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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 结论 对各种进一步的问题的概览（第2页）

[18]由于只有有意识的经验才是富有意义的，所以，在谈论意义适当性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像我们在涉及因果适当性的生活所做的那样，把它在文化对象方面的运用过程与它在自然对象方面的运用过程区别开来。

[19]关于这个概念，参见本书前面的第三十八节，第191页。

[20]参见胡塞尔：《观念》（Ideen），第228页及以下部分。

[21]关于这个概念，参见本书前面的第十一节，第67页。

[22]有关对合理性行动这个概念进行的分析，参见赫尔曼·J·格拉布撰写的、颇有价值的专题论文《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的合理性概念》（DerBegriffdesRationaleninderSoziologieMaxWebers），Karlsruhe，1927年版；毋庸赘言，我只部分地同意格拉布的观点，因为他是以舍勒的客观价值概念为预设前提的。

[23]关于这两种相关的行动类型的推导过程，参见米泽斯：“社会学和历史学”（“Soziologieue”），同前引书，第479页。

[24]这段话引自韦伯的“论社会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知识的客观性”（“Dieobjektivit?tsozialwissenschaftlidsozialpolitisntnis”），该文载《科学学说文集》（GesammelteAufs?tzezurWissenschaftslehre），1904年版，第191页。

[25]参见米泽斯：“社会学和历史学”（“Soziologieue”），同前引书，第474页。

[26]参见米泽斯：“社会学和历史学”（“Soziologieue”），同前引书，第480页。

[27]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提出的、有关理想类型概念的著名的系统表述（他本人曾经说这种系统表述是“概略性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不正确的”）的确是片段性的，因为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他的历史学理论所具有的理想类型。必须加以突出强调的是，当韦伯的思想实现了向社会学的转变的时候，这种有关理想类型的观念也同样经历了某种彻底的改变。不幸的是，在《经济和社会》（WirtsdGesellschaft）之中只有少数几个陈述对这个事实进行了暗示，比如说，参见该书第10页。

[28]当米泽斯说各种理论命题按照已经规定的条件来看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时候，他只是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两种观点的。

[29]这是在我们在本书的第三十九节里所讨论的意义上来说的，参见前面的第195页。

[30]参见米泽斯：“社会学和历史学”（“Soziologieue”），同前引书，第486页。

[31]参见米泽斯：“社会学和历史学”（“Soziologieue”），同前引书，第482、486页。

[32]参见费里克斯·考夫曼：“逻辑和经济学”（“LogikundWirtschaftswissen-schaft”），该文载《社会科学文库》（ArchivfürSozialwissens），第LⅣ卷，第614-656页，尤其参见第650页。

[33]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研究这个与将“经济物品”概念还原成各种更加具体，因而匿名性程度更低的心理学概念有关的问题。参见米泽斯：米泽斯：“社会学和历史学”（“Soziologieue”），同前引书，第476页；也可以参见考夫曼：“逻辑和经济学”（“LogikundWirtschaftswissenschaft”），同前引书，第628页。

[34]参见米泽斯：“社会学和历史学”（“Soziologieue”），同前引书，第484页。

[35]凯尔森：《国家学说通论》（Allgemeislehre），Berlin，1925年版，第129页；用着重号表示的强调语气是我们添加的。

[36]凯尔森：《国家学说通论》（Allgemeislehre），Berlin，1925年版，第278页。

[37]有关对“基本规范”这个概念的讨论，参见费里克斯·考夫曼：“法学和社会学中的法权概念”（“Juristisdsoziolriff”），该文载汉斯·凯尔森周年纪念文集《社会、国家和法权：纯粹法学理论研究》（Gesellschaft，Staatuersuzurreislehre），Wien，1931年版，第14-41页，尤其是第19页及以下部分和第30页及以下部分。

[38]凯尔森：“自然法理论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Diephilosophisdlageurrechtslehreuivisums”），该文载《康德协会哲学讲座》（PhilosophischeVederKa），burg，1928年版，第24页及以下部分。

[39]参见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第二十八节中所进行的讨论。

[40]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ischeMeditationen）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他所做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