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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中国西方史学史之一记谭英华先生（第1页）

1985年：中国西方史学史之一页——记谭英华先生

谭英华教授逝世了，可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我相信，一个以他的言语与行动去殉他的事业的人是不会死的。是的，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他的华章创造了自己的生平，他的文字，留下了他的足印，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铸就了一座不朽的学术丰碑。

余生也晚，我与谭先生相识是在1984年。是年8月，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了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谭教授以主办者的身份，成功地举办了这次会议。此后十多年间，他视我为朋友与同行，我把他当作我的前辈与老师。

谭先生患病多年矣，无时不在牵动着我的情怀。今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我特地叫我的一位研究生晓群从上海到成都登门去探访他，并转致我的问候。我的学生回来说：教授思维清楚，言谈甚健，只是行动不便而已。我暗自庆幸：先生又度过了一个严冬，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大概又可坐在轮椅上出外赏花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却在3月12日接到了他于10日逝世的唁电。蓦地，惊愕、悲痛与思念之情交织在一起，久久地难以平静。这里追记在1985年这一年中，我与谭先生三次会见的情景，以寄托我的哀思，领略他的长者风范与学术贡献，并企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1985年的进展。

一

3月，北京。

3月初，首都的气候依然寒冷，风也很大，街上行人多是清一色的冬装，但在民族饭店的会议室里，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原来，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倡议并主持召开的中外史学史座谈会正在这里举行。

3日上午，全体会议。“当前，思想文化界的极左思潮正在清除，面向世界的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趋向频繁，信息传播愈益便捷。这一切为我们的学术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展望未来，前景令人鼓舞。”全场屏静，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报告者。看来，他的开场白归纳得体，条理清晰，一下就抓住了与会者。

他，瘦削的脸庞，微瘪的双腮，深凹的皱纹，似乎都在诉说着他那饱经沧桑的经历。但透过一副老式的眼镜，他的目光还是显得有力。他虽略显苍老，但不失儒雅风度，虽年迈却不老态龙钟，这就是四川大学历史系谭英华教授。他生于1917年，时年已68岁。

谭先生的报告，安排在我的发言之后。我的发言题目是《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主要是回顾了从20世纪初迄至80年代中期西方史学在我国所走过的历程。说起这次发言还有一段“插曲”，由于各人单线向会议秘书处申报论题，我与先生所准备的发言内容，有许多是不约而同的，先生得知，主动放弃了与我重合的部分，而集中谈了如何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意见：

其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处理对待西方吏学遗产的问题；

其二，研究西方史学史要体现中国特色，应当重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史学的影响和西方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还要留意西方重要史学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

其三，对清末及“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重要史学流派、史学观点和方法，需要进行再认识与再评价；

其四，注意了解当代国外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究动态，并应当在研究之后结合我国的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加以利用。

谭先生在报告的最后指出：“历史是过去陈迹，不会改变，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则是与时更易，变动不居的。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挑战，我们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对待西方史学传统；从我国实际出发，吸收外来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合理成分；不断更新我们的历史认识、研究方法和手段，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开辟道路。”

先生的报告观点鲜明，材料翔实，论证透彻，富有很强的说服力，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尤其对先生的理论修养与对西方史学史的总体把握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此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颇具前瞻性与预见性，这之后十余年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实践，无不在证实他的这些识见。

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史学史学术会议，名为“座谈会”，实际上对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不啻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对正在复苏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更是如此。参加这次会议的西方史学史领域的学者还有张芝联教授、郭圣铭教授、孙秉莹教授、李雅书教授，他们精彩的发言，都已选载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史学史座谈会专辑》上，在此不赘。

会议余暇，我的一个最大收获是向谭先生请教了许多西方史学史上的问题，根据我当时的笔记，话题最多的是介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西方史学。

谭先生认为，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与18世纪启蒙运动史学之间的西方史学，既突破了人文主义传统的窠臼，又未达到启蒙运动全盛时期的水平，但这一时期对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历史认识的突破却是不容泯灭的。

先生列举了从法国史家博杜安至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一百多年间，许多先进的历史思想家在史学性质、内容、作用及治史原则等方面的大量有新意的见解，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至今难以忘怀。

先生的注意点还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社会历史进步观念。他说，这一时期的历史思想家虽已涉及历史发展的方向、动力、前景等带根本性的问题，但并不成熟，直至18世纪，经过启蒙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社会进步的观念终于发展为一种信念和社会思潮。

先生谈及这一时期的新型世界史整体观念，既指出17世纪的世界史整体观念所取得的成就和积极意义，也指出了其在理论上的缺陷与先天的不足。他在涉及这一论题时，从古典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到基督教史学的攸栖比乌斯，从波丹到黑格尔，视野开阔，但多是点到为止，这大大地激发起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在我以后的论著中对此曾有过更进一步的考察。现在回想起来，先生的启示性与指导性是功不可没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