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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青年学生 躁动与求变（第2页）

新年伊始，中国最引人关注的时事就是国会请愿的悲剧收场。“清政府拘流国会请愿代表温世霖于新疆，其野蛮举动，不顾民意，真是可悲。”“我国近来稍有活气，要为谘政院议员之热心鼓励所致。自温世霖被逐后，谘政院人噤如寒蝉，绝口不敢言宪法。日本报多讥评之，是可以窥我国之人心。吾固知非大破坏不能收建设之果。”而各省督抚奏请组织内阁、委本省全权于督抚、由督抚掌管保留的统营，“是名为图新，其实为督抚个人扩充权限而已。中国大官，有几人真为国家者？又因温世霖请愿被刑，谘政院本日闭会。足见政府所谓宪法纯是欺人自欺。”（228）

预备立宪期间，开放党禁，本来就是新知识界组织活动重要基地的留日学界，党会活动更形活跃。中国留东学生总会选举熊越山为总干事，黄尊三参与的雄辩会，也有人提议改为政党。

1月30日为旧历新正，黄尊三到友人处贺年宴饮，归途被自行车撞倒，几不能起，虽不迷信，毕竟觉得不太吉利。自省应听天安命，不生忧患。

其时俄国加紧经营远东，进兵库伦，拟占伊犁，“吾国当道，置之不问，国其能国哉？”（232）“昏聩如此，国其奈何。”（235）而上海、汉口等地英人枪杀中国劳动者，一方面慨叹同胞无智，一方面则认为“外人不以人类待我，不以国家视我，实我政治之不良使然”。（234）又以俄国经营蒙古有年，不敢轻易占领，趁着日韩合并以及日本在安奉自由行动之机，借端发难。“追溯祸首，爰在日本。日本诚中国之世仇也。”（236）

清政府对于西学，整体上虽然被迫接纳，具体而言，对一些科目仍然相当保留。法政即其中之一。即使专业学习，也会刺激起学子的政治意识，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家国命运。黄尊三专研的科目有国际法、国法学等，“日来读国际法，于主权二字颇有领会。我国名为完全主权国，实则一不完全主权之国家，任人保护，任人租借，任人协调。所幸对内主权，尚未完全落外人之手。若再并此而失之，虽不瓜分，亦不国也。噫，以数千年大汉之天下，今竟为孺子作牺牲，中国尚有人乎。”（233）由此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生无限悲观，“只可谓之不完全主权国”。（236）着眼于振奋精神，他不仅激赏谭嗣同“昂头挥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何等胸襟，也对李鸿章马关订约时面对日方高压武力悠然自若，毫不变色的胆力气度印象深刻。（230）

面对内忧外患，黄尊三内心痛苦，不断自责。“日月如流，而于国于家，依然毫无补救，徒为一消食之人，真是无味之极。”（234）“生今之时，处今之境，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个人又不成才，碌碌庸庸，与世浮沉，真是无味。”（235）

2月19日，早起阅报，载英、俄交涉愈益迫切，有旦夕破裂之势，而清政府尚无相当应付方法，“真是不堪痛恨。掷报于地，即至早稻田赴谈话会”。此因伊犁事特别发起者，有10余人参加。有人演说只能屈从，无力一战。并声称今日报国，唯有二途，一是专心研究时事之要，写成论说以忠告政府，警醒国人；二是运动资政院谘议局或陆海当局，遽行改革，此外无别法。黄尊三则谓：“中国国事至此，除断行革命外，一切都是废话。革命重在实行，文字鼓吹，已非其时。吾人唯一方法，只有大家归国革命而已。”（235）

受外交问题的刺激，“为人读书，猛进一步。欲念一时尽去，只想如何方求得学问，救得祖国。”（235）并对同学为将来著作而准备的目录之学不以为然，认为读书在求真理，不必沾沾于表现。眼看清廷对于俄国的予取予求一概允许，“其耻辱真有不堪言者，愤极恨极。回思人不受刺激，则无进步。此次受外交上之刺激，自觉孑然一身，他无希冀，只要能雪耻报国家，虽万牺牲有所不惜。而学问二字，又其末焉者也。余于是有退学返国之志。”明治大学校长演说称求学时代当专心学问，不管国家事情，毕业后再为社会国家服务不迟。认为此说适合日本，与中国情势不同。“学问万能一语，似不能适用于中国。”（236）

与同学谈论国事主张，答以立宪即足救亡。“余谓立宪不过一种制度，制度之运用在人。今之政府，能运用立宪之制度乎，吾殊未之敢信。况立宪之空名，政府亦未必轻与。以余拙见，简直说非革命不可。”同学闻言革命二字，“勃然变色曰：宋遁初素称革命巨子，今日尚不言革命，汝辈何幼稚乃尔，可谓不知时务。余曰：宋之言革命与否，非余所敢知。不能以宋某个人不言革命，使天下人均不言革命。足下未免太迷信遁初，而轻视天下人。况遁初未必真正不言革命也。足下盖中立宪党之毒，而于国情为昧昧也。”进而认识到必须断绝一切私念，才能敢言救国。（236）

在外界的强烈刺激下，象牙塔中的学子“神经非常不安，饮食男女功名富贵之念顿消。只想速成学问，归国以图补救，不知如何方能成学，如何方能救国，前途茫茫，令人心悸。”（236）进而对留学产生怀疑，“如此世界，如此国家，一才须得万才之用，学得些救时之学即可也。又何必成专门科学家，付全副精力于机械乎。”（237）但另一方面，又对自己来日本七八年，平日昏昏过去，故学问毫无所得感到极其不满，眼看卒业将近，欲看之书还有数十百种，若不能赶急用功，归国后何以见诸施行，于是决心猛进。（252）

2月26日，适逢星期，为伊犁、片马事，留东学生总会在神乐坂高等演艺场集会，千余人到会，人人争欲上台演说，纠察员不能制止，几至用武，群情激昂，而演说却多不得要领，“或言独立，或言编国民军，简直想不出办法。而直隶学生则多袒护政府说话，加以立宪派从中捣鬼，几无结果。”黄尊三见状心寒，登高一呼，请每省推举代表二人。南方数省推出20余人，北省则多不愿闻问，一哄而散。有人提议捐资办公，当时踊跃乐捐者不少，收捐款数百元，“足见中国学生之热心国难也”。（237）至6时散会，仍有数百人，其中最热心者力主非办国民军不可，非至使署请公使捐款不可。众赞成，蜂拥至使署，公使及留学生总监督闻讯先期远扬。众人候至10时才散去。

归来细想，编国民军非空言所能，亦非在日本能办。国民军即革命军，公使何敢赞成？“欲办此事，非有同志到内地活动不可。各代表又皆不大负责，如何进行，非细心研究不可。”次日走访各代表，约定明日开会商议。又访宋教仁于山田病院，询问意见。宋因病不能出席集会和代表会，表示“革命党另有主张，对现伪政府只有推到之一法。学生总会如赞成革命党之政见，只通电不承认此卖国丧权之伪政府，全体加入革命团体，去内地革命而已，他非所闻。余深佩其言。”（237）

2月28日的各省代表会，到会14人，“余主张二事：一、以各省代表组织外交后援会，即以该会名义通电全国，不承认政府之辱国外交。一面电政府，质问交涉内容。一、募款开办军事速成讲习所，半年卒业。凡学生有志军事者，皆可自由学习。虽无国民军之名，而有国民军之实。广东代表某君谓去电质问政府，必不得要领，外交紧急，军事速成讲习所，亦不济于事。主张全体退学回国革命。湖北代表则主张以总会名义，电政府质问。于是众议纷纷，不能决定。最后，决定暂用总会名义电政府，请坚决拒绝英、俄要求。俟各省代表加入后，再组织外交后援会，商议一切办法。此议乃总会干事长所提出，多数代表赞成，余亦默认，广东、云南代表则愤而退席，代表会议于是告终。”（237）几天后在江户川亭召开的对英俄外交大会，只是报告请清政府坚持不允无理要求的电文，以所收捐款计划用于编辑单行本或杂志。

留日学界虽然异常愤激，难以安心上课学习，内部却出现分歧，激进与持重的意见差异，在私下交流和团体活动中日趋明显。黄尊三与同学辩论良久，校友开会，因意见分歧，不得归结而散。“中国人之特性，缺乏组织力与团结力，而二力之缺乏，即是无公共道德心、爱群心之故。余因此次留学生大会及校友会之经过，于以知中国学生之自治程度。”进而谴责“因私怨私仇及嫉妒心而破坏大团体者，是禽兽；因私见私利不顾国家之灭亡耻辱者，是亡国奴隶。”主张对于国事以共同主义、积极主义，而指个人主义、消极主义为亡国主义、奴隶主义。（238）

清末留日学生，其中不少是军校学生。

由外交而思及中国内政，友人主张中国现局，非实行国家万能主义及中央集权主义不可。所有行政、司法及一切社会事务，均当本此主义行之。报刊亦应据此为一致之鼓吹。黄尊三则认为，若法制修明，土地狭小，人种单一之国，又得才智之士居于高位，则可行此主义。中国则不然，地大而种族复杂，不易统一，地方权力思想日益发达，不能集权。长治久安，必须地方分权。而且非根本改革现行制度，法制无从实施。“于是余之革命思想，更进一步。”（239）

4月16日，在早稻田开茶话会，有演说者主张以国家万能主义推行强迫教育，“余演说国家万能乃专制国之毒。教育为地方事业，当由地方办理。”中国地方辽阔，中央政府不可能万能，况且现在政府谈不到教育。（241）

4月中旬以后，黄尊三的学习生活逐渐恢复常态，虽然有时还出席早稻田的茶话会，讨论演讲，却少了激愤与冲动。7月初，他与友人到片濑避暑，兼疗养胃病。片濑为海滨小镇，与名胜江之岛隔水相望，有铁桥相连。黄尊三游览美景，海水沐浴，身心俱佳，所有脑病、胃病、伤寒病，完全治愈，浑然忘却世事烦忧。“他乡况味从头取，故国烽烟次第传”，仅在这首“三游江之岛”的诗句中看到他对祖国的挂怀。（247）不料乐极生悲，7月23日晚忽然风雨大作，居处被风吹破，所有行李物件被风刮走，人也险些被吹走。次日虽然铺盖被警察拾得归还，物品大都损失。外出见海水暴涨数十丈，连接江之岛的铁桥也被巨浪卷走，生命财产损失巨大。7月29日，黄尊三返回东京。

9月11日，学校开课，之前数日，已经着手拟订学习计划，所要阅读的书有国法学、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比较财政学、财政学、比较宪法、行政法、比较行政法等8种9册。不过，新学期注定不会平静，开学前两天，报载南京饥荒，米每石12元，人心混乱。次日到同学处谈论国事良久，“众口一声，以为中国政府，万无振作之望。欲中国不亡，唯有我们努力将国家重任担负起来，牺牲一切，以救国为唯一之目的，或者有一线生机。虽朋友偶话，颇足掀动爱国之情。”当天日记，黄尊三自我反省，“余生平大患，在无大志，无自信力，不肯牺牲，不持定目的，恐将来一事作不成。以后若不将全副精神放在国家上，学问上，则是亡国之罪人而已。”（255）

可是个人和国家两方面都很快遭遇大麻烦，使得黄尊三的自励难以实现。个人方面，其时黄尊三因家庭变故以及担任明治校友会会计陷入财务纠纷，个人经济颇受影响，欠债累累，无钱交学费，以致不能上课。见同学安居三席之室，专心读书，自己居室八席，犹不知足，非常惭愧。“国家年费巨款，送余辈留学，学费尚不能缴，留学之意义何在？言之汗下。”（255）

时局方面，开学次日，即从报纸获悉英国劳动者大罢工，“是世界劳动革命之导火线”；四川省反对铁路国有，“起大**，是亦中国动乱之起因。”（255）随后局势突变，四川争路非常激烈，开枪抓人，“政府野蛮举动，中外古今未有，一叹。”与友人谈及，“亦颇不以政府举动为然，谓恐因此而酿大乱。”保路同志军包围成都，清廷命岑春煊带兵平乱，“此事盖因满政府欲强夺人民所有权而发，政府无智，人民岂真可欺哉。”果然，9月17日阅报，即知四川铁路风潮越闹越大，武汉有响应之势。（256）

不过，与年初争外交的激烈冲动相比，大变将临的黄尊三反而显得有些旁观者的无所适从。他与友人谈论川路风潮，“思人生苦多乐少，吾人目前唯有苦无乐，唯自己所定之课，能一日作完，是亦一快乐事也。”（256）9月21日后，日记中断，待到40天后续写，已经山河变色。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于元宵夜“回思祖国灯市之乐，颇为神往。”[42]他关心中国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并且参与该校学生组织的讨论中国情状团体的活动，由于担忧“国亡在旦夕”，“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以致“夜中时失眠”（79），思念故国之情难以自已。听闻旧友但焘、饶可权等死于广州之役，念之慨然。后者曾经殉其妇，为胡适等人所救，“得不死，今乃死于革命，可谓得所矣。”（104）得知杨笃生蹈海的噩耗，也“为之嗟叹不已”。（133）不过，胡适对于沪上各报攻诋梁启超，认为“诚有失之泰甚之处，至于辱及妻女，则尤可鄙矣。”（113）并非革命党的胡适，却是革命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