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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青年学生 躁动与求变（第1页）

第二节青年学生：躁动与求变

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学生，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和躁动心理交相作用，不安分是普遍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新时代的来临不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强烈期盼着现实的改变，哪怕为此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前景也未必清晰。

两湖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1886—1967年，原名鼎元，又名继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自1906年入学，已经住校五年，这样长时间离家读书，令这位26岁的学生早已身心疲惫。辛亥年暑假，是这一期预定毕业的时间，但是朱峙三还是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比他晚入学读理化学堂者“俱已毕业充教习，且获奖给出身矣，思之忿然。”[38]加上家里负担重，母亲常常询问其何时毕业，令他感到读书成了一件苦事。这样的心态在集中住宿的同学中相当普遍，“心理厌恶住学堂太久矣”。（235）学堂中开设的课程，他觉得索然无味，每日“照单上堂，兴趣极少。”尤其厌恶经学课，认为与世界大势不合，如同“王莽复井田”。算学他不喜欢，每以为苦；教育学先生“讲不动人。看讲义人人能懂，何用讲为？”（235）官话讲《圣谕广训》，未免陈腐，而且先生也讲得不纯粹；簿记讲学理，不足听；体操课则学生皆不愿擦枪，堂中雇二士兵代劳。连学无止境的国文课也因为先生不会讲，“听者甚少。点名后，人人悄悄下堂，彼不管也。”（242）个别同学虽未退席，也是在看别书。只有图画课因先生教法甚好，差强人意。而日本教习教授的化学、物理学，则因为朱峙三对试验有兴趣，并有志于将来教化学，所以不无兴致。至于校方主政者，在朱峙三看来只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故意一再延长学习的期限，因而更加痛恨现实现状。

对学业不满，转而关注时局，而对时局的担忧又使得学业更加令人生厌。作为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武汉学界早已是“革命思潮一日千里”。（190）各学堂学生阅读革命书报者极多，不仅订阅《民呼报》，还从东京寄来《民报》，尤其关注各地反清起事和暗杀的消息。同学们常常谈论反清革命的话题，并有文学社社员居间联络。作为革命情绪日益强化的表征，不顾官方禁令，剪去发辫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学生为《中西报》、《公论新报》、《大江报》等报刊撰写论说，讽刺抨击时弊。“革命风潮不久必起”，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清廷组织皇族内阁，“以伦贝子、振贝子诸年少亲贵握大权，仍视汉人如奴隶。强邻四逼，欲以假立宪以缓和民气，乃速其亡耳。”（238）

应对学生的动向，当局举措各异。有的学堂剪辫者多，只能听之任之，有的则欲开除带头人，杀一儆百，迫使学生具结再蓄发。为了防止校方官府的压制，学生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投稿报馆用别号或是秘密方式，传阅革命书刊实行登记制。在各种地下管道的联系作用下，学界暗中传递的消息有时比公开媒体来得更加及时。三月底广州起义，四月初四沪汉各报才刊登报道，而武汉学界即时获得消息。朱峙三于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一日连续记载：“今晚邢伯谦自外归，述广东不日有举动，他在杨玉如家开会所得的消息。”“昨闻伯谦，今午问鸿勋。他云广东似有紧急，但不知能胜利否？如不成功，杀一孚琦有何益处。”“午饭后，肖兴仲来会予，云昨得沪息，广东有剧变，但不详内容如何。”（237）

不过，思变时期倾向革命者的所有言行未必皆有革命的成分。朱峙三为《中西报》写论说，发表意见评论时政之外，也不无赚取稿酬的盘算，借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增加个人的财力。同时他还仿学张裕钊等人字画，为人书写手卷、册页、大联、中堂，卖字得钱，以备急需。“廉卿书法，眼浅之古董家鉴别不清。予有此一笔收入，较之向报馆做论说，不操心者相去天渊。”（236）连日本教习也转托他写对联50副，“要书张裕钊下款带回国送人，每副出大洋一元。予拒之，一因彼为予之教师。日本著名文学家冈千仞，年五十余来华从张裕钊学，及宫岛栗香遣其子彦自北京而鄂垣，而襄阳，而关中，相随数千里，八年之久。彼等归国后，宣传廉卿先生文章、书法，盖早已誉满东京矣。既廉卿先生得名在先，予将来自有可传者在，何必蒙他人之名耶？予写以骗好古董者则可，此举则万万不可。予不受其五十元之笔资，嘱文卿婉拒绝，免彼竟向予索书也。”（245）50元对于朱峙三而言绝非小数目，武昌起义爆发前，他由报馆笔资和卖字润金所得总共不过20余元，不仅足以应变，而且能够资助几位同学。则摹仿字画也要取之有道。

叶绍钧（1894－1988年，后名圣陶，字秉臣，江苏苏州人）所在的苏州学界，整体而言革命势力的发动和组织程度远不如武汉，但是通过阅报、演说、观剧等形式，青年学生对于清政府和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于变革的期待同样强烈而迫切。除了从零售摊购买《东方杂志》以及阅看学校订购的报纸外，叶绍钧还与几位同学合资订阅一份《民立报》，“令送报者按日送至校中”[39]。不久《民立报》馆失火，叶绍钧大感惋惜，“诸报中‘民立’为有气，今被火，岂天亦欲斯民之无气耶？嗟嗟。”（14）10天后，《民立报》复刊，叶绍钧以其“卷土重来，煞是可喜。”（16）

具体而论，叶绍钧就读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即草桥中学，教职员的思想不但开通，而且激进，因而小环境甚至优于朱峙三就读的两湖总师范。监督（即校长）袁希洛是同盟会员，国文教习胡石予是南社诗人，他们常常在演讲、授课和课后交谈中随时启发学生的反清革新意识。二月十五日（3月25日），为该校成立五周年，师生集会纪念演讲，前任监督蒋韶九演说学生个人、公立中学和中国之将来，“说到末层，语更恳切，同学中竟有堕泪者。”继而胡石予登台，“即续蒋先生之意，语亦激烈。谓人有中蝮蛇之毒而割其臂者，我国现在此时此地，亦正当割臂之是务，须坚忍，须耐劳，即至万不得已，我江苏省亦可自成一独立之国，断不可坐而待毙。说完，拍手之声振动玻璃之窗。”（15-16）暑假后开学的训话会上，袁监督谈及“近今之危势，谓‘非武实不足以存。夏间走京师，观乎政府之种种丑态，益知此辈更不足恃，所恃者唯如诸君之少年耳。诸君切记，宦途不可入，虚荣不可慕。’”（27-28）

寻常讲课，教师们也随时启发灌输民主意识，如法制课讲人民与臣民的分别，“臣民者，服从人之民，而人民之权利有不能尽享者也。吾人三百年来，代代做臣民，故亦习惯而不以为怪，然大有弊在。苟一旦人瓜分我，而心中生一同一为臣民之心，则完矣。必心中有一必为人民之心，苟有不令我为人民者，我仇之，我杀之；我人苟有一人在，则必不令人臣民我，如是方无负为人之天职也。”（20-21）叶绍钧服为精论，特于日记中详细记录。

报刊和教师的宣传讲授，使得学生的思想很受启发，常常心有灵犀一点通。叶绍钧听老师说“英雄有多种，有逍遥尘网之外，不肯一进樊笼者。有愿进樊笼，以得一舒其志，作枉尺直寻之想者。”便进而联想到，“然一则心虽高蹈，终属无补；一则稍负瑕疵，其实有益于世。推而进之，则不受笼络，未尝不可施为。竖起脊梁，振作血性，转移也，改革也，何事不可为，只在我耳。此则非所谓大英雄乎。”（12-13）先生告以“春秋时最耻城下之盟，即兵临城下，必抵死以守，可想见当时民气之为如何矣！”于是联系现实，“今之民气不知何往矣？何外患日逼而优游嬉戏者之纷纷也。呜呼，其或积习由渐而致然耶，抑君主以天下为私产而致然欤？虽然，而今而后，君主虽以天下为私产，我却不得不认之为全国人之公产。”所以，保产救种，人人有责，人人奋起，“起乎，起乎，中国人其起乎！四万万民气，足哈倒全世界也。”（17）

学生阅报，尤其关心各种内忧外患的时事，耳闻目睹东北西南四面八方的危机，“报纸翻来满纸不如意事。”（13）对于清政府压制民众爱国救亡活动并且封锁相关讯息的举动大为愤慨，认为“政府靠不住矣”（15）。阅报见各国在巴黎密议瓜分中国的消息，“诸同学皆有不豫之色，相与促膝聚谈，论以后之究竟，都一语三叹也。”叶绍钧认为，与其“让人分，不如我中国人自分，十八行省十八小国也，更举一总统以统各小国，则中国成合众国矣。夫今日之百事无成者，政府之腐败也。今虽有责任内阁、预备立宪等云云，要皆画虎不成类狗者也。今我民为之主，则国之强与灭，我民之休戚系焉，举一事，行一政，肯草草乎？且外人所惧者，唯我民。今危急存亡之关头，而仍令今日之政府出与对待，适足以送却中国，故不得不构民立之政府与之对待。苟有侵占，我中国民唯有死力以拼之，则必可挽回。若弗自为改革，则荒谬之政府依然，便立宪，便责任内阁，外人即不瓜分我乎？至于不用外货等，虽亦有所补救，而其实末之末也。中国民，中国民，存亡关头，非改革不可。虽然，民识未高，亦可哭。”（18）

同是看戏，在学生们看来意义迥然不同。“内廷连日演剧。且所造舞台，费几巨万。际此民穷国穷之时，乃销金钱于最不应用之地，直将歌舞送河山，可杀。”（17）而上海艺员演国民爱国新剧，以资助商团经费，“各艺员妙舌生花，情节动人。满座士女均倾囊慨助。此等艺员价值较常人万万倍，义侠举动而菩萨心肠也。”（19）

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的起义暗杀行动，是学生们关注的重点，听到失败的信息，则扼腕叹息，并且赞同报纸的评论，革命党是不良政治的产物，“以捕杀党人为今日之务，则天下之人何往而不党人。”只有改革政治，注意民生，外交无丧国体，“则党人庶可归于无有”。可恨清政府绝做不到。广州起义失败，报载一17岁女子身怀炸弹，“亦系革党，想总不免于死矣。然大菩萨也，大英雄也。事成不成未可知，总是区区一点诚。此女子之谓也。”（19-20）

草桥中学的小环境虽然不错，毕竟不能不受制于大局势。叶绍钧一年级考试的汉文、经学考卷中，“有所谓触犯忌讳之语，而年终毕业时难以呈之提学司也。”校方要求叶绍钧重新誊录。叶绍钧虽然知道是为自己着想，心中仍然不快。“噫，初则既出之笔，终则枉初意而改之，言论亦不得自由，实在可恶。然余既受之，而允之重誊，则余之丑态矣。”（22）自责之外，更加厌恶造成言论不自由的专制政府。

刚刚进入清华学校的吴宓，所在的京师以及学校的大小环境，与武汉、苏州不同，而吴宓的思想倾向，也与朱峙三、叶绍钧有异。从陕西来到京师，首先是对这里的繁华和百物腾贵印象深刻。看过钟声新剧，“所演者皆家庭上、社会上之真情状。其刺人之易，感人之深，较寻常戏剧为倍蓰”。[40]“描写官场种种丑态，嬉笑怒骂无所不知矣”，（22）因而许为“改良社会之妙法”。又听说王钟声参与种种机密运动，揣测其可能真系“自隐于伶者”。到京第三日，吴宓即将发辫剪去，戴上洋式软帽，并且记道：“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此事利便极多，行之匪难，顾人亦空言者多，实行者少，可慨哉！”（20）因为游美复试改期，吴宓心绪不宁，遂发感慨道：“吾国诸事败坏，弊正坐此上下无信，政令反复。”（25）闲暇时凭吊圆明园，想象颐和园的兴衰。从报纸上看到《民立报》馆失火，“闻之不胜扼腕悼惜”。联想到历来报馆火烛，“岂天不欲中国有一完全之日报耶！是何火灾见于报馆者如是之多也？抑或有人播弄其中，故意为之？若此，则火灾之兴，更系人事。岂偶然之故哉！”（36）

吴宓目睹外国职员欺负学校巡警，愤慨“中人与外人遇，久无理之可言”（42），并担忧外国职员将来殴打中国学生和职员。对于美国教职员排挤走教务长胡敦复，吴宓担心教育权落到外人之手，后患无穷，并且转而对当局强烈不满，“吾特不解，以我堂堂之中国，而竟无一办理完全、程度高深之学校。今年清华学堂成立，略有希望，乃当局者必破坏之以为快，是诚何心哉？”（68-69）此事对于幼年失学，对清华抱有绝大希望的吴宓刺激很深。美国公使来校参观，总办、监督等皆陪侍之，全校清理扫除之余，还要求学生注意举止，保持整洁，以便将来到美国适应生活，并且给美国公使留下好印象。吴宓叹道：“呜呼，中国人之学堂不惧外部、学部之考察，而惧美公使之参观。岂真欲修饰表面以壮外观欤，抑国权堕落，以赔款之余建立学校，则事事必得受外人干涉耶？”（74）对外谄媚的政府，往往对内蛮横。清华规定暑假学生不得留校，令外省学生颇感不便，推举代表要求校方通融，而校方固执己见，不肯变通，吴宓“实不料监督之专制残忍乃至于是也。”（99）

在校期间，陕籍同学组织陕西学会，拟出月报一种，吴宓被举为编辑兼书记。吴宓自幼好文字，先后办过《童子月报》、《陕西维新报》、《少年世界》、《敬业学报》、《童子学报》、《童子丛报》、《童子日报》、《童子杂志》、《小说月报》、《星星杂志》、《陕西杂志》，在清华又办《观摩新报》。他对报刊上不时出现的各地起义暗杀消息，不像朱峙三、叶绍钧等那样关注，担心各地动乱，影响社会民生。他不反对愤世，但认为应愤其远大，而且“非徒愤之而已，且当求其如何而始可不愤”。（117）皇族内阁发表，吴宓认为“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64）友人所示《广东女界黄花岗战殁革党》诗，气味颇沉郁，吴宓“酷爱之”。（113）

吴宓不愿参与党派活动。有同学组织嘤鸣会，主张学生时代“努力自勉，实心求学，造成有用之才，以图补于国家，并以求完全之宪政为宗旨；学成后则各出所长，并组立政党以救危亡。”（137）已有会员百余人。组织者邀吴宓入会，吴宓自觉宗旨志业未定，不愿以党会自缚，辞而未允。不过，他对于专制深恶痛绝，认为中国人力求专制之旧习，毫不变更，位置私人，破坏公义，妒贤嫉能，汲引私党，否则以强硬手段恫吓威逼，“中国国事之坏，率由于此等人。清华学堂之不得不坏，亦由于此等人。”（147）对于清华学堂的情况尤感痛心疾首，“世事之最可愤、又最痛者不一而足，而中国一般之办学务者尤为可恨。即如清华学校，地非不佳也，款非不足也，人非不众且才也；使管理人能稍实心办事，其为益于中国前途岂可限量？乃若辈乃竟如此！乃竟如此！其可令人愤惋之处，笔难尽述。且即以管理学生一端论之，斯任者毫无亲爱之感情、殷勤之照顾，乃复设为种种不便之处，以钳制学生，以妨碍学生，使之于学行德业及身体卫生上，决不得有一毫进步……呜呼，通彻论之，若辈之罪岂可胜诛哉！”（159）像吴宓这样对于政治没有多少兴趣的青年，内心也如此愤世嫉俗，则整个国家确实仿佛一座随时爆炸的火药桶。

黄尊三（1880-？字达生，湖南辰溪人）1905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和明治大学法律系，到辛亥年已经在东京度过了六年光阴。其日记依次用黄帝纪年、西历公元和清代年号，日期则以公历，符合明治后日本的习惯。新历元旦，东京天晴，他特意外出买了一本由日本著名修养家加藤咄堂所编《修养日记》，日记分为内外生活、读书、社会时事、格言等部分，“拟仿而记之”。[41]既定格式促使其时时留心中外大事要闻，不断反躬自省。前者刺激了爱国反清意识，后者增强了进取上进之心，家国命运与个人前途紧密联系。当天所读书有《出师表》，“深动爱国之忱，并明吾人之职分”。（226）

以法学为专业，看书自然以法律书为多。但是他对日本的法律观念以及日本法学者的著述意见不小。如“对上杉之主权解释殊不为然。日本宪法，固君主国之宪法，而上杉又官僚之学者，勿怪其然。”（227）他认识到“欲求科学上专门学问，非外国文字成功、多看外国书不可。日本科学书颇少，一专科不过二三种书，两月工夫，就无书可看了。”而“读书要能贡献于社会，方有实用。”计划将来选择一二名著翻译，“以为贡献之初步”。（233）不过与人合译《货币论》、《西藏》等书，却效果不佳。（251）

那一时代人们的世界眼光，大概是受进化论观念引导，旨在追赶先进，防止陷入国墟人奴的惨境。中外时事比较，处处显示中国积弱不振，清廷昏聩无能。由于银价腾贵和农业丰收，上一年度日本贸易成绩最良，尤其是对中国、印度的贸易扩张，进出口分别达到四亿五千万和四亿六千万两的历史新高。而中国去年虽然增收490万两，本年政费节减776万两，预算仍有1400万两赤字。同时中国编练新军，每年需费3000余万两，仍在为禁止鸦片进口做最后的努力。（229）据友人说，中国陆军极其腐败，只耗饷需，贪安乐，不能打仗。“万事如此，国尚能为哉。”（234）

东亚与国际时事，也会引发自觉和警醒。浦潮的韩国人欲加入俄国籍被拒，不禁慨叹：“呜呼，韩人竟不能与犹太人享同一之权利，哀哉。”（229）日本处死社会党人幸德秋水，举国震动，“余意此世界之大问题，东亚之大问题，不仅日本一国之问题。然此事既已发生，日本党会问题从此开端，而皇室根本动摇也”。1月20日为德意志建国40年纪念日，“余意德国以如是四分五裂之邦，竟能联合一气，共同对外，建国四十年，蒸蒸日上。中国虽名为统一之国，而国势已浸浸至于零点。同一统一国家，而强弱不同，兴亡各异。故国家之建造，在精神不在体制。”（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