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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第1页）

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初年的各边缘人集团中，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即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向学”之心从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岁童生的盛举。但新学堂收生则有年龄限制。起初虽不乏二十岁上下的中小学生，但过三十者即极少见，以后入学年龄限制更越来越严。换言之，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当然，早期的学校和学生的程度都相差甚远，同一学校的学生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异地异校的学生更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有的人继续深造，乃成为知识分子；有的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便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同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知识青年，其最后是否会成为知识分子尚属未定，但又已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本文在技术处理上将其未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均纳入边缘知识分子的范畴；对那些继续深造者，则将其已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

大约从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已萌芽。那年一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就颇有些象征意义。从该杂志的内容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中人的谦称，而是一个开始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特别是该刊第二期发表的李书城写的《学生之竞争》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读书人要主动异化出“士”这一传统读书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李氏将学生列为一个单独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组成的上等社会和基本不识字的下等社会之间。并明确指出上等社会已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待继起者收拾之”；下等社会则因不知祖国历史地理而使爱国之心无由产生。“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负起救国重任，而且要为“下等社会之指向针”。[1]

正像许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认为清廷不能救国一样，新兴的学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动从士大夫中异化出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大夫已不能承担救国的使命。李书城不仅强调“重哉学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学生应先注目于“内界之竞争”：一是“权利之争”，即争参政议政之权利；二是“势力之争”，要争在国是上的影响力。

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专对湖南“中等社会”说法，也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同时，他又暗示这“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军”，可知多半是针对学生社群而言。[2]留美学生许肇南就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3]留日学生张继也强调：“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4]

当然，这里的学生，主要还是指学问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为“大夫”的“士”要与“大夫”决裂之意，隐约可见道统与治统分离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发点，虽然仍是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却并不认同于传统的士；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诩为道统的载体。留学生当然不全是边缘知识分子，许多已进入真正的“中等社会”；但同在中等社会之中，肉食的“诸公”与“吾曹少年”显然是两个社群；而后者也已将前者视为“陈腐”，要誓为宗国去之。这些言论处处呈现一种过渡与萌芽的特征，但独立与疏离的倾向是明显的。

新学堂中人的独立身份认同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久即成为时代的共识。杨荫杭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5]随着“学界中人”数量的增加，渐渐分化出老师和学生两个独立的社群；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一语，或者即是两者分开的一个表征。盖“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兴起，显然有与“学生”区分的隐义。很可能正因为“学生”这一身份名称原先更多是代表尚处产生过程中的“智识阶级”（或今日常用的“知识分子”）以区分于“旧”读书人，后来却仅指今日意义的在校念书者，才导致“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出现。

而“智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是否包括数量渐增的学生，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放得甚宽，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分子社群。美国学者朱丹（DonaldJordan）则将20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精英”（elite）之中。[6]这样的分类，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恐怕都有些勉强。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社群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一社群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对这样一种社群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倒不如明确其为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这样的尴尬困境早在清季兴学堂时已可见到。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事的湖南学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将入时务学堂前几个月的文字，颇能体现那时边缘少年读书人感觉事事不如意的心态。他在论中西医之别时比较中西人的生活，认为中人“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欲行一事，未见有畅行无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极郁而不顾风寒湿热之内外交攻，伤生多矣！无郁则脑舒，郁则脑伤……郁病不除，则脑不灵；脑不灵，则体魄虽存，以[已]成废物。”这里对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会为那时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倒最能体现那些尚处边缘的少年读书人在“倾念身世，将何处从”这一内外交困大环境下“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的心态。[7]

此时林圭尚不知能否进入时务学堂，他那种上下求索的烦恼焦虑在一封给家乡的老师谈读书的信中表述得特别清晰：林氏承认，读书不能“耐烦”是他近来“大病”。他在家乡本治史论，但觉得“功已不及”，遂“弃难从易，故又作词章。计稍暇，即翻阅书籍，寻源溯流，摩词揣意。”然而词章似乎也难速成，回顾原来下了功夫的“古业”，不免“又爽然若失”。后来“有友从旁晓之者，谓词章不佳，非徒无益，且有害焉；不如专攻文艺，进取犹易耳。”于是他又决意“废前功而专此道，每日读四子”。他自己总结，“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盖先有“求速之心”在，结果“功愈急心愈纷，似有大气团格于胸，乱突于上下，怦怦然，终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国势日亟，读书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和巡抚陈宝箴正从事教学内容与考试科目的改革，学子都有个因应的过程。林圭从史论到词章再到文艺，在短时间内几次“弃难从易”，凸显出一股强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时所感叹的：“嗟夫！盛时不再，尘海难濡。欲肆志新学，堂奥苦深；欲静守天命，生涯无藉。”他考入时务学堂后，面对的即将是“堂奥苦深”的新学，仍难速达。故即使没有戊戌政变，像他那样的少年读书人恐怕也难读毕业，终会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投身实际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态，类似的状况到民国后越来越明显。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黄克诚，家境贫寒，十九岁以前没穿过棉衣，但被选中为家族共同负担的读书人。他不负众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后，却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视而“逐渐产生了自卑感”。新学的“堂奥苦深”对他产生的心理压力是明显的，再加上国家的内外交困局面日甚，黄克诚对学业的兴趣渐淡，转而“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问题”。阅读各种报刊后，他认识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在参加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最后因感觉三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进而“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8]

从林圭到黄克诚的事例可以看出，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承认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们却无法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能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分子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作为一个群体，边缘知识分子实继承了“学生”社群初起时的“中间”或“过渡”特征。由于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沟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功用。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知识分子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国既然是走在所谓现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总的来说是在向西走。而知识精英的西向程度是远超过大众的。钱穆就从义和团事件中看出上层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疏离，他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实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一般民众，对此“是会发生很大反感的”。[9]这里面的关系当然还更复杂。知识精英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内心深处实际的民族主义关怀，实不稍让于大众。但一般民众认知中的知识精英，当然只能来自其表现出来的部分。钱氏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

胡适还是一个边缘知识分子时，虽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却也在《竞业旬报》里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字，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10]可知当时学了几句ABCD，确实可以“稀奇得了不得”。这里流露出的对那些能说ABCD者既羡慕又怨恨的边缘知识分子心态，是非常传神的。胡适后来成了知识精英，心态为之一变。也曾用“几句爱皮细底”去“威慑”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但近代多数没能学会“蟹行文字”的边缘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时对西化精英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而西化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疏离，显然还更宽。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11]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吊诡的结局。其原因，恰蕴含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余英时先生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12]

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合“他们”与“我们”而熔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关键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精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13]

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分子——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分子似乎都不准备放弃；而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分子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做教授，那又怎么办？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过去研究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14]实际上，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15]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许多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银元来买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

但鲁迅毕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实已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16]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从接收者一面看，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了。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吊诡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不是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隐然可见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陈独秀当时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17]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这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18]

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19]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20]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转眼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21]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