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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往超人超国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色之二（第2页）

自己构建过大同学说的康有为，在20世纪初年就主张不妨暂将大同置后，而先据民族主义（即康所说“国民之学”）致力于物质方面的“国争”。他指出：“昔者民权发轫，其重在民；今者国争，其重在国。”而“中国向有中外之界，虽国民之学未开，而爱国之情深、排外之理笃，实不待于教也。以今者国民之说大倡矣，人人之知爱国应更甚矣；而以今日媚外之甚、畏外之甚，实远不如昔者风气未开时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了解到，西方在提倡国民之学后又进入讲究物质之学的阶段。所以，“国民之说，固吾所最鼓舞提倡、郑而重之，为今日救时之药也。而以两者较之，则物质之重要尤急”。[17]

这是将“国民之说”落实在武力之上，盖“方今竞争之世何世哉？吾敢谓为军兵炮舰工商之世也”；“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掠其地、虏其民，系缧之、劫夺之、奴隶之，而使其人稽首厥角、称功颂德者，兵也”。武力既然已成“文明之标志”，中国便应进行殖民扩张：“在今日竞争之世，真欲保守，必先扩张”。且“吾国生齿之繁，甲于大地，则移民生殖，实不得已。若南美之广土，实吾之植民地”。而“保护植民，以广生计，实有国者之天职”，所以他强调首先发展“不止防内，且可以拓外”的海军，以保“子孙之长生”。[18]

那时康有为多次表述了效法欧人掠夺殖民地的想法，[19]关键是他竟然视此为“有国者之天职”，与怀柔远人特别是“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其思想转变诚可谓根本的质变，与一般人认知中欲为孔教“教主”的康氏形象相当不同。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帝国主义是20世纪初年的普遍观念，清季中国士人对这一可能性曾多有议论；康有为显然认为：不到大同之时，便可以先行非大同之道。他那种暂将大同置后而先致力于国争的主张，或也隐约体会到民族主义那建设与抗议的两面性。

[1]以下的分析相对简略，详见罗志田：《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

[2]胡适：《四十自述》（1931-1932年），见《胡适全集》（18），57～58、94页。

[3]《胡适日记》，1916年1月25日，8月22日，第2册，325、467页；胡适：《非留学篇》，原刊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见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352～371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

[4]《胡适日记》，1912年10月25日，1913年4月（原无日），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11月4日，第1册，170、200、273～275、386～387、518页。

[5]章太炎：《五无论》，载《民报》，16号（1907年9月），7页。

[6]《胡适日记》，1914年10月26日，第1册，507～511页。

[7]《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4年10月19日，第1册，564～565、501～503页；1915年1月18日、1月27日，第2册，12、29页。

[8]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说内容，第2册，101～104页。

[9]《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7日，第1册，540页。

[10]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见《周作人全集》，第2册，345页，台北，蓝灯文化公司，1992。

[11]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梦〉序》，见《周作人全集》，第2册，84页。

[12]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见《周作人全集》，第3册，605页。

[1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梦〉序》，84页。

[14]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载《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3、5页。

[15]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345页。

[16]刘师培：《醒后的中国》，载《警钟日报》1905年9月29日，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67～7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7]康有为：《物质救国论》，22～23页，香港，长兴书局，1919；《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8]康有为：《物质救国论》，25～27、30、33～34页。

[19]他在荷兰博物院参观制船模型时，当即赋诗表述了“安得眼前突兀五百舰，横绝天地殖我民”的愿望。参见《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