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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与活动（第2页）

胡铮、陈荣镜、*李书城、屈德泽、

*卢启泰、周维桢、洪范、*杨霆垣、

黄瑞兰、*王莲。

浙江17人：*汤槱、*丁嘉墀、*俞大纯、*叶澜、

*王嘉榘、*董鸿祎、*王隽基、*龚国元、

*韩永康、*许寿裳、*李炳章、*胡俊济、

*潘国寿、*石铎、濮元龙、钟杰、

*钱丰保。

直隶12人：*张浡、杨毓苹、*严智崇、张书诏、

*张殿玺、*刘景沂、*冯廷美、*陈之骥、

邢之襄、李士熙、王鸣皋、*尚毅。

湖南10人：*黄轸、*陈天华、*杨毓麟、*周宏业、

*陈介、*袁华植、*杨明翼、*高兆奎、

*罗元熙、许翔。

四川8人：*刘蕃、涂永、王章祐、曾天宇、

张小冲、胡景伊、周道刚、徐孝刚。

江西7人：*谢晓石、*徐秀钧、*李盛衔、赵世瑄、

*刘景熊、*刘景烈、*陈秉忠。

安徽5人：*程家柽、*蒯寿枢、*戴麒、*戴赞、

*龚圆常。

贵州1人：*蹇念益。

山西1人：*何厚倜。

奉天1人：*张毓灵。

山东1人：*张允斌。

旗籍4人：*宜桂、钟音、长福、额勒精阿。

不详12人：*董猛、*任责、刘文福、*周庆冕、

*方舜阶、*平士衡、李寿康、*刘希明、

乔示臣、

梁孟刚、廖蕃、*钮勤华。[2]

上列表明，江苏、广东、四川、江西直隶等省入会人数与留学生总数比例相当，均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入会；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省则低于这一比例；而总人数不多的福建学生却有28人参加，居第二位。这时整个留日学界的爱国热情都在迅猛高涨，许多人虽未正式入会，但以捐款等方式表示支持。所捐多则30元，少则5角钱。当时留学生的生活并不宽裕，“官费者仅能自给，自费者大半称贷，曲质而徒，经费困难，常有朝不保暮之象。及聆开会时一番痛哭流涕之演说，靡不恻然心动，愿割己之肉以为人食。故东京留学生之捐款，虽一元半元之微，而其中有斑斑点点之血泪在”[3]。如果加上捐款人，则支持拥护军国民教育会者达500人，超过了留日学生的半数。[4]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爱国运动不仅吸引了广大汉族学生，满族学生也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军国民教育会就有4名旗生。

军国民教育会存在仅两月余，又没有在东京扩大发展组织，所以，凡未列名此表者，则不是会员。有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如周树人、廖仲恺、何香凝、仇式匡、吴永珊、潘赞化等，当时虽在东京，却没有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主要由中国教育会体育部和爱国学社学生组成，其人数据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九十六人。”这一回忆是以日记为据写成，其日记称：“是月爱国学社诸君因外界刺激，遂编成军国民教育会，入会者九十六人。”[5]应属可靠。《童子世界》第32期曾详载1903年5月调查的爱国学社132位学生的名单，唯缺乏资料，难以确认其中的入会者。

其次，组织概况。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设执法员3人，事务员10人，其中经理4人，会计员3人，书记员3人（后增补许寿裳为书记，共4人），由会员公举产生，并由职员公推叶澜为职员长，负责召集职员处理日常事务。凡遇重大问题则须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决定，会前临时推举议长，“如议事时赞成、反对者其数适均，议长得决定之。又辩论时妄用意气，节外生枝者，议长得劝止之”[6]。职员任期半年，可连选连任。职员长和议长虽由声望较著者担任，但只是为会员办事的服务者而非领导者。类似这种模仿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社团中十分流行，是他们反对专制，向往和追求民主制的思想倾向在组织上的体现。这与一些绅董名流控制下的地方自治团体或宪政团体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集权垄断，彼此又争权夺利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研究近代中国的社团政党史，对此应予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