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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家庭性别与犯罪（第2页）

三、从刘景桂案看女性犯罪

刘景桂案是发生在北平的一起著名桃色杀人案，杀人者刘景桂当场被获，而引发她犯罪的原因事实清楚。刘景桂，察哈尔宣化县人，毕业于察哈尔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宣化县女子高级小学任教员3年，后就读于北平东四十条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刘景桂在女高任职时，经同事张老师等做介绍人，与逯明相识，经三姑父刘继伦主婚，将她许配给逯明为妻，并获得双方家长同意，二人于1933年4月11日订婚。但尚未举行婚礼。而逯明此时，尚在平绥路下花园车站充当职员，订婚一个多月后，逯明来信说，订婚之事他父亲不同意，并要求解除婚约，刘景桂未允许。1933年的11月1日，逯明与滕爽在绒线胡同蓉园举行婚礼，刘景桂得知后，痛苦不堪。逯明要求刘景桂选择要么履行婚约，要么解除婚约。履行婚约意味着成为逯明的妾室，解除婚约又使得深爱逯明的刘景桂不能接受。刘景桂对恋人的薄幸深感痛恨，几乎闹到去法院起诉的地步。最终在1934年2月经多方磋商，刘景桂同意与逯明解除婚约关系，收下600元精神损失费，并烧毁婚书。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刘景桂与逯明订婚后，二人就多次发生肉体关系。即便是逯明结婚后，二人还有频繁的书信来往，二人情真意切的情书重新唤起了彼此的爱情。在信中，逯明称呼刘景桂为“我亲爱的贞妹”。在刘景桂的心中，她仍然认为之前双方解除婚约乃是口头上的应允，未经过婚书上合意的证明，在她看来，她与逯明并未解除婚约，逯明仍是她的未婚夫。1935年2月11日，逯明与刘景桂在火车上邂逅，二人相携乘马车入住北平旅馆，同居有半月之久。

不能与逯明结婚的失望致使刘景桂萌发了复仇的想法，最初复仇的对象是逯明。刘景桂以到北平北华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为由，有计划地来到北平。刘景桂用84元从一个人力车夫的手中购买了一支手枪及8颗子弹，遗憾的是由于逯明不在北平，刘景桂的计划未成。刘景桂认为是滕爽主动破坏了她的婚约，于是转移目标决意谋杀情敌滕爽来获得自己心灵上的安慰，并使逯明亲尝丧偶的痛苦。因知同学阎秀峰是滕爽的学生，于是要求阎秀峰将自己介绍给滕爽，1935年3月15日在阎秀峰和同学李金的陪同下，刘景桂赴志诚中学拜访滕爽未果，之后又两次前往。1935年3月16日上午10时，刘景桂再次来到志诚中学，在与滕爽的会面中，向滕爽连开7枪，滕爽头部、肩部、肘部多处中弹当场毙命。

刘景桂案的发生被当时北平诸大报纸连篇累牍报道，伴随着案件审理的一波三折，这个看似普通的情杀案最终导致引发了一场关于妇女解放与封建道德伦理的大讨论。案件的三个当事人更是被赋予了各自不同的角色。

失声的受害者——滕爽。滕爽本应是这场悲剧毫无疑问的受害者，然而不论是在法院的证词中，还是报纸的报道中，关于滕爽的描述并不多见，刘景桂案的焦点没有聚焦于滕爽被杀事实，刘景桂与逯明之间的感情纠葛反成为重点。在不同的人的视角里，滕爽呈现出了不同的人格。在刘景桂的眼中，滕爽是阻碍她爱情婚姻，以金钱来迫使逯明屈从的情敌。在逯明的眼中，滕爽是他心爱的妻子，他在滕爽去世后，表达了他的深切悲伤。在关于此案的评论中，只有少数作者谈及了滕爽，剑罗在《挽滕爽》中对滕爽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男子恩情底事藕丝自缚，在生消失更伤心”[19]。在一份写给警察局长的信中，滕爽被表述成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写信者声称逯明本有发妻，事翁姑至孝，并生有一女。自逯明与滕爽结识后，逯明即厌其发妻而向滕爽求婚，滕爽先是让逯明安排与其亲友相见，而逯明令其女先是称其发妻为姑，欲将其妻移往他屋，而滕爽仍不满足，逯明只得决心与其发妻离异。逯明的父母面对此情“痛哭欲死”，“言家庭从此算完”，逯明与前妻商定付赡养费1200元，其中的500元为滕爽资助。逯明的前妻在改嫁后，因思念女儿而疯癫。逯明本以为滕爽必有与其成婚之意，岂料滕爽以“钱是友谊之帮助，婚姻尚谈不到”而搪塞，逯明这才与刘景桂订婚。滕爽因感“单性之孤寂”，又想起逯明，邀请逯明去平，旧爱重提，两人遂结婚。逯明弃刘景桂而重婚，使刘景桂名声受损而被学校辞退，刘深感无立足之地，五内俱焚而萌复仇之念。[20]写信者既不是刘景桂、逯明的亲朋，也未亲见上述事实，只以道听之梗概，就断言滕爽以金钱摩登势力致使逯明人离家散、罪上加罪，七枪之苦系自取事出，刘景桂成为“万众一心，救出于水火，以身作则不为势屈不为利诱，铲除有乖人道者模范”[21]。滕爽究竟在这场三角恋中出演了什么角色，仅凭此人的信函是很难做判断的。在逯明的供词中，他与滕爽夫妻和睦，滕爽事翁姑至孝，并亲自教养自己的女儿，可见二人是有感情的，加之滕爽是体育教师，而逯明是著名的铅球运动员，相同的体育背景可能促成他们之间的相爱。遗憾的是，在这场案件中，滕爽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仅仅以一个失语的受害者形象出现，成为逯明和刘景桂恋爱的牺牲品。

被谴责的不道德者——逯明。逯明毫无疑问是造成这场悲剧的源头。以时人的眼光来看，逯明此人玩弄女性的感情，诱使刘景桂与其发生肉体关系。在解除婚约后，非但没有与刘景桂保持距离，反而通过鸿雁传书，使刘景桂再次对他倾心，并不顾家中妻儿，与刘景桂同居达半月之久。[22]实际上，逯明的经历在当时的北平并不鲜见，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男性多妾的盛行，对于当时的男性来讲，纳妾、冶游是很普通的行为。之所以逯明遭到了社会一致的批判，成为男性一切丑恶的代表[23]，在道德上遭到严格的批判，是由于刘景桂案的社会影响，使得逯明的所作所为被置于公众的评判之下，逯明成为一个典型的被批判者。实际上，他的行为只是当时男性对待爱情与性欲的一个缩影。逯明在证词中极力地证实滕爽宜家宜室和与自己夫妻关系的和睦，从一个侧面展现男性心中妻子的形象。逯明被谴责的另一个推手就是刘景桂此人。刘景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女性，她受过教育，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并且至少了解西方新思想观念。这也许是刘景桂的悲剧所在，对自由恋爱的憧憬使得她更容易受逯明的引诱。逯明在与滕爽结婚后，刘景桂没有认识到逯明的本质。她没有如一般女子一样，在解除婚约和失去贞操后忍气吞声或成为逯明的妾，而是采取了激烈和偏激的手段。公众对逯明的谴责成为对逯明教唆杀人的罪名的推动力，逯明与刘景桂来往的信件成为教唆杀人的证据。刘景桂在高等法院的再审中，供认因滕爽是其情敌而将之杀害，并非受逯明挑唆的缘故，并称其因一时之气愤将滕爽杀害。逯明与她之间的信件，无非表示二人的爱情与好感而已，并没有教唆杀人之意。

受害者、行凶者与解放者——刘景桂。刘景桂是这场三角恋的第二个受害者，她轻信了逯明给她的甜言蜜语，民国时期对恋爱自由的呼吁，并没有如呼吁者所以为的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发生在北平的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是将这些西方观念传到了普通民众的耳中，不管他们是不是真正理解这些观念。这些观念的传播，带来的却是妇女更多的苦难。对爱情的憧憬，更容易使她们对现实不满，而对爱情追求，使得她们忽略了现实的残酷。刘景桂自以为与逯明是有爱情的，她多次与逯明发生肉体关系，甚至在逯明结婚后与其同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相信逯明是会与她结婚的。逯明的承诺是镜花水月，直到结婚无望，才使刘景桂意识到自己失去的贞操，悲愤之下遂起报复之念。然而刘景桂将报复的对象转成滕爽，滕爽身中七枪，刘所持有的八音手枪因有小毛病，只能放七颗子弹，也就是说刘景桂将手枪中所有的子弹全部射到了滕爽的身上。这充分表明，在刘景桂看来，滕爽才是她悲剧的造成者。刘景桂的证词上指出她之所以要枪杀滕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身份的问题，二是贞操的失去。身份的问题，说到底是婚姻的问题，而贞操的失去，逯明有诱骗之嫌，而刘景桂自身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无论怎么看，都与滕爽是无关的。刘景桂的凶手身份是无可争议的，与对逯明一边倒的批判不同，社会上对刘景桂的评价是存在争议的，在一些人看来，刘景桂是妇女解放的先驱。刘景桂称杀滕爽为“惩戒薄幸男子为妇女界争得一线曙光，亦可以说是为社会上一般负有高级知识而浪漫的妇女作一当头棒喝”[24]。

刘景桂案的一波三折正揭示了新旧观念的博弈。新文化运动后，知识分子对旧道德进行抨击，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开始解体，而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建立，社会上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号召婚姻自由。刘景桂案的发生引发了一场关于女性贞操和婚姻的争论，反而证明了传统女性贞操观仍占据主流，以及对传统婚姻的崇尚和对自由恋爱的否定。公众对刘景桂的同情在于把她视为自由恋爱的牺牲者，认为是自由恋爱引发放纵的男女关系和堕落的道德观念。

康有为的弟子，时任北平大学文科教授的伦明写有《阅报载女子刘景桂杀人事为赋长歌》。伦明的观念集中反映了社会上大部分人对贞操和婚姻观的看法，将刘景桂视为此案的受害者：

手持博郎弱女子，今发七弹仇人死。仇人非他旧夫婿，桃不成僵代以李。女儿生长宣化城，景桂其名姓刘氏。家世为商幼就学，才过三七正韶齿。媒言有郎好身手，广场蹴鞠震奇技。果然相见两相许，从此丝萝订佳耦。六礼未备诮野合，咄哉岂有婚可试。试不如意焉置之，舍旧谋新将未已。由来成妇在婚夕，颖达疏诗说觏止。宋儒饿死较失节，白圭之玷不如毁。固知一媾系终身，交拜合卺徒尔尔。况闻礼家论婚制，夫妇之义受聘始。

未婚守志俗多有，震川容甫论非是。可怜人事有翻覆，情田忽地生棘杞。分明鸳牒换他人，往事思量可胜悔。一曲已弹寡鹄操，两全体射双雕失。维鸠居巢雀穿屋，天也不良控之士。钱神和事不庇命，蕴愁成毒蹶然起。风流罪孽至斯极，细究祸端良有以。或云戮罪不及孥，得勿椎秦副车似。势之强弱何足计，犯有首从且异拟。胡为得雌而失雄，我为揣度倘有以。古者男谨其别，婚姻纳吉先雁雉。夫妇朋友各为伦，遵循礼义重廉恥。岂见士女混杂交，携手招摇过街市。电筒邮简语狎昵，客馆公园。秘诡朝登华堂乐钟鼓，暮到讼庭□离仳。亦有幽闺椎髯侣，不谙眉样耐糠秕。一朝夫子奋青云，不得相随遽相委。新人狐媚故人丑，故人泣涕新人喜。稍幸无才不识律，亲知腹诽道路指。当时清议未应绝，畏势趋权谁敢訾。即如去年葛李狱，欢怨相寻亦如此。桿者杀人懦自杀，其馀忍辱知凡几。私仇事小群化大，要导清渭塞溱洧。狮吼一声自彼美，何处购得夫人匕。潜谋暗伺历一祀，变名投谒昧底里。欲脱不得地尺咫，佳人骤作枪下鬼。意态从容就司理，今晨突现书一纸。去矣不返同燕使，惜欠白衣祖易水。死者含冤同谁抵，伯仁由我郎已矣。我为此诗具微旨，待补刺客人迁史。并告兄弟妹姑姊，各保生命正伦纪。[25]

刘景桂案自1935年4月23日开庭，历经七次上诉，在1937年5月5日终于落下帷幕，刘景桂被判处无期徒刑，逯明也未能幸免，被送入监狱。这场轰动北平的情杀案才逐渐落下帷幕。

四、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解读

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农村青年离开土地和乡村，到城市中讨生活。这些农村青年来到城市后，大多数会在城市中建立新的家庭。因此，对于这些脱离农村的青年来说，他们伴侣的选择就发生了改变。在传统观念中，婚姻是结两姓之好，男女结成婚姻关系，对于彼此的家庭是很重要的选择，姻亲关系的建立会形成牢固的社交网络，相互之间都需要慎之又慎，因此配偶的选择权更多的是掌握在父母和亲朋的手中，尤其是父母，对于配偶的选择权更是凌驾于当事人之上。然而当脱离农村的青年来到城市后，他们与农村亲人的联系开始削弱，对于配偶的选择权就落在自己的手中。

在城市谋求生活的青年男子，很快发现城市中的生存压力要甚于农村，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他们不得不每天奔波不停。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彼此是熟识的，对于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都彼此了解。男女之间在结婚之前对彼此的家庭和双方的性情都有一定的了解，在结婚之后，男女方之间的家庭和亲朋之间会结成更紧密的社会网络。而城市则不同，青年男子大部分时间里，为生计奔波，每天见到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大部分人彼此之间属于陌生人的范畴，他所熟悉的人，多半是与工作发生联系的人以及邻里。对于他而言，如果不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找到伴侣，他就不得不依靠别人——熟人或媒人，来寻找配偶，后者是城市中选择伴侣的通常手段。这种寻找伴侣的手段对于脱离农村的青年来讲，会更多地遵从他自身意愿的选择，这种婚姻虽不能算是完全的自由婚姻，但是摆脱了传统婚姻中“父母之命”，是城市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他们选择的伴侣大部分倾向于同一个阶层的成员，但是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直面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彩礼钱。

彩礼是结成婚姻的一个条件，尤其对于下层民众而言，彩礼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在一个家庭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的收入会越多，女性虽然也外出就业，可是从收入上来讲，是无法与男性比拟的，因此彩礼钱就成为女性展现自己价值的一个衡量物。彩礼的多寡既体现了男方对女方的重视程度，也承载着对女方家庭养育女子的补偿。正是由于彩礼本身具有的意义，使得彩礼逐渐成为“六礼”中最重要的一环。围绕着彩礼问题，北平社会出现了很多借彩礼诈骗，以及一女多聘的事件，表明彩礼成为许多家庭借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机会。这一点对于脱离农村在城市中生活的青年来讲，成为他们在城市择偶的困境。农村人口来到城市，谋生尚且不易，辛辛苦苦赚的钱，还要寄给农村的家里一部分，所以很难凑足必需的彩礼钱。因此造成一个后果，就是男女双方尤其是社会的下层之间很容易姘度，尤其是寡居女性与男性之间。

已婚女性和一个男性如同夫妻般生活在一起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要双方有意，随时可以在一起过度。东四牌楼北水獭胡同二十四号住户狄德元，53岁，有子名春昌26岁。狄德元有义子李文林，28岁，房山人，系铜铁工匠，其妻李氏29岁，生有一子。1935年李文林失业，离平外出谋生，临行前向狄氏父子托妻寄子。李文林离开北平后，即渺无音讯，狄德元父子认为李文林必定客死异乡，葬身沟渠，于是向李氏游说，说李文林既死，你们母子俩以后孤苦无依，不如现在改嫁给狄春昌结为夫妻。李氏懦弱无主见，竟然允诺。[26]二人并未举行任何仪式，就同居一室，俨然以夫妻相处。在丈夫死亡或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妻子因失去生活来源，会很轻易地与其他男性过度，对于男性来说，他不用付出高额的彩礼钱，就可以与女性结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而女性也可以借此找到赖以生存的依靠。当然，在这种关系中，男女双方没有结婚，无法获得法律的认可。

刘王氏在丈夫杨兴清死后，与同乡刘俊忱姘度已有十余年。二人相处俨然夫妻，刘俊忱在辽宁中兴建筑公司做绘图师，每年回来一次。在警察局的口供中，刘王氏将刘俊忱称为“我男人”。对于刘王氏来说，从与刘俊忱姘度开始，她便由杨王氏变为刘王氏，她买了两个小女孩，都冠以刘俊忱的姓氏，刘小凤与刘小妞。[27]刘王氏姓氏的变化在当时并不是个例，而是北平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上述例子表明不仅社会上对这种关系承认，即便是国家权力机关，对这种姘度关系也是认可的。在监狱犯人家庭关系的记录中，与犯人姘度的妇人，即使没有婚姻关系，也会视作犯罪的家人，被记录在案。在文件上，对该女性的称呼冠以男性的姓氏。也就是说，这种类似“同居”的关系，虽无法律的认可，但实际上社会及官方都承认二人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前门外羊毛胡同，年40余岁之女子陈氏，手持男女衣裤大喊巡警，警察赶来，询问原因。原来陈氏的丈夫周田在博兴胡同的妓院当毛伙，与妓女的跟人刘小脚发生恋爱，二人在此幽会，被陈氏寻获，有二人衣裤为证。警察进院后，将衣裤还于二人穿上，向周田询问。周田说，他原与陈氏姘度，现在二人各不相扰，他与刘小脚姘度与陈氏无关。经过警察与邻居的排解，事件以周田与刘小脚脱离关系了结。男女双方一旦形成这种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也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旦一方与他人有奸，另一方可以诉警控告。

未婚女性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会遭到社会的一致批判，但与对未婚女性贞操的重视不同，女性一旦与男性结成婚姻关系，社会对于已婚女性总是比未婚女性要来的宽容，与男性结成过度关系的女性多为寡居或与丈夫失去联系的已婚妇女即可以说明这点。男女双方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男女双方对待过度的态度不同，男方更多是出于满足自身的性需求，女性则更加现实，选择与男性过度主要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下层民众中两性之间“过度”的存在，表明与知识分子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呼吁不同，下层民众之间的婚姻观受新思想的冲击并不大，男女方面无论怎样措辞，还是没有脱离十年前或者数百年前的旧观念：“‘男以女为家，女以男为生’，男性所要求妇女的，是片面的贞操，女性所要求男子的是生活的维持。”[28]传统婚姻仍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因素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仍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