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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中华民族书写（第2页）

[21]《蒙藏旬报》1932年第6卷第1期，蒙古文部分，第23页。

[22]《蒙藏旬报》1932年第6卷第1期，藏文部分，第28页。

[23]宝音朝克图、罗布教授在蒙古文和藏文解读方面给予笔者耐心帮助，特此致谢。

[24]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182—184页。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429），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25]详细情形，可参见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

[26]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蒋总统集》第1册。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已指出这一点，转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7]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也可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收入王笛主编：《新社会史（3）：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黄帝子孙”说的由来与内涵演变，高强2000年以来发表过系列论文，并出版《炎黄子孙称谓的源流与意蕴》（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亦可参见。

[28]邓长耀：《五族联欢歌》，《绥远月刊》1925年第1卷第3期。

[29]《绥蒙辑要》一书，笔者见之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标价4元。书上没有具体出版时间和编者及出版单位。据有的学者考证，该书编纂完成于1936年，铅印于1937年（一说1936年）。编者为陈玉甲（1908—？），抗战时期曾任蒙古游击军第2区司令。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有关此书的介绍。

[30]后来，黄帝祭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民族代表权的一个斗争场域。如1948年和1949年中共夺取黄陵县后，两次祭陵，而国民党只能在西安省城遥祭。观其双方祭文，可知其斗争内涵。

[31]于右任：《黄帝功德记》序，南京仿古印书局排印1935年版。

[32]可参见张其昀：《黄帝子孙》，《妙中月刊》1941年第23期。

[33]绛央尼马：《对于民族扫墓之意见》，《大公报》1935年4月8日。

[34]可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8—99页。

[35]江湘：《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夏季公祭》，《新中华报》1940年7月30日。

[36]《中央党部欢宴蒙代表》，《中央日报》1930年5月31日。

[37]季陶：《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新亚细亚》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

[38]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2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关于蒙古会议及戴、孔讲话的更详细内容，可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64—67页。笔者此处引文也参照了杨文。

[39]蒋中正：《三民主义纲要》，副题为“十八年七月在北平陆军大学讲演词”，《中央周报》1929年第63期，第18—19页。1930年，它又以《三民主义的纲要》为题，发表于《中央半月刊》第2卷第24期。其内容大体一致，只是文字有所出入。而笔者所引录的这段文字，两者则完全相同。秦孝仪所编的权威本《先总统蒋公言论总集》目录中，却标明蒋介石的此次演讲稿“稿佚”，不知何故。

[40]《世界日报》社论：《中央宜确立适当之民族政策》，《世界日报》1933年10月27日。

[41]张慰慈：《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1928年8月10日。张慰慈（1890—1976），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最早的政治学教授，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曾著《政治概论》（1924年）和《中国政治学大纲》（1930年）等书。鉴于张慰慈其人思想的重要性，我曾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将其列入为其中一卷，最终被采纳。

[42]杨幼炯：《我国民族运动之理论与实际》，《东方杂志》第26卷第20号“民族运动号”，1929年。

[43]《卷头语》，《东方杂志》第26卷第20号“民族运动号”，1929年。

[44]《中央党部欢宴蒙代表》，《中央日报》1930年6月2日。

[45]虚谷：《“九一八”对中华民族复兴上的意义》，《新新周刊》1938年第18期。

[46]裴芷：《伟大的中华民族》，《国风》1939年9月第3期。

[47]“新疆回族”，这是当时的一种称呼，主要指天山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民，传统汉语里一般称之为“缠回”，清代亦惯称“回部”。民国时期，“回族”概念所指内涵不一，所谓“五族共和”口号中的“回”，包括了维吾尔、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内。1934年11月29日，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新疆民政厅通告，正式改“缠回”为“维吾尔族”。“维吾尔族”的称谓遂有了一定范围的使用，但广义范围的“回族”之称仍广泛存在。参见赵海霞：《“缠回”更名“维吾尔”时间考》，《甘肃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清代民国的“回”是一种泛称，“回部”主要指天山南部的维吾尔族，但有时候也包括回族等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参见方素梅：《从〈回部公牍〉看民国前期回族人的政治参与活动》，《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48]《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告全国同胞书》，《蒙藏月报》1938年第2期。另可见仲实：《民族大团结》，《抗战》1938年第61号。

[49]《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蒙藏月报》1938年第2期。

[50]《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51]《蒙旗同胞的责任》，《中央日报》1939年2月17日。

[52]《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近讯》，《回教论坛》第2卷第10期。

[53]马鸿逵：《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回教大众》1938年创刊号。

[54]马鸿逵：《西北之两大问题》，郭维屏主编：《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