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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军警宪的应对（第2页）

公安局为防止匪患在四郊设立盘查所，1934年南郊地界小红门盘查所，警察在检察来往行人时，有三人着军装衣衫不整由南行来，警察正待上前盘诘，三人不由分说，居然开枪击伤警察二人。待警车队赶来，匪徒早已窜入高粱地内，不知去向。[97]南郊发生匪人枪击警察事件后，公安局因警察检察行人，不能首先开枪，故决定效法上海各租界巡捕，每遇有检察行人之际，先出枪瞄准，同时令对方高举双手，否则立即开枪。[98]1935年公安局局长余晋和以警察所用武器，“极应稍锐”，建议购买德国新式瓦斯枪。[99]

执法的过程中，警察有时会遭到犯罪者的辱骂。例如，李德恭在平则门外罗道庄被一名身穿军服的匪徒劫去德国蓝派自行车，被劫后李德恭在附近借得电话，报告西郊区署，说明抢匪的年貌、口音及丢失车辆的样式。接获报警后，警察很快将匪徒擒获。匪徒在转送第三科时，大骂警察，称如死不了，一定把这一班警察杀死。[100]警察有时会被犯罪者殴打，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如，1930年，在东直门外大街一百八十五号居住的住户步子久，素无正业，专门以贩售吗啡、白丸等违禁毒物为生，步子久的犯罪行径被东郊警署侦悉，管段巡长穆恩霖，带同警士马承恩、贺文喜等奉命前往查抄，不料步子久与妻子王氏、步子久的内弟王恩寿等三人，见警察突至，竟然拒捕。巡长穆恩霖围有围巾，步王氏与步子久揪住两端，用力紧束，想将穆恩霖勒毙。警士贺文喜急行上前救护，反被王恩寿用开水将脚部烫伤。之后步王氏拿起剪刀，对着长警等人胡扎乱刺，警士马承恩被布王氏用粗碗打伤面部之后乘隙逃出，鸣笛叫来多名警察，这才将步子久、步王氏以及王恩寿等三人捕获捆绑。行至半途之际，步王氏大骂不绝，居然如同疯妇一般倒地乱滚不走，并趁乱将法绳用牙咬断，立起开腿便跑，幸经警察追获。[101]因缉捕犯罪者而导致警员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其中或有犯罪者凶悍的原因在内，但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缺乏训练以及必要的武力震慑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北平警备司令部为了震慑地面起见，在1929年2月12日上午10时一次性枪决盗匪22名，其中男匪20名，女匪2名。男犯中，多为迭次绑票匪犯，绑票次数最多的，居然多达8次。例如，胡老珍即胡老三，年26岁，唐县人，绑票8次。绑票次数少者也有二三次。例如，李福生即李老二，年23岁，曲阳人，架票3次；张福来，年29岁，唐县人，架票2次。其中山东曹县人彭存兴，年24岁，更是累计架票11人。2名女犯中，左李氏，年39岁，望都人，与匪密谋架票；杨任氏，年57岁，宛平人，贪财容匪，收留肉票。[102]

总之，不论隶属警察系统中的巡警、侦缉队还是保安队，警察都能恪尽职守，对维持北平的治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三、治安状况的评价

北平的街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女性可能会碰到地痞流氓的骚扰，居民可能在不经意间被窃贼窃走身上的物品，人们因各种原因而发生口角，甚至拳脚相加，等等状况不一而足。形形色色的人在街上游走，过路者、乞丐、商人、农民、学生以及警察，其中警察扮演了维持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角色，警察机构作为城市一个专门化的机构对于北平的治安负有专责。

自1928年北平特别市成立以来，北平市公安局为北平的治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公安局的努力下，北平的秩序相对得到改善，在北平生活的居民对北平市治安的改变是深有体会，“比奉直鲁时代好些”[103]，“较三十年前，进步许多”[104]。作为维持治安的主体力量，北平市警察也被普遍认为职业素养较其他各省为高，为此还发生北平市警察被频频外借的情况，这也是北平市警察受到认可的标志之一。1928年11月，南京政府训令北平市政府由公安局遴选干练巡警200名，送往南京服务。[105]浙江民政厅、浦口公安局、津浦路局先后从北平调去1000余名警察。[106]然而北平市的治安状况与政府的期望是不相符的，北平市政府希望将北平塑造成华北地区首善城市，降低城市犯罪率，然而遗憾的是北平市的各类案件频繁发生，虽然较民国初年治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是城市治安问题始终是制约北平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如前面的章节所说，北平市内窃盗，杀伤、抢劫、勒赎、强奸案等案件时有发生，有些案件不仅在华北地区，甚至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重视，如1934年发生的美国教士盈亨利遇害案，中央电影院枪击案以及滕爽被杀案等。这些案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北平市的城市形象，以及对北平市公安局工作能力的质疑。除这些案件外，北平市还发生过几起性质恶劣的事件，如董荣杀九人的事件，以及箱尸案等。

北平市的居民还要面对来自炸弹的威胁。1933年7月，有人在天桥南东便道地方捡拾瓜氏手榴弹一枚。[107]两个乞丐在和平门内北新华街附近捡拾鸡卵形炸弹一枚，因不知何物，用手拨弄。炸弹突然爆炸，小乞丐左手两指和右手四指均被炸伤，右眼被炸破，警察赶到时，已不能言语。[108]10岁的刘连陞在黄寺大楼地方拾到手榴弹一颗，因不知何物，拿起玩耍，结果导致爆炸，被严重炸伤。[109]手榴弹随处可见，表明军队在管理上存在着严重漏洞。军队在换防时，经常会遗留下少量的武器，现有的资料很难确认这些被人捡拾的武器是否都来自军队，但军队应对此负有主要责任。除捡拾弹药引发的爆炸外，北平市还发生过多起针对商铺的扔掷炸弹伤人毁物事件，公安局经过调查认为是“有人假借爱国名义阴图破坏秩序，扰乱大局”[110]，暗示这些事件背后有别的政治势力的介入。

还有恐吓信的威胁：

外四区界大吉巷，门牌四十一号住户，名伶李万春，突于阴历二十日，接到匿名信一封，内云：向你借大洋五百元，务于二十三日晚，用红纸包好，令一小孩在前门外金豪旅馆大门，西口，小胡同内等候，我们自有办法去取，千万办到，否责把你们一家子杀得干干净净，除非你们老不出门，老不唱戏，你花钱求安，我们得财图报。[111]

内四区大拐棒胡同二十号住户关绩臣收到邮局来信，称：

绩臣先生大鉴，久闻阁下富有房产，生活快乐，敝会救国当先，近因需款甚急，请阁下于五日内速备大洋一千元在晚八时送至高亮桥畔，以打电棒为号否则放火烧屋，或你的子女作抵押，绝不虚言。[112]

红十字会会长傅聿明也曾接到借洋二百元的恐吓信。[113]这些恐吓信勒索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名流和商界人士，勒索的大洋多的达到一万之巨，甚至来平的杜月笙也曾收到了恐吓信。恐吓信上的言辞激烈，威胁接到恐吓信的人，如不照办“鸡犬不留”或以家属的姓名为威胁，有的恫吓信甚至以炸弹来威胁。例如，西单商场九龙斋糖果鲜货摊收到邮差送来的欠资信一封：“经理先生鉴，近因贵号生意颇佳，请备大洋五千元，限五日内送至太仆寺街泰顺长油盐店，交经理收下为要，如果过期不送，将以炸弹对付。”[114]接到恐吓信的人有的会选择报警，请求警察的保护。有的可能会选择暂时退让，如京剧名伶荀慧生两次接到自称暗杀团恐吓信，深感不安，只得退票停演，携眷赴上海暂住。[115]刘鹤亭接到具名为“骷髅团北平分团部”寄来的恐吓信一封，要借洋两万元，否责炸弹对待，刘鹤亭报警后又收到第二封恐吓信，称前借之款未送，并且报官，现备有炸弹数枚，并派有探员数名，将尔全家相机处理。[116]除大量个人接到恐吓信外，还有店铺也是恐吓信光临的主要对象。位于东直门内大街一百三十二号的元兴厚铺布铺接到经邮局寄来的恐吓信，称孔马袁三位急借款五千，在对面厕所内交款。[117]甚至连位于西四牌楼北大街大陆银行支行都收到了勒索信件。[118]有的人收到恫吓信后，无视匪徒的威胁，选择去公安局报警。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在很难获知警察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措施和发出恫吓信的匪徒的后续举动，但是报纸上对大量的关于收到恫吓信的案件一直在持续报道，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恐吓信事件始终存在，这或许可以表明警察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无奈。

报纸的报道和监狱犯人人数爆满昭示着北平治安状况的窘境。北平治安状况未能彻底改善的原因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

第一，民生问题。北平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北平不具备作为商业中心的便利，没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周围也不生产作为原材料的农作物。[119]可以这样说，北平的商业繁荣取决于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1928年国都地位的失去，使得北平这个典型的以依赖中央官吏和清朝宗室贵族为主的消费型城市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商业凋敝。“数月以内，平市商铺歇业者，已达三千五百六十三家。今尚存三万余家。然此等商铺支持营业，大都赔本也”[120]。北平的商业没有突出的工业优势，其商业活动的重点是“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同业行会和商会，外加几家现代工厂”[121]。1929年，河北省工商厅视察员奉令调查北平大小工厂：1929年北平的纺织工厂有95个，工人3168人；机械工厂16个，工人678人；化学工厂9个，工人751人；饮食品工厂4个，工人184人；杂工厂21个，工人2266人。总计有145个工厂，7045人。工人的人数比1926年要少840人。[122]纳捐的商铺1928年为31252铺，1931年下降为29413铺。[123]各个商铺雇佣的人数也有所下降，大量商铺职员失业，以饮食和衣服两业失业的人数最多。不仅工厂商铺的职工失业，就是很多以卖力气为生的人，也无工可做。从1928年到1937年，北平的城市经济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消费为主体的商业结构并没有变化。商业的紧缩，导致北平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给城市不断增加的人口，长期处于失业状况的人群，很容易感到“被剥夺感”的出现，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迫不得已只得犯罪。对于犯罪者来讲，一旦开始犯罪，就很难金盆洗手。盈案要犯孙老四原在门头沟煤矿当工人，因为好赌，被同伙引入匪群中作案，始而盗墓行窃，复又结伙行抢，作没本钱的买卖，他在供词中称“既然做上了，想不干也不成”[124]，对于犯罪者来说，造成犯罪的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犯罪问题将不会得到改善。国家话语控制犯罪的失败，也表明北平市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失败，它未能有效地通过外部力量引导社会成员服从。

第二，军管城市。北平特别市从刚成立起，就深刻地烙下了军阀的印记。从1928年北平特别市成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北平市政府的市长接连更换，大部分北平市长都有军队背景，如何其巩、张荫梧、宋哲元和秦德纯等都是军官出身，周大文和袁良虽是文官，可也有在奉系和东北军任行政职务的经历。

表4。5北平市市长沿革

北平市政府的首任市长何其巩，是蒋介石在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玩弄权术手段的结果，1928年蒋介石为了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任命阎锡山为平津卫戍司令，而北平市的市长由冯玉祥保荐。冯玉祥最初提名丁春膏，后推荐何其巩。1928年6月到1930年9月，时任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成为平津地区的实际控制者。1930年中原大战后，9月22日，东北军进驻北平，奉系的张学良取代阎锡山成为新的控制者，北平市政府的各重要职位也被奉系把持，如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公安局长鲍毓麟。也就是说北平城先后被阎锡山和张学良控制，成为一个由军阀控制下的军管城市。北平市市长及公安局局长人选的频繁更换，反映了国家权力内部势力的博弈。

不仅如此，军人还积极介入到北平市的治安管理中来，军队和宪兵在北平市成立初期就承担了北平市的治安管理工作，尤其是在北平市成立初期，公安局长赵以宽，警备司令张荫梧以及李服膺成为治安工作的三大巨头，军、警、宪的联席会议成为三方协调治安工作的经常性会议。军队对地方事务的过多干涉，使得北平市政府很难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军方势力的影响下，公安机关很难对涉案的军人进行约束。军人与车夫，因车价问题引发争执，有三名军人还掏出手枪，而在该管区的警察，见到枪支后被吓跑，之后赶来的巡官，也藏在巷口，不敢出头。[125]即使是军队的宪兵，对扰乱治安的军人也不具备震慑力。在报纸的报道中，穿着军衣的犯罪者，俨然成为时人对犯罪者的固定形象。军队虽然对军人进行约束，然而在涉及军人犯罪的案件中，除非是逮到犯罪者，否则很难确定犯罪者究竟是在职军人、闲散军人还是冒充军人者。不论市政府和公安局对于那些犯罪者的身份是如何认定的，在普通民众看来，军人是北平治安的扰乱者，而政府与军人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由于经费的缺乏，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警察的薪水是非常少的，且被经常拖欠，仅靠单薄的薪水，很难养活自己，更遑论全家了。由此，面对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的职业，警察有时并非恪尽职守，而是采取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这种状况显然与北平市努力改善治安的意旨是背道而驰的。

有壬次长仁兄左右：久未通候，惟起居安勝是颂。前闻左右患手疮，想已痊愈矣。闻报知藏本失踪一事已告结束，方为国称庆，不料北平西郊竟发生土匪枪杀美教士盈亨利之事。旅平外人对于斯案甚为注意。平郊所以盗匪猖狂若是者，全由官吏之养成。盗墓之匪，初时不遇数人，继则集合数十人，持械实弹，警察闻风避匿。初则盗无人看守之墓，继即有坟户多人看守之墓，亦公然强行盗掘。因是距平郊百里内外，如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等县之前朝亲贵、世家、名宦、太监、高僧等之填墓，无一不被掘，至今日可盗之墓已尽，而变为土匪实行绑架矣。当前年盗墓之风方兴时，被害之家，当然均曾一致报官追究，乃破案者百不一二。官厅不惟不努力查究缉捕，且有不可思议者，官吏与盗墓为首之匪，勾结分财。前任宛平县长陈广荫，与盗墓匪首换兰谱，前任北平公安局鲍毓麟之戚姻、公安局科长之张某，亦与匪首通消息。弟初尚不置信，继则人言啧啧，弟友在北平地方法院任推检者，亦云确有此事。去年六七月间，宛平县人控陈广荫者至再至三，弟彼时亦备位河北省府保卫委员会委员，亦愤陈之溺职，力主撤任严惩，乃于两三月之后始调任，而仍升以省府参议。陈去任，继之者系现任县长万某，尚不敢袒匪，惟对于办理地方民团，仍不尽力，而匪势已成矣。北平警察，旗籍人居多，素善于敷衍规避，每谓吾辈焉能以每月数元之薪津，而与匪拼命，畏匪如虎者耳。阴历正月，匪掘卧佛寺附近之墓，墓距警察住所不遇数十步，警察不敢干涉，匪反将警察绑于树上，哀恳始将警察放下。以后每至日落，即撤退岗位以避匪，匪视警如无物，故横行更甚。北平四郊归市府所辖，地面颇广，而市府从来未为任何设施，一切行政规划侧重城内，四郊乡民徒增税捐之担负，（县辖地方如房捐、牲畜捐、车捐、市辖地面均有之。）不能享受任何利益。警察人少械缺，除遇事威吓乡民之外，无维持治安之能力。道路失修，学校不设，故都近郊，人民风气之闭塞尤甚于外县。……北平以文化故都，反从未注意乡村行政，不能不谓之大缺点。今后亡羊补牢之计，端在于近郊乡村行政速为妥善规划，否责如盈案之事将迭出不已。[129]

除面对各类犯罪案件外，北平市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其他挑战。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如北平市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缉拿“共犯”，以“遏乱源……杜隐患”[130]，通缉“共犯”成为北平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其他军阀在北平的破坏活动，如1931年北平市戒严司令部称据密报，冯玉祥派来多数间谍，“潜伏在北平意图扰乱治安，乘机暴动，并攻击各重要机关焚烧各重要场所”[131]。日本势力对北平的咄咄逼人之势，如国人抵制《顺天时报》、日人恐吓《顺天时报》报夫事件[132]，日兵打靶伤害华人案[133]。这些使得北平市政府和公安局疲以应对，分身乏术。

政府频繁出台的关于治安的训令，表明政府在维持治安这个政府职能方面事实上处于被动的境地，尽管公安局多次重申北平治安无虞，但是警察人数的逐年增多表明北平市政府及公安局对北平市的治安情况有清楚的认识，鼓励市民报案也表明仅依靠军警机关来维持北平市治安理想的破灭。

[1]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下）》，715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3]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纪要》，2页，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1944。

[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6]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纪要》，2页，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1944。

[7]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纪要》，8页，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1944。

[9]1938年8月撤销。

[10]穆玉敏：《北京警察百年》，200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11]《北平市人口变动、警察人数、查获毒品、火灾、电话、指纹等统计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05-00243，1935。

[13]《平市发生劫案原因》，载《京报》，1928-11-25（6）。

[14]《北平防务布置之严密》，载《京报》，1928-08-19（6）。

[15]《北平市公安局关于三团来平维持治安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20-02672，1930。

[16]《北平市公安局关于副司令员行营陆军独立旅、十六旅担任北平市治安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81-020-05034，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