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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第2页）

[29]顾颉刚：《妙峰山》，124～125页。

[30]据《北京通》作者金受申的记载，香会中的武会在清末曾极度盛行，民国以后虽然逐渐衰退，但到民国十年为止仍然很是活跃，可是在顾颉刚1925年的调查中，20%使用了老会这一名称，如果考虑到前面所讲的，商业行会的全盘创立或是再组织，光绪年间已经基本完成，那么这些老会应该是进入19世纪后开始组织起来的，光绪年间才开始活跃起来。

[31]顾颉刚：《妙峰山》，52～74页。

[32]这一数字与全盛时期的400余个香会数目相比可以说是大大缩减了。这可能是因为冯玉祥的军队对来庙进香的人进行杀戮的传闻。

[33]顾颉刚：《妙峰山》，38～39页。

[34]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见《妙峰山》，41～52页。

[35]《北京通》，156～160页里多数的香会名字都出现了，顾颉刚的调查里出现的香会名字都得到了确认，另外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香会名字。尤其是以礼部大执事、兵部杠箱、掌礼司太狮等衙门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香会值得关注。

[36]《北京工商行会资料集（四）》，1053～1054页。

[37]仁井田升认为这些香会只是纸行内部的聚会（[日]仁井田升：《中国的社会与行会》，81页，东京，岩波书店，1951），但是其中也含有像万寿善缘缝绽会这样很明显的靴鞋行香会，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或许他们是为了解那些参加妙峰山香会的香会而来共聚一堂，从而在参会者记录上留下了所在香会名称。

[38]庄严：《妙峰山进香日记》，见《妙峰山》，145页。金受申：《北京通》，152～153页里讲某教会大学妙峰山布教团本意是前来宣传教义，不想却感动于他们的虔诚，这一轶事也说明了当时的那种氛围之浓。

[39]庄严：《妙峰山进香日记》，见《妙峰山》，148页。

[40]SkiiesandtheHierarchyofLocalSystem”，TheLateImperialford，1977），pp。337-339。

[41]行会自身的发展与试图通过牙行来对商业进行统制的中国传统商业政策有着密切联系。牙行从客商处征收手续费，用以斡旋货物交易，并代官府征税。牙行只有得到叫作牙帖的许可证以后才可以营业，据统计清末北京有120家牙行。（《清末北京志资料》，352～353、357～258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另外据Burgess调查，管理扛夫的组织叫南政司（外城的警察组织），要想成为组织的头目，要支付40两，并要得到南政司的许可，手工业行会也有一定的统制机构。

[42]这一现象并不仅出现于北京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全部如此。参考[日]夫马进：《清代沿岸六省善堂的普及情祝》，载《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982（7）。

[43]参考邓拓：《中国救荒史》，57～60页的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44]《北京工商行会资料集（三）》，543页。

[45]《清末北京志资料》，228～229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46]关于以上举措参考《北京市志稿》，409、412～143页。

[47]《德界四段安民公所办事绅士衔名单》里可以看见“巡视西城御史连升，王府长使福勒洪阿”等的名字，可以断定清朝的一部分地方官在安民公所组织里仍任原职。见《中国近代警察史》，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8]《清末北京志资料》，231～239页。

[49]《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50]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32～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1]对此Gamble是这么谈起的，“就我们可以获知的而言，这是除了公共舆论可以对政府施加某些压力以外，北京市民唯一能够对政府有所参与并施加控制的地方。”（“AsfarascasbelearhisistheohesofPekiiinortrover，ofcourse，thatexertedbytheforceofpublible（1921），p。71。

[52]当然与其说这些救济机构走向没落，不如说他们归拢于行政体制的统制或许更为恰当些。1921年市政公所建立的“京师参议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包括市政公所独办的由30人构成的这一组织是为了诱导市民参与市政建设。根据规定参与者必须要具有以下资格：在北京至少定居3年以上，至少纳税50元以上，有过明显的公共慈善记录。事实上根据这些规定，可以说这一组织不过成了运营慈善机构人士们的聚会。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30～31页。

[53]Gamble（1921），pp。370-372。

[54]Gamble（1921），pp。370-372。

[55]《京师老羊皮行商会章程》，见《北京工商行会资料集（三）》，548～549页。

[56]《北京的行会生活》，350～351页，东京，生活社，1942。

[57]《北京的行会生活》，31～32页。

[58][日]今堀诚二：《中国的民众与权力》，31～32页，东京，劲草书房，1973。

[59]参考王国华：《关于日伪北京新民会》，见《日伪北京新民会》，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60]59Schoppa，R。Keith，“LocalSelf-GoverinZhejiang”Modernavol2。no。4，pp。526-527。

[61]官僚流氓的称呼也许要算是对这一集团最为恶毒的批判了。参考仁井田升：《中国的社会与行会》，227～229页。

[62]20世纪40年代初东四的猪行和官的冲突就是典型的例子，参考仁井田升：《中国的社会与行会》，227～229页。

[63]骆爽编：《“批判”北京人》，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