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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在两广（第2页）

[9]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16～221页。

[10]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0页。

[11]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0页。

[12]1900年3月13日《与叔子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02页。

[13]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2页；5月25日《致罗孝高老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31页。

[14]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0页。汤志钧教授认为井上即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实为梁炳光。理由是：第一，梁启超称：“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4页）所发各函又多次提到主持广东军事者为刚、智，则广东领兵之人系梁炳光。第二，康有为等人信函中，常将“井上”与“刚”通用混称。如1900年6月20日思庄函责徐勤“令井上枯坐月余而不应之”，“长者特为井上事，怒气如山”。同函又称：“此次之事全在不能应刚，至失机月余，故长者盛怒大责。”康有为告诉徐勤：“吾累得刚追款之书，而大怪于汝等。”思庄则称：“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有井上函来言之。”（《康有为与保皇会》，147、193页）由此可见，井上与刚为同一人。第三，从井上雅二日记看，他对广东情况不知其详，显然未与机要。1901年5月25日，井上雅二赴欧洲途中在庇能拜访康有为，见面时称：“别来已两年，世态几度变更。”而康有为则说：“自北京初次见面，既已四年。”计算方法虽有虚实之别，但都明言是1898年由平山周引荐相识于北京后的再次会面。从会谈内容看，井上对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内情也不甚了然。（井上雅二：《康有为访问记》，载《大阪每日新闻》，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保皇会通信中的“井上”，当为梁炳光的日文名字或代号。他只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所以思庄说：“以长者令井上办一事，而井上生死任之，至为难得。”

[15]《致办事诸子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49页。

[16]《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99页。版即版筑，广东会党首领；函中的“仙”，即仙根，丘逢甲字。

[17]英国外交部第17种文件1718卷，310～312页，斯威特南致沙士勃雷的报告，1900年3月29日。转引自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期。

[18]1900年3月28日《致康南海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09～210页。

[19]《致徐勤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5页。

[20]1900年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93页。

[21]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96页。

[22]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自立会史料集》，332页。

[23]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1页。

[24]1900年4月12日《致叶二麦三君》，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22页。

[25]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99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

[26]《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37页。此事桂人当时即疑心其别有所谋。

[27]《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七日，引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362页。另参见近藤邦康教授整理的日文本，载《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1、2号合刊。

[28]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00页。小山，应为唐景崧，其旧部有在滇、黔者。另外唐与岑春煊交善，对西南颇有影响。廉为陈廉君，曾在梧州办盐务。康四为思恩会党首领。

[29]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98页。据李鸿章、刘学询及清驻柏林公使查报，当时有大批枪械由香港经澳门运往内地。保皇会还有意从德国购械。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897～9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0]《致徐勤书》（一），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5页。

[31]陈紫瀛列名富有山堂正龙头，李立亭为广西会党首领，林玉为广东会党首领。

[32]《致办事人书》（二），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16～119页。

[33]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00页。

[34]《致徐勤等书》（五），见《康有为与保皇会》，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