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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与卫生（第1页）

二、预防与卫生

（一）预防

不少医学或医史论著谈到疾病的预防时，一般都认为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有了明确的“预防为主”的思想。[31]其根据主要是《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的一段话：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32]

不过范行准认为：“中国最古方书治未病的伎俩，实际是不符合预防医学的原则的，因为病已上身，不能说它是能预防病毒之不侵入（原文如此，似多一‘不’字——引者），所以它们所说的上工治未病，仅能说它是提倡早期治疗而已。”[33]范氏的这一评论仅仅就上古方书而言，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不过他可能太过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思想的影响之故，对以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顾及就开始讨论起“为什么不能在封建时代建立预防医学”了。[34]其实，虽然“上工治未病”的说法一直经常被后来的医家和文人引用，但从这些论述中，实在不能说他们没有真正的预防思想。比如柴绍炳说：“却疾莫如预防，预防之道要在节劳寡欲，识禁忌也。”[35]而张景焘则表述得更为明确：

古人云：服药当在未病之先，宜于夏至前后，每日服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各等分；冬至前后，每日服玉屏风散，炙黄耆、防风、白术各等分。此二方药只三味，而扶正气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为得力。然尤需恪遵月令，禁嗜欲，薄滋味，以培其元，则邪自无从而入，不可徒恃药力也。若自觉已受微邪，则此二方亦不可服，以五味收敛，白术壅满，非所宜也。[36]

这一点，其实从范氏自己在别处所引的尤乘的《寿世青编》卷上中的一段话中也不难得到证明：

《大藏经》曰：“救灾解难，不如防之为易，疗疾治病，不如避之为吉。”今人见左，不务防之而务救之，不务避之而务药之……若病积于中，倾溃莫遏，萧墙祸起，恐非金石草木可攻。[37]

由此可见，预防的观念在清代已经在文人和医家的思想中明确存在，而且往往与养生联系起来，其实也就是正气充足、邪不可干的意思。晚清的陈虬把修内功当做防疫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说：

内功非一言可尽，大要在提元神，而提神猝未可学，一切耗神之事，总宜戒断。其目约有数条，戒多饮猛酒，戒多吸干烟，戒远视，戒久立，戒远行，戒多言，戒多用心思，致令彻夜不寐。而尤要者，则在房室，如房劳后七日内患病者，十中难救其一，验之屡矣。[38]

虽然，中国的养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繁富[39]，不过从陈有关防疫的论断来看，其最关注的似乎莫过于宁静淡泊、嗜欲有节。这一点，从当时一些普通文人的言论中不难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比如：

万病之毒皆生于浓，浓于声色生虚怯病，浓于货利生贪饕病，浓于名誉生骄激病。噫，浓之为病，甚矣！要当以一味药解之，此曰淡。[40]

知病之来也，皆由平日七情六欲，不能致谨，浸**渐渍，然后发于一朝。孔子太积元气与天地合德，与四时合序，方赖其参赞位育之功，曷有于金石草木之味哉？[41]

病者，风寒燥湿以积至，骄奢**逸以成之者也……夫却病之法，在乎忘形，忘形在乎息机，息机在乎定气，定气在乎静心，静心在乎止念，止念在乎端坐。[42]

可见，像养生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运动躯体、气功修炼等方法，在一般非专业的人士那儿，似乎并不受到重视。当然，关注养生的大抵不外乎文人士大夫，至于普通民众，终年为生计所累，恐怕无暇也未必有那样的知识去关注养生，不过，民间也自有民间简单易行的养生却病之法，比如，在萧山的乡间，就有这样的俗语：“吃要吃得饱，睡要睡得早，夜里盖棉被，病就不惹了。”[43]

除了养生防病，利用一定药物防患于未然也是时人经常采取的办法。比如，李渔指出：

病未至而防之者，病虽未作，而有可病之机与必病之势，先以药物投之，使其欲发不得，犹敌欲攻我，而我兵先之，预发制人者也。[44]

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在行动方面，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荆溪岁饥，邑人设粥于公所，以食饿者，医生沙沛沾“恐其染疫也，煮姜汤于衢，使饮之”[45]。在清中后期，江南的痧药在市面颇为流行，除了用于治疗暑湿时行之疾外，也用来预防时疫。比如晚清上海的毛对山就曾修合圣治丸，以备夏日防疫之用：“如遇疫疠时行，痧暑并触，或感秽气，或入病家，心怀疑虑，胸觉痞闷时，即以一丸入口，借以解秽却邪，勿乱其气。”而之所以名为圣治丸，“以圣人有治病治未病之旨，盖思患预防，莫若服药于未病之先，使轻者解散，而重者化轻，未必非却病养生之一助云”[46]。至于宋元以前已经流行的屠苏酒[47]，在清代，人们依然把它当做一种防疫的饮料。[48]

以上所说的预防，都是从内因方面而言的，然而对于瘟疫这类外感疾病，外因更为重要，因此预防的观念和行动必然也会基于内外两个方面。在外因方面，由于时人认为瘟疫的病邪是由四时不正之气混入尸气和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疫气，因此，预防措施就主要体现在个人和环境卫生的改善方面。

（二）卫生

在今人的观念中，卫生总是和干净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卫生的这一含义是非常晚近才有的。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卫生犹指养生、护生。在中国传统的医籍中，有不少以卫生命名的，比如《卫生宝鉴》、《卫生鸿宝》、《卫生要术》等等，无一例外都是谈论养护身体、疗治疾病的。即使在西学已经传入的晚清，人们也基本还是在养护身体这一意义上。使用卫生概念的。比如：

不过到清末，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时，借鉴西法，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了巡警部，次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其中有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50]。现代意义上改善和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一含义开始出现在卫生一词中。人们所使用的卫生概念也与今天比较接近。如宣统二年（1910年）的一则文献指出：

吾国警备未良，地方自治，方始萌蘖，驱疠卫生之事，夙所未习，海通已来，五洲之民，相率莅此，奇疾怪征，挟以俱至，医者不察，思以旧有之术应之，不得当则委之劫运，罹疫死者，岁辄有闻。[51]

而到民初，卫生一词的使用，已与今日无异。比如，民国时期所修的地方志，往往增有“卫生志”一日，有一则“卫生志”在开头的概述是这样说的：

自清季地方自治章程列有卫生一项，于是地方卫生事业始为一般人所重视，本邑举办卫生，若医药、清道、掩埋等，均年有进步，独于禁止鸦片一事……[52]

关于“卫生”一词含义变迁所包含的意蕴，稍后再论，还是先来看看时人对环境卫生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措施。

1。个人卫生

尽可能地使自己生活在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中，乃是人的天性，所以，个人卫生观念的出现应该是远古时期的事，只不过当时往往以禁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像范行准所揭示的“择吉除爪”、“不共一器洗手”、“日蚀和月蚀时的饮料迷信”、“避煞”、“五月不上屋”、“防止倾溺”等[53]，都是有利于防疫的个人卫生习俗。当然，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过去的不少习惯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比如将赤小豆之类的东西置于井中，结果无疑只能导致井水变浑甚至培养出细菌之类的微生物。[54]在清代江南，虽然这类习俗仍然存在，比如，权人轻重、吞赤小豆、食口数粥等，不过，在长期的历史经验积累和认识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当时还是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个人卫生观念和行为。

首先是传统习俗方面。虽然在江南水乡存在着一些不良的用水习惯，不过，也不乏一些好的内容。比如以沸水为饮料。我们知道，至少从唐宋以来，江南就普遍存在着饮茶的习俗，饮茶无疑意味着使用开水。[55]同时对家庭的环境卫生，习俗中常常有些值得称道的内容，比如流传甚广的昆山朱伯庐的《朱子家训》中，开首第一句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56]这句话至少隐含着以下两项卫生习惯：一是对家庭卫生的重视，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扫地；二是洒扫表明扫地前要先洒水，这样可以避免尘土飞扬，对预防疾病有益。又如，众所周知，端午人们都要饮洒雄黄、菖蒲酒，“采百草杂苍术、白芷、芸香等物，焚之”[57]，在苏州，还有药铺于端午施送苍术、白芷的风俗，咸丰年间立的一块碑记说：

苏城风俗，每年端午，敬送苍术白芷一日，施与各家焚烧，以避污秽而燥潮湿。[58]

这些都是有利于消毒和驱逐湿秽的防疫措施。对于这一习俗，民国以后修的地方志常常加以称扬，并认为应予以保留和发扬，比如：

五月五日，俗称端阳，遍洒雄黄之酒，熏苍术之烟，则以暑热将至，预防毒厉，是防疫卫生之意也……非不善，要当实事求是，扩充而推行之。[59]

而且，像针对卑湿焚烧苍术、白芷之类以除湿气的行为，似乎还不仅限于端午一时。在当时的不少文献中，都记载着这样一则相同或类似的发生在清中期的故事：

予友沈君怀清壮而授室矣，未经出痘。某年赴试郡城，偶染时痘之气。归家发热，遍体红斑，医家治之，而痘不肯透。时值霉黴，其家市驱秽辟湿之剂焚之以除潮气，若大黄、苍术、白芷之类咸列焉，与治痘药同于肆中市归，置于一处。其家人误以其药煎而使服之，燥热愈甚，烦闷不堪，举家惊惶，咸以为必死矣。未几，红斑裂而紫血流，沉沉睡去。及醒，则热已渐解，由此而痘起而上浆而结痂，不日全愈。[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