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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与影响（第1页）

三、发展与影响

中国教育会从建立到涣散，历时六年，几经起伏，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1902年4月－11月为开创期。依据章程，中国教育会总事务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西福源里21号，[1]设正副总理各一人，干事6人，会计2人，书记2人，评议员9人，纠仪2人。[2]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其中教育部又分男女二部，以后改为学校教育部与社会教育部。[3]但开始“会员人数稀少，经济尤为竭蹶，发展殊难”[4]。其间比较重要的事件是6月组织上海女学会和8月13日在张园集会欢迎因成城入学事件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吴稚晖。

张园集会参加者达百余人，会长蔡元培亲赴日本将吴接回。会上“吴君登台演说，备述颠末，激昂慷慨，淋漓尽致。述及中央政府腐败，国权丧失与学生反对之故，则令人怒发冲冠，有为之泪下者。述及公使语之荒谬，又令人转怒为笑。演毕下台，众人鼓掌，掌声如雷震耳”。后又在张园安垲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戢元丞提议派人赴日协商，将保送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权力由公使转归中国教育会，叶澜则主张自办学堂以教子弟。会后各人分头办理，均未实现。“教育会因学生未有要领，暂缓秋间大会。”[5]苦心经营，“至其秋冬之际而组织乃粗备”[6]。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力争站稳脚跟，再谋打开局面，但也不放过表明政见的机会。6月间上海进步人士集会悼念原中国议会书记邱震、吴孟班夫妇，蔡元培、章太炎、王慕陶、叶瀚、汪德渊、蒋智由、蒯寿枢、王季同等敬献挽联，向这对“戊戌党锢以后大呼政治革命，支那奴隶之国创闻男女平权”[7]的革新伉俪表示怀念。

1902年11月—1903年7月为全盛期。上海南洋公学风潮骤起，中国教育会应退学生公请，于张园召开特别会，专议协助退学生建立共和学校之方法，由各会员认助开办费若干及月费6成，并义务担任教员，组成爱国学社。“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8]从此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影响一日千里，蒸蒸日上，改组《苏报》为机关刊物，热情鼓动学潮；发起拒法抗俄运动，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吸收全体爱国学社学生入会，力量陡增；创办印刷社，编译出版各种东西方社会自然科学著作以及反清革命书籍；连续在张园等处大开演说会，鼓吹革命。一时间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热点。

4月26日春季大会盛况空前，到会者有会员60余人，旁听者百余人及爱国、务本、自立三女校学生，爱国学社学生则“戎服劲装，列队齐行”。为便于筹款，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各项事业开销，改选黄宗仰为会长，[9]蔡元培、吴稚晖、王小徐、贝季美、穆抒斋、蒋维乔、陈范、吴仲旗、吴丹初、汪穗澜、蒋智由、裘剑岑、敖梦姜、虞和钦、余桐伯等15人任评议员，吴稚晖、蒋维乔、王小徐、敖梦姜等4人兼任监察员。记者不禁赞道：

夫中国自戊戌而后，所立之会，指不胜屈，倏起倏灭，忽合忽离，从未有秩然不紊，历时长久者。惟教育会之寿命独长，所办诸事尤有条理。而自此次大会后，阅历有得益加善完，可无待言。吾为教育会前途贺，吾尤为中国前途贺也。[10]

然而，兴旺中潜伏着危机。一方面，清政府对中国教育会的活动感到严重不安，阴谋压制破坏；另一方面，意气之争导致中国教育会内部矛盾激化，乌云笼罩，接踵而来的爱国学社独立和《苏报》案风潮，使中国教育会蒙受巨大损失，声势顿落。

1903年7月—1904年4月为恢复期。《苏报》案后，“爱国学生星散，教育会几于消灭”，爱国女校成为硕果仅存的事业。苦苦支撑，“教育会之命脉不绝如线”[11]。几次开会，到者不过10人。在恶劣的环境下，残存的会员凭着坚毅精神与勇气，设法逐渐恢复并加强了革命活动，使“教育会虽不能如上半年之公开鼓吹革命，然内地之运动革命者，皆以教育会及爱国女学校为秘密接洽之机关”[12]。张继等人又与从中国教育会分离出去的章士钊、何梅士等发刊《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动反清革命，时称“《苏报》第二”。

年底，蔡元培等发起拒俄同志会，创刊《俄事警闻》，“当时签名与会者虽及二百人，其发原力则仍然本会一部会员也。甲辰正月，复经同志会会员之决议，改《警闻》为《警钟》；又以时局日非，对俄二字不足为吾人唯一之责任，特于正月二十七日开会提议，又经同志会会员之赞成，改名争存会”[13]。同时积极筹备暗杀活动。蒋维乔站在温和派立场上，称这一阶段为中衰期，未免有些片面。中国教育会的公开活动虽然缺少生气，但革命活动却不断发展，并推动整个中国教育会事业逐步走向中兴。

1904年5月—1906年秋为中兴期。1904年5月1日，中国教育会召开春季大会，重举蔡元培为会长。刘光汉、蒋维乔等人分别提出动议，因争存会与中国教育会宗旨相近，其“要素会员，亦以教育会会员占其多数”，“何必为此名异实同之事业，使本会又因力分而见弱从，其以脞本部之事务哉？”要求将争存会归并于中国教育会，“凡签名争存会而未签名教育会者，皆得为教育会会员”，不愿者自请出会，“扩张教育会之范围，即以实达争存之目的”。或者“解散争存会，速从事本会事业”[14]。议案虽未通过，但新入会者十余人，并先期在4月28日的评议会上将仪器馆、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等正式收归实业部，认《警钟日报》为机关报。5月2日，再开评议会，“议定委任书记、会计及各地分会联络事”。蒋维乔见会务重现生机，不禁欣然道：“可为教育会之中兴，较之去年大不同。”[15]

由于温和派正式要求取消秘密宗旨，激烈派另谋组织团体，进行秘密活动。6月9日，何海樵由东京抵沪，联络蔡元培、钟宪鬯等人参加暗杀团，以爱国女校为掩护，进行训练筹备。钟宪鬯精于化学，利用科学仪器馆名义购买器械药品。[16]后来激进会员又组织光复会，并陆续加入同盟会。中国教育会还公开为邹容殓葬，开会追悼，立碑纪念，迎送章太炎出狱赴日，表示对殖民当局和清政府的抗议，伸张了正义。可惜中国教育会的各项事业又相继遭到破坏。1905年3月，《警钟日报》因抨击德国密谋经营山东，被官厅封禁；万福华事件使暗杀活动受阻，爱国女校则因内讧陷于停顿。中兴气氛里已渐呈衰败之象。

1906年秋至1908年冬为结束期。1906年秋，蔡元培离沪北上，爱国女校“渐渐脱离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终因经济亏欠，为新沙逊洋行查封抵卖。[17]这时会中激烈派已将重心移到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上，有的深入下层，有的避地东京，“教育会已无形解散，在沪会员不过数人，不复能开会”[18]。随着同盟会事业的渐次展开，中国教育会完成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使命。而会中的温和派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坚持以合法活动为唯一形式，在这方面的影响又被立宪派的声势所压倒，这样，中国教育会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国教育会虽历时仅6年，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辛亥时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如拒俄运动、学界风潮、军国民教育会、《苏报》案、与保皇派论战、华兴会起义、万福华事件、光复会、吴樾刺杀五大臣等，几乎都与中国教育会会员有直接关系。正因为这样，尽管它以合法名义存身租界，仍一再遭到清政府和殖民当局的压制破坏。

中国教育会的革命宣传，打破了梁启超垄断趋新舆论和国内新知识界精神世界的局面，青年学子不必再从梁启超那里曲折地汲取革命动力，而是直接在民主共和、排满革命言论的鼓动下踏上反清道路，从而把政潮主流引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1902年以前，兴中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团体，虽然它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包括日报和旬报），但在国内的发行范围与数量有限。直到1904年，《中国日报》的国内发行点除广东外，仅在厦门、福州、上海、南昌、天津、北京、胶州、汉口等地设立少数代销处。[19]据杭州、南京、武昌、镇江、扬州、常熟、泰州、衢州、海盐、埭溪等城镇的不完全统计，所订报刊近60种，万余份，却没有一份《中国报》。[20]而中国教育会所属各报刊的代派点少则30余处，多达80余处，不仅遍布南北各大都市，而且深入中小城镇。

在舆论宣传方面，尽管《中国报》不时也有精彩言论，兴中会的确显得人才不足，尤其是缺乏学贯中西的理论头脑和动人心魄的生花妙笔。相比之下，梁启超的影响就大占上风。他不仅曾以办《时务报》、《湘报》给知识界留下振聋发聩的快言利论，而且以《清议报》酣畅淋漓的抨击和《新民丛报》精辟独到的政论时评激起新知识群、特别是国内热血青年的风靡崇拜。他们身处逆境，又正当发蒙，无缘也无力与大千世界交流沟通，只得开怀畅饮由梁启超加工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清泉，以满足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而不能像游历士绅或留日学生那样，亲历其境，接触原本，从而察觉梁启超的肤浅驳杂。诚然，这些从睡梦中被梁启超一掌拍醒的青年往往一跃登上革命战车，但这种曲折转换毕竟带有副作用，朦胧中吞下的保皇杂质和种种错解误释，或迟或早会恶性发作。当时处在困境中的兴中会既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与必要。而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则有助于加速实现这一转折。

由中国教育会员编辑的《选报》，从1902年起，不仅在国内发表独家革命言论，而且连续转载《中国报》的社论时评。先后由中国教育会员主办或参与编辑的《童子世界》、《少年中国报》、《大陆》、《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二十世纪大舞台》、《女子世界》等刊物，特别是一脉相承的《苏报》、《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旗帜鲜明地进行反清革命宣传，言辞激烈，见解深邃，分析精辟，俨然成为国内革命舆论的中心，不仅取得与《新民丛报》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往往占有优势。许多有志之士在“党派纷纭不强同，或谭暴烈或从容”的风云变幻中，“洗耳偏来听《警钟》”[21]。附属于中国教育会的几个印书社、图书局，成为国内出版发行革命书刊的重要基地。如镜今书局的“胆子比别个书局大些，那般做邪说的新党，往往做了邪说，没处寄卖，都想在镜今书局寄售”[22]。

会员们还在上海等地举行演说会，鼓吹爱国革命。特别是1903年2月至4月在张园安垲第的几次演说会，影响尤为广泛。如3月15日第二次演说会，因天雨途淖，“到会初不过三百多人，后竟不下七百余人”。吴稚晖首先登台，表明：“此演说会正为四万万之同胞大呼救命，四万万同胞其各救其命，亦互救其命可乎？”“教育会会员不过作一发起人而已，中国人多有一分，人人可听，人人可演。”接着蒋维乔、穆湘瑶、徐宝姒、蒋增炜、敖梦姜、马叙伦、沈步洲、林森、金松岑、徐镜湘、董竹香、华铭初、马君武、王蕴章、祝尔康、周开基、朱文驷、秦景阳、许原尹、蔡元培、陈春生、何海樵等相继演说，鼓吹军国民主义和国民自立，指陈欧洲革命三大原因：“一争多数人之幸福，二纳税如保险费，三民族主义。”当有来宾表示：“于激烈改革尤具其难其慎之意”时，吴稚晖起身反驳，“激昂奋迅，四座感动”[23]。演讲到“中国历来受外族**杀之惨祸”，以及“地球上将来必无一弱劣之种可厕足其间，诸君其谓中国人为佳种乎？为劣种乎？”听众“心不知其何痛，鼻不知其何酸，眼不知其何热，而此两行亡国之泪，竟欲不滴其不能。斜睨旁座，亦复如是，遍视全堂，均表同情”。人们听罢演说，“心乱如麻，内热如沸，恐惧忧喜，百念交集”[24]。有人评论道：“吴稚晖的演说，是有名的，连泥水小工都听得来。”“今年三四月间，吴稚晖在张园开许多的会，我也听过几次，才晓得革命就是这么一件事体。”[25]

除正面宣传外，中国教育会会员还率先公开批判保皇派，开辟了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国内战线。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擂战鼓，邹容的《革命军》又吹号角，会员们纷纷披挂上阵，呐喊助威：

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虏伥，麟起瞰之暴其肠。[26]

教忠我被尼山误，保教人随南海狂。几见房州衣带诏，暗中传付骆宾王。

娶妻当娶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27]

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保皇正龙头，顿使吃一惊，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28]

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脑拜卢骚。[29]

一篇篇诗章，就是刺向保皇派的一柄柄利刃。中国教育会的革命宣传，由新知识界中心带的成名人物执笔政，凭借上海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思潮向以孙中山为旗帜的革命思潮过渡转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在香港与保皇派的《商报》进行激战的《中国日报》，曾多次转载中国教育会报刊的政论，以加强攻击火力。没有中国教育会的努力，舆论界的力量对比很难在短短几年间发生逆转，形成共和革命高歌猛进的大好局面。

中国教育会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广泛传播自由民主平权意识和科学新知，为思想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根本推翻皇权专制制度，因而不仅需要以舆论准备呼唤狂飙，更需要清扫与旧制度相适应的观念意识。维新派在戊戌前后进行的民权宣传，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但存在着窄和浅的局限。而且他们的尊皇保皇主张实际上将专制权威置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从而最终否定了民权。真龙天子不倒，百姓就不能从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由臣民蜕变为国民，思想启蒙就难以真正奏效。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以确定革命的方式、道路和目的为重点，集中于政治革命方面，是舆论准备的核心。而正面宣传民权民主思想与各种近代观念意识，批判专制蒙昧主义，则是更具重要性的基础建设，更能体现社会革命的内涵。不首先解脱专制枷锁的禁锢，就谈不上将共和观念引入人心。

中国教育会奉行广义教育，正如蔡元培所说：“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30]为此，该会专设社会教育部，“主提倡政论，改良风俗，凡书报演说等事隶之”[31]。通过兴学办报，出书演说，广泛传播近代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批判专制皇权和鬼神迷信。会员们注意到，“报章能激发识字之人，演说则能激发不识字之人”，为扩大影响，“拟推广演说”[32]。其演说内容包括评说时政大事，鼓吹自立自强，推动发展商务，革除陋习劣俗，改良家族宗教等。

在科学宣传方面。该会附设科学仪器馆，举办《科学世界》杂志，以“开通风气，使吾国民皆有科学之智识”[33]为宗旨。发刊之日，中国教育会员钟宪鬯、虞含章、林森等纷纷发表祝辞，指明科学与发展实业、救亡振兴的内在联系，批评新学之士“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是失实也”。放言空论非旦不能图种姓之进步，反而会滋生流弊。世界竞争，形式“要莫不待助于理科。是故理科者，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炸弹也”[34]。期待有朝一日“伟大国民产出于我理科之窟宅”[35]。

中国教育会的政治宣传把舆论准备推进到以民主共和为核心的新高度，开创了继维新派民权宣传后中国民主思想传播的新阶段。此外，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社会主义、军国民主义的思潮，大都可以从中国教育会找到源头脉络。要认识和评价这些思潮的内容作用，不能不对中国教育会的历史、会员的思想及其宣传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教育会积极参加国内的合法斗争，有力地冲击和暴露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激起普遍的反清情绪。这突出表现在鼓动支持学界风潮以及发动领导拒俄运动上。南洋公学风潮发生后，中国教育会立即致函祝贺，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的行动，抨击专制政府对学生施以酷虐，诱以利禄，“自杀其群”，“究其所极，不导吾四万万人相率入于黑暗地狱不止也”。并指出学生“原为成就其学术以达其志愿，为异日救国之材，非甘学为奴隶之学，为异日干禄之用也明矣，故以一人受辱，而全班告退，此即诸君牺牲个人之私利而为爱群之公德也”。肯定学生反抗的正义性，称赞他们“今一人受奴辱，诸君为学生辄能抵抗腐败之总办；国民受奴辱，诸君为国民必能抵抗顽固之政府；举国受奴辱，诸君办外交必能抵抗彼强大之列国。”建议退学生“亟图所以自主自强之道，乐群奋兴，通力合作，速创学堂，苦身焦思，励志力学，以抵于成”[36]。

在张园特别会上，中国教育会员又再次充分肯定学生的举动，“为不肯受龌龊教习、糊涂总办之压制，抛弃其安居修业之利益而漂流奔走，不少悔折，是真有独立自尊之风。推其原因，为一二人受压制而全学争之，牺牲个人之利益于同学，是真舍己为群之风，所以诸君真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与本会会员理想相合无间”[37]。这些言论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对退学风潮率先定下肯定的基调，使褒贬不一的舆论逐渐变向，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们的斗志。在中国教育会大力协助下建立起来的爱国学社，成为世人敬重的“国民表率”[38]，吸引了各地许多退学生。所以南洋公学退学生称“中国教育会为我国学界之中心点”[39]。

1903年2月，《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报道各地学界斗争，抨击学堂的专制腐败，鼓动学生退学罢课，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他们视之为自己的舆论阵地，纷纷投函揭露所在学堂的黑暗内幕，以求伸张正义。在其影响下，一时间学潮风起云涌。顽固势力对此又惊又恨，咒骂该专栏“莠言乱政，在可杀之例！”[40]《苏报》案后，虽然舆论界对学界风潮的鼓动渐趋消沉，但《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仍辟有专栏，大量刊发有关学潮的报道、通讯和评论，继续支持声援学生的斗争。

拒俄运动中，中国教育会自始至终起着积极引导作用。早在1901年运动开始时，后来成为中国教育会骨干的进步人士就是热情的鼓动者和参加者。1903年斗争**来临之际，中国教育会员斗志更盛，多次集会演说，发动学生、绅商和各界民众，组织国民公会和军国民教育会。蔡元培等人亦去掉发辫，“与学生早晚同习兵操”[41]。章太炎甚至主张：“全学社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42]他们与留学界相呼应，把运动急剧推向**。以后，蔡元培等发刊《俄事警闻》，创办对俄同志会，继续引导运动走向深入。1904年1月，蔡元培、蒯寿枢、蒋维乔等人还散布传单，策动上海钱业抵制俄资道胜银票。这些斗争破坏了专制统治秩序，推动革命风潮广泛兴起，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派的反清活动。

中国教育会员对于当时流行于国内的地方自治、军国民教育以及科学、实业救国等思潮与活动，不是简单否定或随意附和，而是在积极支持、热情赞助的同时，加以革命性解释和引导，使社会改造与反清革命相辅相成。会员们认为，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而广义教育之中，有军国民之教育，有实业之教育，有普通国民之教育”[43]。1903年3月，蔡元培、吴稚晖、陈范、蒋维乔等组成四合会，专办体育部，并与何海樵等开办体育会。[44]是年3月15日第二次张园演说会的主题就是“设体育部以练国民躯干”，“以体育为演说之主义”。会后正式成立体育部，签名者达百余人。[45]由何海樵任会长，日集同志数十人练习体操，准备逐渐推广，以造就军国民。后来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也在同一操场训练。1904年6月中国教育会第三次修订章程时，又增设军事教育部，“凡体育、武备学校等隶之”。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则组织军事讲习会。[46]该会还设立实业部，准备在“中国区要之地，量地方之情状，以兴起财源，开设工厂公司，出版印刷所之类”[47]。因资金所限，未能如愿，后改称实业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