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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宸濠的后果 忠泰之变（第2页）

面对北军种种挑衅的动作，阳明都隐忍下来，并且待之以礼，其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畏惧忠泰二人的权势，而是因为阳明在处理江西善后事宜时，如果公开与忠泰二人撕破脸，那么他势必将得不到朝廷的帮助。以蠲免税赋为例，阳明曾经于战事过程之中，答应江西父老，将于乱平之后停征税粮，但是此项战时的政治承诺，一直无法兑现，致使其备受江西人士质疑。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阳明上疏朝廷说：

今远近军民号呼匍匐，诉告喧腾，求朝廷出帑藏以赈济，久而未获，反有追征之令。拱然兴怨，谓臣等昔日蠲赋之言为绐己。窃相伤嗟，谓宸濠叛逆，独知优免租税以要人心。我辈朝廷赤子，皆尝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国难，今困穷已极，独不蒙少加优恤，又从而追征之，将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抚之而益愤愤，谕之而益呶呶，甫怀收复之望，又为流徙之图。[57]

阳明此疏说到乱后，江西父老要求他履行此政治承诺，无奈朝廷并不认可，因此每年征缴税粮的命令又来，导致他在当地政务无法推行，所谓“令之而益不信，抚之而益愤愤，谕之而益呶呶”，更可见其时任事之难。因为当时究竟要不要蠲赋或追征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阳明，他在批示下属所呈之公文中说道：

据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极，屡经奏免粮税，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随复部使催督，一以为蠲免，一以为追征，非惟下民无所遵守，亦且官府难于施行……呜呼！目击贫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视征求之患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怀，曾无拯援之术，伤心惨目，汗背赧颜，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将谁归咎！[58]

阳明此批示最后的感叹，充分表达出他当时的无奈。[59]最终，阳明仍然向现实低头，濠平之后，经过近一年的时间，阳明重新上江西捷音疏，疏中内容主要是加上了许泰、张忠、张永等人的名字，使这些人也名列功劳簿上。此后，阳明就接连上疏，用各种理由如归省葬、秋粮稽迟待罪等，要求致仕回乡，可见其当时失望的心情。

阳明对政治失望的心情，表达在其《纪梦》诗中[60]，他诗序中说道：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1520），卧小阁，忽梦晋忠臣郭景纯氏以诗示予，且极言王道之奸，谓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道实阴主之。[61]

阳明以东晋人郭璞（字景纯，276—324）的事迹自况，郭璞曾经力抗王敦的谋逆，因而被杀。阳明于此以宸濠喻王敦，认为当时朝中大臣有如王道地位一般的人，才是宸濠谋反的主谋者。阳明所指为何呢？最有可能的人选应是当时的吏部尚书陆完（字全卿，号水村，1458—1526）。[62]陆完与宸濠的交通情事，在濠乱平后，被宦官张永揭发出来。[63]这种朝中大臣与宸濠暗中勾结的情形，绝非只有数人而已，而由于阳明没有交出簿籍，在朝中仍有宸濠余党主政的情况下，其处境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时的主政者又不得不对阳明的“军功”做出处置，因此如何评价阳明的“军功”，就成为当时朝野争论的焦点。诚如往后历史的发展，直至嘉靖皇帝的继位，阳明才正式获得褒奖，这距离宸濠之乱平，已经过了近两年的时间。

（二）从政到讲学

阳明历经“忠泰之变”后，其心境上已有很大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再眷恋于仕途，归乡情切，并且将专心致力于他所体认到“圣人之学”的阐扬。例如其弟子张鳌山（字汝立，号石磐）被诬指与宸濠有来往时，阳明透过邹守益传话给张氏，邹守益记云：

方张子遇诬时[64]，某上书先师申救。及侍侧，恳恳言之，公莞然曰：“寄语汝立，不做好官，且做好人。”某瞿然自矢（失）于升沉毁誉之表。[65]

阳明面对其弟子的危难，只说要其“不做好官，且做好人。”其实这也是其“夫子自道”。为什么阳明要说此语呢？阳明说此语之时，其“良知说”已经形成（论证见下节），故他的意思是说在政治权力场中，是非标准是不一定的，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标准却是上天早已赋予的。因此，能否做好官取决于他人，但做好人却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阳明之所以会有这样人生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在历经忠泰之变后，一方面由于其在江西任上政务的难以推行，对于政治的企望愈来愈少；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周遭门人朋友等，都因其故而被打压迫害，如冀元亨、张鳌山、伍文定[66]等。此时阳明的人生重心从政治转而为学术，这在其与弟子王艮（1483—1540）的谈话中即可看出，王艮的年谱记云：

纵言及天下事，公（阳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公曰：“舜居深山，与鹿豕木石游居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曰：“当时有尧在上。”……公语门人曰：“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此真学圣人者。”先生初名银，公易之。[67]

阳明针对王艮论及当时政治的事情，淡然以“君子思不出其位”来回答，即便他深为王艮的气魄所摇动，但仍然坚持其不参与政治的心，并以此来惕励王艮，也因此将其名改为“艮”，字汝止。阳明通过此改名，一方面惕励王艮，因为“君子思不出其位”一语即是艮卦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他不欲参与政治的心态。[68]而阳明这个改名的动作，与周敦颐将艮卦放在《通书》之末的用意是一样的[69]，强调“不为主静”。就因为阳明已经对政治不抱任何期望，故此时所写的诗文，处处见其退隐之心，其诗有云：

归兴长时切，淹留直到今。含羞还屈膝，直道愧初心。世事应无补，遗经尚可寻。清风彭泽令，千载是知音。[70]

诗中不但自认于世道无补，唯一可做之事就是钻研学问，并且说到陶渊明是其知音，可见此时阳明的心态，不但无意于仕途，并且认为其唯一可做之事就是学术方面。当其归越之时，路经浙江钱塘，瞻仰名臣于谦（字廷益，号节庵，1398—1457）的祠墓，留下一铭，铭曰：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71]

岳飞及于谦两人，同样都在立了军功之后，却都没有善终，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于谦则是因为在英宗发动政变后，被论斩弃市借其家。阳明此时想起两人的事迹，其心中的感受可想而知。

对此时的阳明而言，荣辱得失利害在其悟得“良知说”后，已经不放在心上，因为他认为圣人并不是以勋业气节显名于世的，他说：

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72]

经历忠泰之变的阳明，对“圣人”的本质，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过去他那“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到此转而以一个人能否时时存天理为第一位要做的事，而能否运时务就成为第二位了。例如：

先生初登第时，上《边务八事》，世艳称之。晚年有以为问者，先生曰：“此吾少时事，有许多抗厉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济？”或又问平宁藩。先生曰：“只合如此做，但觉来尚有挥霍意。使今日处之，更别也。”[73]

从此问答中，可以看到阳明对于该如何因应“时务”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他认为在处理实际事物上，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的心态，是否含有私欲，也就是说过去他处理的态度多多少少有抵抗流俗之意，这就会造成处理事务上的偏差。而如今只要能够依循良知天则，自然不会有抗厉气的问题。也就是说，“运时务”的关键仍然在“一心”，也就是端看此心是否能循天理。

将阳明这样的说法，放在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下，已经偏重在对“一心”能否依循良知的要求上。而这样的看法也表现在其为弟子王学益（字虞卿）之书屋所做之赠诗中，诗云：

之子结屋，背山临潭。山下出泉，易蒙是占。果行育德，圣功基焉！毋亏尔篑，毋淆尔源。战战兢兢，守兹格言。[74]

诗中引《易》经《蒙》卦彖辞“山下出泉”，与周敦颐《通书》最后所引的蒙卦是相同的。[75]阳明提醒王学益不要汩乱本性，必须“育德”，因为这才是圣人之学的基础。故从阳明归越之后，立书院讲会，汲汲于宣扬其“良知”说，可以证明他的确认为一个人处世应物的关键，端看是否能遵循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