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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第2页）

所以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都多少存点耽误了学术功夫的遗憾。而章、梁等虽也常常被迫回归学术，却是作为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那种“待时而起”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总是又议政又参政，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24]

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儿女的一封信，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盖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专做学问。梁启超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25]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那时就在直接参政。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26]梁、丁、胡三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正可见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心态转变的痕迹。

简言之，清季民初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民初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意识要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民初知识分子的许多行为在当时即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来也充满“矛盾”的一个根本因素。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

[1]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19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载《湘学新报》，台湾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册，47～48页；李肖聃：《湘学略》，222～22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三湘喜报》，载《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37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5]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6]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

[7]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9]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0]这方面许多相关史实可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11]章太炎致谭献，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2]侯生：《哀江南》，载《江苏》，一（1903年4月），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53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3]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十八日、闰三月三日、四日、六日、十一日。

[14]侯生：《哀江南》，537页。

[15]《与同志书》、《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载《游学译编》，七（1903年5月）、六（1903年4月），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396、385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63～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叶德辉：《郋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见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版，7页。

[17]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见《严复集》，第3册，6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本段及下四段，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51～7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9]严复：《论教育书》，载《外交报》（1902），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113页。

[2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69页。

[21]林懈：《论合群》，载《中国白话报》，1904，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909页。

[22]“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见《鲁迅全集》，第3卷，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陈寅恪就注意到：论者每惜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其实，“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参与政治，乃“势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已之故”（《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见《寒柳堂集》，1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自称思想滞留在曾国藩、张之洞之间的陈寅恪，对梁启超确有“了解之同情”。

[24]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载《历史研究》1997年6期。

[25]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1927年5月5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6]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