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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绩效分析（第2页）

可以说监狱的维持费用来维持自身正常的运转已经很困难，梁锦汉任第一监狱典狱长时，名噪海外的模范监狱的监房、工场已经年久失修，渗漏破烂不一而足，梁锦汉前后共用去洋3800余元修缮。1931年监狱呈请河北高院拨款14000元，拟将监房工场彻底修理，高法经费支绌不能全部拨发。监房工场等处历时愈久，破坏愈甚。吴峙沅任典狱长时雄心勃勃，意图将监狱未完成的部分建筑予以新建，对监房等处进行修理。经过预算，计划两年完成，需用洋27000余元，呈请部院核准。同样河北高法也因经费异常支绌，只能拨发一部分工程费用，吴峙沅只能择要修建。[132]

监狱耗费的支绌，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上的困境，监狱不仅是国家暴力机关的重要组成，也是国家现代化的一环。由于维持费的不足，监狱的人员配置明显不足。1928年前规定监狱职员为：典狱长1人，科长3人，看守长2人，候补看守长4人，教诲师1人，教师2人，医士3人，办事员4人，女监主任1人，俄文译员1人，共计22人。1929年至1935年6月规定职员为：典狱长1人，主任看守3人，看守长3人，候补看守长6人，教诲师1人，教师1人，医士2人，药剂士1人，女监主任1人，共计19人。1935年7月后又将职员名额改为：典狱长1人，主任看守3人，看守长1人，候补看守长4人，教诲师1人，教师1人，医士2人，药剂士1人，共计14人。10月间由于预算的增加又添设看守长1人，候补看守长1人，共计16人。一般的看守监丁人数也不够，在犯人因病外出医治时，监狱不得不临时雇用看守，以解决人手不足的窘况。[133]

监狱人员配置的不足，导致监狱戒护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不仅是戒护，维持费的不足，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监狱没有足够的构造费用于监狱的硬件升级，监狱卫生条件有限，卫生始终是影响囚犯健康的主要因素。在教育教诲的施行上，监狱也备受掣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监狱的经费不足使得监狱的教化功能大打折扣。

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发布了一系列与狱政相关的训令，都是围绕着人道和感化两大理念。然而司法部对于这些规定在各个地区的具体执行情况，无法进行切实的监督。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司法经费的缺乏，监狱在具体实施上，往往力不能及，多数到达地方的规定要么打个折扣，要么徒具表面。狱政改革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国家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监狱更是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和社会秩序的守护者[134]，作为国家权力威信的象征，狱政改革之下的新式监狱较旧式监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的统一只是停留在地理概念上，新生的政府不仅要清除反对派军阀的力量，还要进行国家的建设，更不利的是还要面对外来侵略的威胁，这就造成国家财政无法应付接踵而来的种种问题。国家财政的减少，势必对政府行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随着狱政改革的深入，这种负面影响愈加明显。

[1]民进中央宣传部编：《严景耀论文集·刑罚概论》，104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5。

[2][荷]冯客：《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徐有威等译，1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孙雄：《监狱学》，8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荷]冯客：《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徐有威等译，14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阎文寿因窃玻璃拘役30日打60下、郑永祥因窃车灯车垫拘役30日打60》，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91-002-00487，1935。

[6]司法行政部统计室编：《司法统计》（1934年度），492页，南京，司法行政部统计室，1936。

[7]民进中央宣传部编：《严景耀论文论文集·刑罚概论》，115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5。

[8]司法行政部统计室编：《司法统计》（1934年度），492页，南京，司法行政部统计室，1936。

[9]《吴荣华因诬告判刑六个月、冯俊因贩卖鸦片代用品判刑一年二个月罚金200元》，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91-002-02966，1930。

[10]《杨振清因盗窃拘役60日、全凤山因盗窃判刑三个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91-002-03116，1932。

[11]司法行政部总务司第五科编：《司法统计》（1930年度），1746-1751页，南京，司法行政部总务司第五科，1933。

[12]《歌笑哭不一》，载《益世报》（北平版），1929-04-07（7）。

[13]《五昌银号抢匪正法》，载《益世报》（北平版），1929-07-26（7）。

[14]《贩毒贩王运海昨晨执行枪决》，载《益世报》（北平版），1936-05-29（8）。

[15]《昨日天桥刑场枪决毒犯李春堂》，载《益世报》（北平版），1936-01-18（8）。

[16]《票匪五名昨执行枪决》，载《益世报》（北平版），1933-01-10（7）。

[17]《枪决人犯的经验》，载《世界晚报》，1934-10-03（3）。

[18]《冀第二监狱调查记（九）》，载《世界晚报》，1935-04-07（2）。

[19]民进中央宣传部编：《严景耀论文论文集·刑罚概论》，118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5。

[20]《冀第二监狱调查记（六）》，载《世界晚报》，1935-01-04（2）。

[2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王元增：《北京监狱纪实》，2编44页，京师第一监狱，1917。

[23]河北第一监狱建设于1909年11月，1912年监狱开始招收首批犯人。最初称京师模范监狱，1912年改名为北京监狱。1928年7月后，更名为河北第一监狱，1934年5月又改称为北平河北第一监狱。为行文方便，一律以河北第一监狱称之。

[24]周占元：《北京第一监狱报告》，50页，北京第一监狱第三科，1941。

[25]山东省劳改局编：《民国监狱法规选编》，14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

[26]薛梅卿：《中国监狱史》，236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27]《京师第一监狱四年度统计年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91-002-10938，1916。

[28]《高检厅关于京兆一监教诲师人犯方法及说明汇案呈报的指令及监狱的指令及监狱教诲日报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91-002-13168，1927。

[29]《河北第一监狱关于累进处遇办法的草案及监所教诲规程》，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91-002-13598，1912-1949。

[30]《河北第一监狱教诲讲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91-002-12602，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