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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翠微峰二02（第1页）

宁都·翠微峰（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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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堂诸子多有远游的经历，其中彭士望与魏氏伯、季都雄于游，季子尤其意气豪迈，渡海登山，必穷极幽邈。

叔子出游吴越前，季子就已经到过琼州（海南），渡琼海时，风浪夜作，“舟中人眩怖不敢起”，季子独起视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叔子《吾庐记》）。他还曾访彭荆山于华山绝险处，攀索踏磴，“一日直上四十里”（叔子《季弟五十述》）。施闰章补充了一个细节，即季子“语从者曰：‘人何必终牖下？死便埋我。’”（《魏和公五十序》，《施愚山集》第1册第176页）季子曾在行旅途中遇到鹿善继的孙子，由他那里得知了孙奇逢的消息，一时过于兴奋，竟“误触道旁枣堕驴，足挂镫，驴惊逸，碎首血出，伤数处”，也不过“裂衣裹伤复行”（《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叙》，《树庐文钞》卷六）。凡此，也可资考南北遗民间的信息传输与声气联络。

彭士望序季子的纪游诗，说：“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峰，有兄弟朋友文章之乐，恒郁郁不得志，气愤发无所施，则身之南海，更渡琼……”（同上）其中也应当有遗民心事的曲折表达。见诸一时士人文集的有关交游、联络的纷繁线索，确也令人觉察到平静中的激动、扰攘，犹如水面下的洄流。

季子较他的叔兄耐得水陆舟车。他自己说“少时颇习劳苦，可跣足步数十里百里……或只身无傔从，结伴走千里，典鬻衣装自资”（《析产后序》）。囊中羞涩，就不能不是艰苦的行旅。季子说，他陆路的交通工具乃独轮车，水路则多乘艓子（一种轻便的船）。杜甫《最能行》：“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至于夜宿，则茅檐、败席，不免要供蚊蚋饱餐。在琼州，“飓风夜发屋”，还曾“卧星露之下”（《吾庐记》）。“一晴尘集须，一雨泥灭足”（《海南道中》，《魏季子文集》卷二）。这样的游，确也非叔子所能承受。伯子、叔子去世后，像是为了验证时间的力量，季子又有岭南、南浙之游。十六年后早已物是人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答黎媿曾观察》）。

就我所知，明代的交通状况较之前代，并无显然的改进，其时士人的动辄远游，不能不令人敬畏。至于那一时期士人联络之广、声气之相通，是交通便捷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吧。

遗民的好游或也因了遗民的寂寞，山居者的“好游动”，也正出自山民式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一年前，我曾乘车沿了岷江，走在耸峙的大山间。靠在椅背上，被窗外绵亘不绝的荒凉的大山麻木了感觉。车中播放着音带，有女声反复吟唱着一个单调的句子：“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自以为体验到了那种压抑、羁束与挣扎、突围之间的紧张，听懂了这歌所表达的“走出”的渴望。

叔子的江淮吴越之游，论者指为从事反清秘密活动的，叔子本人揭出的动机，则是“求友”、“造士”。用了叔子的说法，即“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与富平李天生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彭士望甚至对大旅行家徐霞客夷然不屑，说其人“终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间，何足道”（《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叙》）!

叔子相信“气不足以盖天下者，不能交天下之士”（《萧孟昉六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季子的游，或许就在践行其叔兄的主张，他说自己“闻天下贤人，虽千里裹粮，窃愿一见”（《与梁公狄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叔子也说其弟“所至必交其贤豪，寻访穷岩遗逸之士”（《季弟五十述》）。至于彭士望的《易堂记》，夸耀“易堂所至，大猾、武健、技术、任侠、博雅知名士、方外、石隐、词章、独行、理学，穷约显达之人”无不交，又像是蓄意搬演“《左传》时代”故事。

于“求友”、“造士”一类堂皇的大题目外，叔子的远游也另有不足为他人道的动机，如卖文以谋稻粱，如“卜妾”以冀得子嗣。他《新城九日寄内》一诗自注道：“壬寅余卜妾江南，内人送行诗，有‘愿言得抱子，雍雍归故乡’句”（《魏叔子诗集》卷七）。对此，上文中已经提到。

来宁都前，我曾到大庾（今作“大余”）看古驿道、梅关——季子诗中又作“庾关”。那天春雨霏霏，我们一行外，几乎别无游客。我在想象中将自己的人物安置在这一景上，卵石铺成的驿路，霉迹斑驳的关门，他们或独自，或与人同行，足音橐橐地在丛山中，是怎样的况味？回到北京后重翻季子的文集，得知他所经大庾岭上的驿道，“驵车驷马阗道途”，并不如我所设想的凄清。大约季子也如我这样，先有了一番想象，因而当看到那驿道“行来十马可齐轮”，并非险关，不禁笑虚名之误人（《梅岭》，《魏季子文集》卷五）。季子一再有岭南之游，曾“三载三行梅岭道”，说其地古松十围，他曾在松下小憩；还说只见松而未见梅，“梅岭”徒有其名（同书卷三《梅岭松》）。

方以智顺治九年曾由梅岭经过，也说该地“但有松千尺，难求梅一枝”（《无生寱·度梅岭》，《浮山后集》卷一，转引自《方以智年谱》第177页）。施闰章所见梅关，像是更其荒芜。他在诗中说：“门容一骑入，人度万山来”，“蓬蒿行处满，漫说岭头梅”（《大庾岭》，《施愚山集》诗集卷二四第475页）。

大庾·古驿道

我所见庾岭，已遍植梅树，却未见古松。偶尔看到一丛映山红，绽放在苍岩绿草间，比之后来我在杭州所见大片人工栽培的杜鹃花，颜色美得远了。

要到古驿道、梅关这种所在，才能使你更真切地体验你之为旅人，你的在行旅中。我们自然不同，我们不过是游客，悠然地观赏着这路这关，知道等在半山处茶肆中的，是热情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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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子在诗中说：“慷慨出里门，寂寞归山园。”（《岭南值任道爰生日》）其实出门也难免寂寞。无论乘车马还是乘舟，当着渐行渐远，那一抹家山终于消失在了薄雾中，会有失却依傍后的空虚之感的吧。

山是有根的，水则流转无定。翠微一峰难免令人魂牵梦萦。陈恭尹说，他听季子向他说到那山：“往时为我言翠微，诸峰秀出旁无依。”（《寄题魏和公吾庐》，《独漉堂全集·诗集》卷三）伯子曾在某个夏日登上金山，回望家乡，因此一念，也就在想象中渡江河，逾高陂，经此地历彼地，终于抵达了瑞金，“西距宁都未至三十里，望一峰迥然屹立，则金精之翠微也”；接下来想象自己经了纡长的路，终于入城郭，遇知交，携手同归，僮仆惊呼，兄弟稚子出迎（《潮州送屠梦破序》，《魏伯子文集》卷一）——那正是游子梦中的还乡之路，伯子温习得烂熟的路。

大庾·梅关

西行途中，季子想到了翠微，说“峰头一勺水，想亦发荷花”（《西行道上》，《魏季子文集》卷四）；因路旁山形之似，记起了留在家乡的朋友（同卷《路上有山似冠石彭躬庵林确斋所居》）。翠微峰上的叔子却牵记着行旅中的彭士望，甚至想到了彭氏在羁旅中，“独身谁与谋”（《寄彭躬庵》）；自己一旦远游，又会挂念病中的林时益（《西湖饭黄米怀林确斋兼呈主人》，《魏叔子诗集》卷六），“不胜故山之思”（《桃花源图跋》）。

诸子怀念中的翠微峰，是个绝无机阱、令人陶然忘机的小世界，其存在像是只为了与浊世相对照。也正因了远离家山，“易堂”与那段山中岁月，愈加成为永恒。

就这样，有人居山，有人出行；或此时居山，彼时出行。即如季子，以“游”扩大人格，以“居”保全面目。正因有了远游、畅游，终于有翠微峰的坚守。此游此居，无不可见其“吾”。

出行者赖居山者代为照料。彭士望有四方之游，林时益多病，“家居并督二家事”（《朱中尉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出者交一人，居者即友其人，恨不能即刻握手言欢——即如叔子对终身未见的陈恭尹。那还是季子自“南海”归来的时候，听了季子称道所谓的“北田五子”，“同堂咸信之”，书札中“辄齿兄弟”（《独漉堂诗序》，《树庐文钞》卷六）。叔子还曾叮嘱出游的曾灿为他抄书，说“翠微石室尚足藏书也”（《与袁公白》，《魏叔子文集》卷七）。而出游者为山居者带回的，可能不止于书：叔子就曾为伯子出示的“泰西画”所吸引（《跋伯兄泰西画记》）。山中与山外世界，也就这样地沟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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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既“出”，一个严峻的课题，即以何种原则处“交接”，以至“辞受取与”。

这本是一个遗民事迹被叙述的时期，仅仅已有的有关叙述，就足以使得遗民的生存充满了暗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黄宗羲说，“茫茫然尚欲计算百世而下，为班氏之《人物表》者，不与李、蔡并列”（《寿徐掖青六十序》，《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4页。按班氏即班固，李、蔡应指李陵、蔡邕），所表达的，无非这一种自觉。这意识无疑使得生存紧张。明遗民很难克制对于自己行为的（从旁的）审视与评判。至于交接，即使在平世，也是士人立身的大关节，何况乱世，更何况身为遗民者!我们谈论“遗民”，那个时期被我们如此谈论的人物，通常并不以“遗民”自我指称，却未必不具有这一种身分意识。

从事自我道德人格的塑造，叔子保持了自始至终的清醒；即交接一端，就始终不失谨慎，矜重。他的说法是，“君子持节，如女子守身，一失便不可赎。出处依附之间，所当至慎”（《里言》）。他感激施闰章的知遇，却说即使有方以智的一再相招，对施氏“终不敢以野服见”，希望等到其人“解组”（因而彼此的关系有了改变），再“买舟东下，长揖匡湖之滨”（《答汪舟次书》，《魏叔子文集》卷五）。与此情况相似，他曾与周亮工同客吴门，明知周氏爱赏他的文字，也终未一见（同书卷八《赖古堂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