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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革命（第1页）

第二章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研究对于解读重大政治革命的重要性

本书辟出一部分篇幅用于专述法国大革命。充斥着暴力的大革命自然有其心理学的原因。

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让人吃惊，而且似乎无法解释。但如果意识到，大革命业已成为一种新宗教，它应当遵循一切信仰的传播规律，由此出发，大革命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其中的愤怒与杀戮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研究一场重大宗教革命的历史，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显现其中的心理学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在这两起事件中，均难以窥见信仰其理性价值观在信仰的传播、在阻止迫害、在调和不同的信仰、在制止不同信仰间绝望的暴力冲突等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人们还可从中看出信仰被与信仰无关的利益方大加利用的情况。人们最终明白，不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便无法改变人的信念。

所观察到的现象清楚地表明：大革命的福音其传播方式与其他一切宗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是一样的，特别是加尔文福音。它无法以另外的方式进行传播。

不过，虽然一场宗教革命如宗教改革运动，和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它们产生的缘由极为相似，但它们的后续影响却大为不同，由此，它们的存续时间也不相同。

在宗教革命中，信奉者无法借助实践来揭示他们被蒙骗了，因为只有上了天堂才能证实这一点。而在政治革命中，学说的错误可以很快被实践所证实，并必定被人们所抛弃。

在督政府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使得法国陷入了毁灭、悲惨、绝望的地步，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分子自己都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主张。仅有几个无法通过实践验证的理论原则如“平等可以为人们带来普遍的幸福”得以保留下来。

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其先行者

宗教改革运动对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的目的最初很单纯，就是为了反抗教士的舞弊行为，从实践的角度看，是为了回归福音的主张。

这场改革绝非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为了追求自由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更宽容，那个时代的理论家认为，精英分子的宗教应当就是君主的宗教，在所有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里，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并拥有与其一样的权势。

新信仰由于没有宣传和交流的手段，因而在法国的传播极为缓慢。在1520年左右，路德招募到了一些信徒，到1535年左右，信仰开始广为传播，当局这才意识到，必须用火刑来处死其信徒。

与广为人知的心理学规律相一致的是，上述死刑只会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官员，但主要还是一些稀里糊涂的手工艺者。这种信仰的转换主要归功于精神传染和暗示。

自新信仰开始传播以来，很多原本对它漠不关心的人现在都聚集在这个信仰的周围，但其中不乏以此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热情和贪婪的人。在好几个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都曾有过这个现象，尤以德国和英国为甚。

由于路德已经告诫过，教士不需要财富，因而德国的庄园主们极为欣赏这种允许其占有教会财产的新宗教。亨利八世便是以类似的方法致富。

从这一教理中，饱受教皇欺凌的君主们看到了获取政权之外教权的机会，看到了自身摇身一变成为教皇的机会。宗教改革运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君主们的专制。

三、宗教改革运动所提主张的理性意义

宗教改革运动颠覆了欧洲，并在五十年内让法国几乎受到战争的毁灭。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从未有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是证实信仰在一切理性之外传播的证据之一。神学的教理强烈刺激着人们的灵魂，尤以加尔文的教理为甚，从理性逻辑来看，却是不值得加以深究。

沉湎于救赎的路德尤为害怕魔鬼，连忏悔都难以使其平静，于是千方百计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取悦上帝，以免受炼狱之苦。

他从最初抨击教皇贩售“赎罪券”，到后来完全无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连宗教仪式、忏悔、圣人祭祀都一并加以谴责。

路德宣称，基督徒除了《圣经》以外，不该有其他的行为准则。此外，他还认为，没有上帝的圣宠，任何人都不应得到救赎。

最后这条教义，也即所谓灵魂归宿预定论，连路德本人对此都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加尔文对其做了精确定义。

加尔文规定，预定论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应遵守的一种教理的基础。他说：“很久以来，上帝便预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得到救赎。”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简单，“这是上帝的意志”。

由此看来，加尔文不过是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某些断言，全能的神应为取乐而制造出了生灵，但仅是为了让其永受炼狱之苦，而不顾及这些生灵品德和行为的好坏。一种如此不堪的胡诌居然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并仍将继续让众多的灵魂为之折腰简直是一大奇观[1]。

加尔文的心理学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学如出一辙。和后者一样，加尔文对事实的真相了然于胸，因而对于不赞同其教义的人，加尔文便将之处死。他信誓旦旦地说，上帝意欲“在有人质疑其荣耀时，就让整个人类消失”。

加尔文与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认为最荒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来，都是极其正常的。从理性逻辑看来，既然无论做什么，大家都坚信自己是被救赎或是被诅咒，那么基于灵魂归宿预定论来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他在一个完全非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他的信徒们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由于自视甚高，他们充满自豪感，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堪称楷模。

四、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展

新的信仰不是通过演说，也非经过推论，而是通过上述机制得到了传播，也即通过强词夺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传染和个人威望得以传播的。革命思想后来在法国的传播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在前文谈及迫害，迫害对于传播有利无害。每一宗迫害都会引发一些人改变信仰，这一点在基督教早期曾出现过。议会参议员阿内·迪堡（AnneDub）被判火刑，他一边走向柴堆，还一边规劝群众改变信仰，一位目击者说：“他的坚定不屈要比加尔文的书更有说服力，很多年轻学生由此成了新教徒。”

为了不让这些受刑者对群众说话，便在行刑前割掉其舌头。更加恐怖的是，将受害者系在一根铁链子上，将受害者扔到柴火中，再将其拉出来，反复多次。

然而没有什么能吓退新教徒，于是乎便在让其领略了火刑的厉害之后又赦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