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二现实因素（第1页）

二、现实因素

相对而言，当时建立在疫气致疫这一观念基础上的病因认识要丰富、具体和复杂得多。传统医学对病因有着较为系统的论述，比如，张仲景《金匮要略》总结出了内、中、外三因，宋代的陈言在其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又提出了新的“三因说”，即认为七情致病为内因，六**感人为外因，饮食饥饱、叫呼伤气、虫兽所伤、中毒金疮、跌损压溺等为不内不外因。[4]就瘟疫而言，主要由外因所致，同时也与内因和不内不外因中的饮食饥饱等因素不无关系。其实从瘟疫的病因来说，无论是由七情导致的内虚还是饮食饥饱等因素都可看做是相对于疫气这一外因的内因。尽管清人对瘟疫病因的认识非常丰富，但却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故此就内外两个方面对此作一总结。

（一）内因

瘟疫由生物性病原引起，属于外感疾病，因此根源在于外因，不过，在疫气流行之时，个人的感染患病程度则明显存在较大的差异，故内因也不可忽略。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正气不足会导致外邪内侵。这一思想在清代已成为无论是医家还是一般文人均能明白的道理，诸如此类的言论可谓是俯拾皆是，比如，“然人气禀厚，正气旺，精神强固，气血充和，呼吸之间，疫毒无自而干”[5]；“盖人平日摄养，使中气能作得主，即遇毒染邪，皆旁行而不伤”[6]；“夏令暑热炎蒸，湿浊上腾，人在蒸**热迫中，设或正气不足，最易感病”[7]。因此，时人在论及瘟疫时，往往会注意到这方面的原因。

当时对人体内正气不足而导致疫气侵入这一原因的认识，基本可分成两个方面：

一是因为饥寒冻馁。大荒之年必有大疫，是古人一种普遍的看法，灾荒战乱对瘟疫的影响除后面将谈到的环境污染因素外，时人还认识到，灾荒战乱所导致的饥寒也是瘟疫发生的原因，比如乾隆二十年（1775年），江南大旱，在各地出现“阴兵”“神灯”现象，次年，“春夏之交，疫疠遍乡，邑民死者枕藉于路”。世人“或以为灯火之故”，而道光《分湖小识》的编纂者则指出：“然亦饥寒之所致也。”[8]道光三年（1823年），江南大水，次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有人认为，“盖因饥寒之困酿而为疠疾之忧”[9]。冯桂芬在论及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难民流寓之苦时也说：“衣食路绝，树荫以供寝卧，草根以充饼饵，寒暑莫御，疫疠时作，死亡疾病，十家而九。”[10]

二是由于生活习惯不良。比如，徐珂指出，上海之痢疾盛行是因为时人消夏习惯不良使正气受损而致。他说：

上海人烟稠密，居民不讲卫生，其消夏法，一日可分为三截。午前烈日当窗，黑甜未足，炎歊万丈，一呼一吸以承受之。午后则奔集于酒肆、茶寮、剧场、妓馆，室不通气，复聚数十稠脂腻粉之辈，围作肉屏风，以腐朽珍错果腹。至夜间而驱车子旷郊之夜花园，则入芦棚、泥地、草亭，噉荷兰水、冰其淋，乐此不疲，鸡鸣未散。虽金刚玉树之身，亦将何以堪此！故夏令未终，痢疾大盛，赤痢尤多，十死其九。[11]

曹心怡认为喉痧之因除“由温疠之毒吸入肺胃，又遇暴寒折郁内伏肠胃膜原，复触时令之毒风而发其发”外，尚有三因，其中二因是：

一因起居。富厚之家，冬虽温而必重其裘，甚则炽火围炉焉。愚蠢之辈，夏虽凉而不蔽其体，甚则风餐露宿焉。而房室竭其精，嗜欲损其形者，更难免矣。一因饮食。曲糵炙炸熏灼脏腑，瓜果生冷，冰伏脾胃，而饵金石以为卫生，借参茸以资服食者，更宜审矣……然此三者，凡疫皆然，正不独疫痧一证耳。[12]

另外，有人还认为，吸纸烟将导致人体真气受损，也使人易染时疫。如晚清一部作者不详的医书指出：

亦缘是症（指疫喉——引者）之人，真阴早有所伤，或多吸纸烟，暗耗肺津不少也……况今庚厉气流行，不吸烟阴足之人，感其气十伤二三，阴损肺虚者，其害可想矣。[13]

（二）外因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这两句《素问》中的话，在明以前，一直是传统医学解释外感温病病因的经典性认识，也就是医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伏邪说”。这一学说用今天的话来加以概括就是：由于冬季未能注意摄生，以致削弱了机体的抵抗力，即所谓冬不藏精，这样便容易感受冬季严寒的刺激而致病；设如受寒后而即时发病的，就叫做伤寒，没有即时发病而寒邪——致病因素——在肌肤潜伏下来，到了春季必然发生温病。[14]

到明代，人们开始对这一学说展开批评，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吴有性和张介宾。吴有性认为瘟疫乃疠气所为，而非潜藏的不时之气。他批评说：

然风寒暑湿之邪，与吾身之营卫，势不两立，一由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毙……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症，风寒所伤之最轻者，尚尔头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身重、痰咳喘急、恶寒发热，当即为病，不能容隐，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耶？[15]

张介宾则认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义当为：“盖以冬时不藏精，触冒寒邪，则春必病温病之证，非春时之温病，必自冬寒而变也。”故，以为“伤寒”、“温病”、“热病”三症，“本各以其时受病，而非寒变为温、变为热之谓也”[16]。这些批评和解说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不过清人虽对此不无继承吸收，但伏邪说的影响并未全然消弭。比如清初的喻嘉言对寒毒藏于肌肤、至夏变为热病说严词评骘，但对《素问》中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经春涉夏而发温疟的论断却又不仅未予批评，且加阐发。[17]缪遵义虽然指出：“温病，亦或新中风寒也，或有表气素虚不禁风寒者。”“汪氏论温症，未必尽由冬伤于寒，最为有识。”[18]但显然没有彻底否认伏邪说。吴瑭也认为：

伏气为病，如春温、冬咳、温疟，《内经》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气，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如前列《六元正纪》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数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如又可所云戾气，间亦有之，乃其变也。惟在司命者普查其常变而补救之。[19]

王士雄则说：“设冬伤于寒，而不即病，则为春温夏热之病，其较轻者则为温疟、瘅疟。”“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20]

对普通人来说，尽管对伏邪与新感的区别未必一定心知肚明，但伏邪说对他们有关瘟疫病因认识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这集中体现在时人常常将瘟疫与气候的反常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地方志等文献中，时可见到这样的记载：

嘉庆十三年戊辰八月，三泾庙桃花树开花，是时痢疾多不治。[21]

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22]

十二月初三日，温如仲春，是岁疫且饥。[23]

是年春雨连旬，夏间甚凉，至秋疾病时行，连村合户俱病倒。[24]

这些记载与所谓伏邪说虽然不尽一致，不过两者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伏邪说所谓的邪，即病原，无疑是四时不正之气，“冬不藏精”，实际上也包含身体为非时之气所中、精气不固、伏而发病之义，所以吴瑭说：“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25]

不过总体而言，应该说，清人对外感病病因的认识还是以病邪新感为主，特别是关于瘟疫病因，基本认为是人感触了疫气所致。[26]时人认为，瘟疫之病原乃是四时不正之气混人尸气、病气以及地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疫气。故瘟疫主要由于疫气郁积熏蒸，人在其中，感触而发生。因此，关于瘟疫病因的认识，实际也就是对疫气如何产生并怎样感染人群的解释。就管见所及，时人对此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灾荒与战乱

前面谈到，在荒乱之年，往往会使人遭受饥寒冻馁之苦，正气受损，易染时疫，这是就内因而言的。在外因方面，时人认为，兵荒之年，“不但人之中气先弱也，良由所积之秽气特甚耳”[27]。也就是说，在兵荒之年，疫气较常年为甚。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灾荒之年，寒暑雨旱失常，不正之气盛行，而根据当时一般的认识，“凡疾风暴雨，酷暑严寒，不正之气，人若感之，便能为害”[28]。所以喻嘉言说：“饥馑兵荒之际，疫疠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29]这自然会促使疫气的形成。

（2）灾荒战乱会导致环境的破坏。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京的梅曾亮在给制军陆建瀛的书信中说：

道光十一年水灾，（下关东之水闸）曾经堵塞者半载，逮十二年春夏之交，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计。[30]

也就是说，灾荒导致了环境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使得秽气郁积。另外，兵荒之年，人们为躲避战乱或水灾，往往聚集生活于恶劣环境中，致使疫气流行[31]。这种秽气除了一般性的污染因素外，还因为灾荒之年病人多、死人多，混入了病气和尸气所致，对此，叶霖尝言：

盖旱潦兵火之余，烈日郁蒸，尸骸之气，与亢胜之气，混合化为渗厉之毒，散漫于天地之间，沿门阖境，最易沾染。[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