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篇报道之后,老妪的境遇是否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杨浦的棚户区已经改造,改造后的该区还有没有这位老人的栖身之所?
《民主与法制》2004年4月上半月袁艺的文章,以《讨不来工程款,包工头以命抵债》为题,刊登在《文摘报》2004年5月2日第8版上。这是一个因被房地产商拖欠工程款,石家庄藁城市包工头王爱民被逼上吊的故事,其中李孝民老人的故事也只是一段情节,一个小小的插曲。这老人的儿子、儿媳在石家庄打工时死于煤气中毒,家里有患尿毒症的老妻与八岁的孙女。六十多岁的老李撇下病重的老妻,在王爱民的工地上挣钱养家。包工头被欠款,“老李只好离开工地,背着行李开始在火车站附近乞讨,想积攒几个救命钱回家过年。天寒地冻,无处栖身的老李手脚被冻得化脓溃烂”。当此之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包工头王爱民……
这么一些年后,包工头被欠款、农民工被欠薪的故事仍随处上演。至于老李的老妻,或早已不在人世,老李和他的孙女是否有一份温饱的生活?
《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A67版记者柴春芽《甘肃民勤县:沙患与水荒中的艰难抉择》一文中,老光棍丁泽年的故事算不得凄惨:
7月4日中午,字云村四社最年长的老光棍丁泽年尾随着羊群,艰难地在沙漠边缘穿行。“我现在啥也没有。地不能种了,我就替庄子上的人家放羊换口饭吃,现在羊也不让放了,怕把固沙的草吃了呢,要让圈养哩,我还是偷着给人放吧,不然咋活哩?”放牧一天的报酬是吃一碗面,丁泽年急忙赶着羊群往村子里走,生怕错过了当天的午饭。
丁泽年家弟兄6个,他排行老大。2001年内,他的五个弟弟和他们各自的家庭全都落荒而走,丁独自住在“先人”留下的一间黑土屋里,门前是弟兄们走后留下的大片废墟……
“文革”期间我曾有两年时间在乡村生活,知道每个村子都有丁泽年这样的老光棍,他们不能婚娶多半因了穷;兄弟多的,则兄长是当然的牺牲,晚景无不凄凉。
…………
同一家报纸曾对我家乡河南的一个村庄(小常庄)有一段时间的关注,关注所及的,就有那村子中老人的生存状况,比如那个同村人也大多不知其名的“老队长”,和另一个叫常文付的老人。该报关于小常庄的最后一次报道,老光棍“老队长”已然死去。“麦前,老队长被送进了敬老院。”他几乎已经不能动了,佝偻在只有一床破被的空****的老屋里。“麦后,他被拉回来了。一茬麦子之间,人生划上句号。”(《南方周末》2008年1月3日第24版)
这家报纸关于小常庄的报道已经中止,小常庄的故事却仍在继续。或许还有读者对这村庄有一份惦念,比如希望知道,常文付老人和他卧病在床的老伴,是否得到了子女或村民的照顾;常文付老人是否已无需再住在牛圈里,守着那头被作为生存之资的老牛;常文付老人的腰病是否已加重,记者走后,还会有人陪他去医院吗?他是否还有另一次机会,在附近小餐馆里享用他从来不敢奢望的“美食”?
剪贴在上面的文字,多半嵌在长篇报道中,或许是其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段落,只是我不能忘记罢了。之后继续由媒体读到老人的故事,也仍然过目难忘。2009年9月4日《报刊文摘》摘登《广州日报》8月31日的报道,说在广州玉龙新村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上身,蜷缩在不到一平方米的箱子里,那是他贫困的儿子所能为他提供的住所。电视剧《蜗居》热播时引起不少共鸣,但这样的“蜗居”,却是剧中那些“蜗居”者不能想象的。
在上述显而易见的贫困之外,更有隐蔽的贫困,易于为人忽略的贫困。
2005年在陕西,听到了“613870部队”的说法。61指儿童,38指妇女,70即老人。在男人外出打工后的农村,农田中劳动着的就是这支“部队”。听当地一位省级干部说,他曾在欲雨时分在田间看到,女人拉车,儿童帮车,老人撒肥料,为这一景而动心。这位有悲悯之心的干部没有提到的是,乡村中逐年增多的“空巢家庭”,留下的是孤独无助的老人,甚至被弃养的老人。〔1〕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些老人付出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牺牲,为“改革发展”的牺牲,却不能免于被“发展”了的社会所遗忘,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甚至被亲人、子孙所遗忘。
妇女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老妇也因此,往往比老翁要经受更长时间的苦难。多年前曾经在电视节目间看到过一个公益广告,是动员对老人的慈善捐助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慈眉善目。你看到她拣柴,背对着你向坡上走,在坡顶院子的门槛上稍坐,由屋里向院子里泼水,独自烧火做饭,用尖细的嗓子向记者唱当地的山歌。旁白说,这样的老人,每年四百元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公益片播放不久,不知何故由荧屏上消失了。其实那片子拍摄的,远不是最凄凉无望的情景。将老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呈现在媒体上,唤起人们的慈悲心,激发社会的公益热情,难道不是好事?到了今天,即使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足额发放,也已不足以让贫困老人维持温饱,关于他们困境的报道,却依然罕见。
近年来,与老人财产有关的诉讼越来越多地见之于报端,子女告母亲,祖母告孙儿。这一种伦理事件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与老人财产有关的争斗,通常发生在其血亲尤其儿孙中,也无间古今,却也以当下为普遍。争夺未见得都因于贫困,所谓“财产”,或不过几间老屋。据报道,乡村有儿子因房产分配中的嫌隙而任老母饿死的事,城市中围绕房产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老人被以这种方式“关注”,实在有点残酷也有点丑陋,但这确也是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或许可以归之于“消费时代”刺激贪欲、占有欲,重塑伦理关系、尤其家庭关系之一例?
老人之“弱势”,是环境造成的。在保障良好的社会,生理机能的衰退,非即意味着“弱”;而在可以恃强凌弱的环境中,即使精壮的汉子也可能是弱者。对老人的最有效的保护,是创造使侵夺、欺凌难以发生的社会环境。
老人的不安全感,被觊觎、劫夺的恐惧,前此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如此真实。2012年6月,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出台,所针对的,就应当有此种事实。曾经读到过罗点点关于老人如何自我保护的文字,是一些极切实的建议,只是那些建议难以为知识阶层以外的老人知晓、即使知晓也难以实行罢了。
近年来,乡村老人以“抢劫”的方式争取入狱养老,独居的高龄老人因烤火取暖而被烧死一类极端性事件屡屡引发“热议”,只不过这类热度总难以经久罢了。不能引起持久的关注,也应属于“老年人权益保障”难以落实的社会原因。
本文曾题名“剪贴簿”,多少得之于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启发。“剪贴”自然有选择、编辑。由于我的意图,那些健康老人、幸福老人未被“贴”入。这自然因他们的状况已经让人放心,更因尚有一些与他们在同一世界的老人,理应获得稍多的关注。当然,媒体所披露的,是极有限的个例;而被报道,在当今中国,已属幸运,意味着有可能得到救助。更其大量的事实,因无从面世,落在了公众的视野之外。倘若在媒体的披露之后,更有人持续追踪,不断查考“下文”、即新闻报道之后的故事,追踪这些老人的命运,岂不是更大的幸运?
2013年春节期间央视的一档节目,是询问老年人的愿望,对着话筒的,却多半是城市公园中的老人。也像另一档备受调侃的节目“你幸福吗”,主持者显然没有听真话的足够诚意。但我也想,倘若贫困乡村或城市棚户区的老人骤然面对这样的话筒,他们是否还有可能正常地发声?
注释:
〔1〕弃养,是代际关系畸变的表征之一,有对于儿童的,更多的,仍然是对老人。武汉、上海的一些年轻学者,在有关专家的带领下,对湖北京山农村的社会文化状况——其中包括老人的伦理境遇——做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刊登在王晓明、蔡翔主编的《热风学术》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上,其中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贺雪峰教授的文章是《农村老人为什么选择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