转型。

不过，如果稍微留意一下20世纪中国佛教史，也的确可以看出僧团内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佛学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僧人在佛学造诣上并未能发展出可以和学术界并驾齐驱的学术传统。中国佛学发展不仅需要教外学者的努力，也需要僧团内部的僧人努力，两种学术传统可以相互平衡和竞争。南北朝时期佛学之发达，与高僧和士人在佛学方面相互砥砺不无关系。以今日欧美、日本、台湾等地的佛学研究而言，也可以看出教内外学者的相互促进。一些有成就的欧美学者，或得到僧侣相助，或本身曾出家为僧后还俗从学，如巴斯维尔（RobertBuswell）、瑟曼（RobertThurman）、德雷福斯（GeeDreyfus）等人。日本则很多知名学者本身或出身佛教家庭或带僧人身份，如塚本善隆、上山大俊、竺沙雅章等人。台湾教内外学者之间也有着密切而广泛的合作。

其次，日本佛教界的现代佛教和现代佛教研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型，其现代性的表现在许多方面事实上也决定了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在20世纪初以来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当然，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佛学有很大不同。和今天美国佛教学者对佛教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大乘佛教的禅修不一样，19世纪欧洲学者对佛教的兴趣主要在于早期佛教的哲学、道德、历史，特别是佛陀个人的传记，也即是学理方面。这主要反映在当时的欧洲学者很多都有基督教的背景，他们思考佛教问题多从基督教背景出发。

同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在南亚、东南亚、中亚地区发现很多早期佛教的写本，这提供了他们很多重新认识佛教早期形态的生动标本。而且19世纪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在迅速发展，科学思潮给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最后，美国佛教学术因与日本禅宗和西藏佛教传入的历史密切相关，其研究重点仍然在禅宗和西藏佛教，而两种传统均重视禅修。

[1]参见DonA。Pittman，TowardaModerneseBuddhism：Taixu'sReforms，Honolulu：UyofHaress，2001；李广良：《心识的力量：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周志煌：《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思想中“回溯原典”之意涵及其实践进路——以太虚、印顺、欧阳竟无之论点为核心的开展》，载《中华佛学研究》第1卷，1997，157～193页；LongDarui，“AhDialoguebetweentheeseBuddhistLeaderTaixuands。”BCS，Vol。20（2000），pp。167-189；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业公司，1999；太虚的人间佛教理念在当代台湾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佛光山、法鼓山、慈济等组织的发展，有关研究见CharlesBrewerJones，BuddhisminTaiwan，Honolulu：UyofHaress，1999；Stuartdler，EstablishingaPureLaheFoguangBuddhistPerspeodernizationandGlobalization，Honolulu：UyofHaress，2004；JuliadRobertP。Weller，“MeritandM：WomenandSocialWelfareinTaiwaneseBuddhism，”JAS，Vol。57，No。2（1998），pp。379-396；Juliag，dpassioheBuddhistTzubridge：HarvardUyPress，2009。

[2]参见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北京，中华书局，1994。

[3]其基本含义是“将众人结合在一起”，biogether。

[4]RussellT。ManufagReligion：TheDisSuiGenerisReligioiostalgia，Oxford：OxfordUyPress，1997，pp。27-73。

[5]PeterHarrisiionsintheEe，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90；Stepheive，ReligionandSdamentalismversusIrony，1700-1999，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02，p。133。

[6]有关讨论见JasonA。Josephson，“WhenBuddhismBecamea‘ReligiioioingsofInoueEnryō，”JJRSVol。33，No。1（2006），pp。143-168。

[7]参见拙撰《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以慕维廉〈五教通考〉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8]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缓解，出现了一批以汉文早期译本为材料来研究早期大乘佛教的学者，如GregoryS，PaulHarrison，那体慧（JanNattier），辛岛静志，DanielBoucher等人。

[9]RobertH。Sharf特别批评了美国中古中国宗教研究界佛教研究与汉学研究的脱节；见氏著switheseBuddhim：AReadireasureStoreTreatise，Honolulu：UyofHaress，2002，p。1。

[10]参见拙文《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第4期，31～47页；略加修订收入本书，见第五章。

[11]Philipd，TheBritishDiscoveryofBuddhism，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88，p。40。

[12]Philipd，TheBritishDiscoveryofBuddhism，pp。93-94。

[13]Rig，TheOrientalismandReligion：PostialTheory，IndiaaicEast”，Le，1999，pp。35-61。

[14]Philipd，TheBritishDiscoveryofBuddhism，pp。112-121。

[15]WalterMedhurst，a，pp。217-218。seealsoTheNationalCyclopaedia，1847，III：911-912；1857，III：911-912；Philipd，TheBritishDiscoveryofBuddhism，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88，pp。123-124。

[16]Philipd，TheBritishDiscoveryofBuddhism，p。126。

[17]ElizabethA。Gordon，SyriacityandtheDaijōBukkyō，reprintedinAsianChristologyandtheMahāyāna，Tokyo：Maruzen&pany，Ltd。，1921。

[18]J。JeffreyFrausandtheLion：BuddhismaishEmpire，IthaellUyPress，2008，pp。11-12。早期现代很多英国作品中均可发现他们对亚洲的想象，如莎士比亚、培根等人；有关分析亦可参见一本论文集，DebraJohanyak，andWalterS。H。Limeds。TheEnglishRealism，andtheIdeasofAsia，NewYraveMa，2010。

[19]即Introduàl'HistoireduBuddhisme，此书的英译本业已出版，见IntrodutotheHistoryofIndianBuddhism，traiaBuffetrilleandDonaldS。Lo：UyofChicagoPress，2010；英译本书评见JonathanA。Silk，“AMissedOpportunity，”HR，Vol。51，No。3（Februrary，2012），pp。262-272，对Lopez的导言和翻译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导言并未真正指出此书的地位，翻译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译注以便读者了解此书出版以后的学术进步。有关这一时期佛教史研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亦参见Rig，OrientalismandReligion：PostialTheory，Indiaaide，1999，pp。143-160。

[20]对东印度公司在梵文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见LudoRodRosaheMakiernIhomasColebrookeaIndiapany，Le，2009，especiallychaptersix：ParagonofScholarship（London，1815-1837）。

[21]有关欧美对佛教的早期研究，亦请参见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2]基彭博格称之为“欧洲诸宗教的早期历史（TheearlyhistoryionsofEurope）”，参见HansG。Kippenberg，DisgReligiousHistoryiranslatedbyBarbaraHarshav，PriooyPress，2002，pp。24-50。

[23]有关琼斯的研究很多，这里仅举出较近的琼斯学术评传，见MichaelJ。FraJones：Siruist，1746-1794，Oxford：OxfordUyPres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