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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历史的修正（第1页）

导论历史的修正

当今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发明的时代，也是一个对知识要素进行修正的时代。首先应承认，没有任何一种现象其初始原因是现在可以探究的。科学对先前的结论加以核查，并察觉到了其中的不足。科学如今认识到其陈旧的规则正在被逐步淘汰，机制也失去了其功能，不久前还是世界基础的物质，如今成了各种转瞬即逝的力的受体。

尽管历史用推断的方法使其免受过于严厉的批评，但历史并不能逃避这种广泛的修正。没有哪个历史阶段，当人们在谈到它时，可以说它是千真万确的，以前言之凿凿的事都受到了质疑。

和对其他事件的研究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们的分析，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可以说是结束了，大革命的面貌可以说是非常清楚了。除了做些细节上的修正，对大革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对大革命如何评判，反倒让那些最为坚决捍卫大革命的人开始犹豫起来。之前的坚信不疑变成了有待商榷。对大革命的立场和信念动摇了。有关大革命的最新描述反映出了这种迷茫。但描述过后，人们却越来越难以下结论。

不仅这个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被大加议论，人们甚至疑惑，取代旧体制的新律法是否可以凭借文明的进步自然形成而无须暴力。大革命的所获似乎与当时付出的代价不相称，也和大革命远期的历史成果不相称。

有几个原因促使对这段悲惨的历史进行修正：一是时间让情绪恢复了平静；二是众多的资料慢慢地公布于众；三是人们学会了独立分析这些资料。

但对我们的观点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现代心理学，因为它可以直入分析人心和行为的动机。

在可用于历史分析的心理学发现中，要重点提及的有：对先辈行为的深入了解，发动群众的规律，性格分裂的实证，精神的传染，信仰在无意中的形成，不同逻辑形式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在这本书中运用的心理学手段还不仅于此。历史学家通常还停留在分析研究资料的阶段。但仅心理学便足以激起我刚刚谈及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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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革命民族命运（例如信仰的产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时候非常难以解释，以至于只能对其进行观察。

自我进行历史研究以来，让我无从下手的某些重要现象常常令我惊异不已，尤其在涉及信仰产生的时候。让我感受较深的是在阐释它们时总是缺少某个关键点。理性已竭尽全力了，不能再指望它会带来什么，人们应当寻求其他的手段来弄清楚它无法阐释的东西。

这些重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辞辛苦追寻业已消失的文明遗留下的蛛丝马迹也无法弄清楚这些问题。

经过苦思冥想，最终我意识到该问题是由一系列先前单独研究过的其他问题构成。这也是我二十年所做的事，其结果已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做过表述。

首先就是探索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在已经明确了历史的民族——也即缘由历史偶然因素形成的民族——最终获得像解剖学特征一样稳定的心理学特征之后，我便尝试着解释那些民族是如何改变其制度、语言和艺术的。与此同时，我还要探究在突发的环境变量的影响下，为何个体的性格可以彻底垮塌。

在由民族构成的稳定的集体之外，还存在着临时的动态集体，我们可称之为大众。伴随着大众的集结，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随之发生，大众具有的特征，与组成大众的个体的特征绝对不同。这些特征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演变的？我在《大众心理学》[1]（LaPsychologiedesFoules）中对这个新问题做了探究。

在这些研究之后，我便觉察到有一些因素被我疏漏了。

但这仍不是全部。在最重要的历史因素中，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信仰——这些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它们真的是理性和意志的产物？是长期教育出来的结果？还是无意识形成的？它与理性毫无瓜葛吗？我在另一本书《观点和信仰》中对这个难题进行了研究。

在心理学认为共同的且自愿的信仰仍然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在已证实信仰通常都是非理性的以及非自愿的情况下，我便可以对这个重要问题给出答案，为何信仰在没有任何理据的情况下，可以被各年龄阶层中最有思想的人轻易接受？

历史问题的解决耗时数年，至此已真相大白。我的结论是：相对于引领思潮的且被人们奉为思想指南的理性主义逻辑，还存在着多种迥异的逻辑形式如情感主义逻辑、集体主义逻辑以及神秘主义逻辑，通常是它们在支配着理性，并孕育出我们行为的动因。

这个结论一旦形成，我便豁然开朗，原来很多历史事件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人们在阐释这些历史事件时，借助的是一种与它们的发生几乎无关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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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用寥寥数语加以总结的这些探究都曾耗时数年。在感到穷尽这些研究无望时，我不止一次打起退堂鼓，转而做些实验，因为我坚信，实验和真理是并行的，且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片段。

探索物质世界非常有趣，但解读人类更有意思，这是我为何有志于心理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