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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让-路易·卢沙尔的愤怒事出有因。他的父亲酗酒成性、残暴凶狠，他出于正当防卫杀死了他。父子俩有次为本杰明·富兰克林越吵越凶。富兰克林是避雷针的发明者，也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独立宣言上写着，人人生来自由平等。所有的大街小巷里都能买到富兰克林的画像。巴黎人喜欢这位从前的外交官，也喜欢他的同胞——他的继任者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目前作为公使居住在塞纳河畔。他俩聪明谦逊，穿着寻常朴素的黑西装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因此被视为普通民众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奢华装点他们的衣服，没有扑过粉的假发，也没有镀过金的纽扣。

在激烈的争执中，父亲抡起锤子威胁儿子，儿子因此离开了谷仓，大吼道，他要到城里找份工作，再也不回来了。话音刚落，父亲将锤子扔了出去，嗖的一声从儿子的头旁飞过。让-路易捡起锤子扔了回去，满腔怒火。不幸的是，他砸中了父亲的鼻根，砸破了脑袋。凡尔赛宫因此想要公开地处死他，因为老卢沙尔曾经是凡尔赛赛马饲养场管理员。那些人享有特别的保护，对他们的每一次袭击均被视为对宫廷的袭击。

夏尔对这次的死刑判决深表厌恶。他知道，作为一个特别残忍暴躁的人，老卢沙尔很可怕，既不宽恕动物，也不宽恕人类。可他也觉得，卢沙尔事件更多地是一起家庭悲剧。它是狂风骤雨来临前的预兆。人们愈发公开地谴责各种不良现象，他们就愈多失去对君主制度及其维护力量的尊重。大家不再对教会寄予希望。人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好失去的了。

行刑日那天清晨，两辆马车离开了凡尔赛小城的监狱。一大群人早就盼望他们的到来了。可是当大门打开，夏尔-亨利·桑松的马车出现时，既没有听到讥讽的笑声，也没有听到大喊大叫声。人群在沉默。这是一种危险的沉默。那些人目光阴沉地凝视着夏尔，他像统帅那样笔挺地站在第一辆马车里。头发他已经小心翼翼地梳理过了，也扑过粉了。他穿一件扣上纽扣的深绿色小礼服。他也参照英国的时尚戴了一顶黑色大礼帽。法国的其他刽子手还在穿着战靴和血红大衣出场，而夏尔却试图以他的服装赋予这份职业额外的尊严。这种尊严应该表明，他并不是一个手拿斧子的屠夫，而是一名司法官。在他后面坐着德马雷、巴雷、菲尔曼和他的儿子亨利。亨利也来到了现场，这是他的心愿。

骑兵给他们辟出了一条路。车队缓缓而行，穿越凡尔赛来到圣母教堂。人群依然在沉默着，可夏尔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预示着不祥的奇特氛围。他简直可以感觉到那种群情激愤即将引发的爆炸性威力。他帮卢沙尔下车，从口袋里掏出那份书面判决。这个死囚犯赤着脚，穿着一件血红衬衫。他的头上套着一根绳索，双手紧握一支蜡烛，低着头跪在教堂门前。“……对让-路易·卢沙尔的判决是，胳膊、小腿、大腿以及脊柱断裂，再在绞刑架上处以车裂之刑。在圣路易广场执行。”人山人海的观众群中顿时窃窃私语起来。他们之中的某种情绪开始流露出来。夏尔从人们的脸上明显地看出了这一点。他匆匆瞅了瞅亨利，可亨利却是不露神色。尽管出于安全原因行刑被指定在早晨五点进行，可成千上万人仍然准时赶赴现场。他们满腔愤怒，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作案人这么做是出于正当防卫。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被儿子砸死的粗暴父亲的故事。当助手巴雷重新请卢沙尔上车时，观众中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它类似于一头猛兽发出马上出击的危险叫声。通常情况下，人群鼓掌欢迎，然后讥讽作案者，可这一次巨大的人群似乎怒不可遏。人们明显感受到了怜悯之类的东西。这倒是鲜有所闻。恐怕可以认为，他们一定是看过卢梭的书籍。这样的一群人中还从未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产生过怜悯之心，或许民众对国王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怜的卢沙尔误以为群众的愤怒是针对他的。他显得烦躁不安，愈发感到恐惧。这时已经站在车里的神甫搂抱他，赦免他的罪。“您告诉他，法官已授权可以补充采用减刑方式行刑。”夏尔低语道。

马车在萨托里街的出口处停了下来，车辆再也无法通行。卫兵们试图留出一条路，可是无济于事。突然，一个温柔的声音从观众的耳语和怒吼中传出来。“再见，让-路易，我的爱人。”原来是埃莱娜姑娘，死囚犯的恋人。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纯洁而绝望，实在叫人心碎。她穿过人群艰难地向那辆车挤去。谁也不想挡住这个柔弱女性的道。她终于到了车那里，紧抓住木栅栏。她的脚被绊了一下，可手并没有松开，随后被车一起拖着走。突然，一个高个子男人又出现了。只见他迈开大步围着车辆跑，腾空一跃跳上车辕，撕开喉咙吼道：“让-路易，谁也没有权力杀死像你这样老实本分的人。”一名骑兵把巨人挤到一边。巨人是凡尔赛宫里的一名锻工，认识老酒鬼卢沙尔。吵吵闹闹的场面一直持续至车辆抵达圣路易广场，而在广场上举办活动开始变得愈来愈危险。人群围住绞刑架，拆除栅栏上的木板。夏尔和亨利以及助手们一起揪住卢沙尔，急忙爬上台阶来到绞刑架那里。可那个巨人早已站在上面等候他们，他手拿战斧将用于车裂的刑车砍成碎片。夏尔把儿子拉到身边，尽管亨利的身材比父亲更高大结实，而且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恐惧。大家向巨人鼓掌喝彩，并开始拆除绞刑架。“太太平平待着，刽子手，你就不会有事。”巨人解开卢沙尔的枷锁，把他抬到自己的肩上。他仿佛走在凯旋的队伍里那样爬下台阶，人们为他筑起了一条小巷。“让刽子手和他的助手们走过去吧。谁要是弄弯了他们的一根头发，那就要遭殃了。”

夏尔和亨利还没来得及离开圣路易广场，绞刑架的残余部分已经在他们身后熊熊燃烧起来。他俩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助手们，他们拼着命使尽浑身解数才从人群中脱身。他们脸色苍白，双手握住两匹马的缰绳。有一辆车也已经在燃烧，只能留在那里了。

“究竟出什么事了，爸爸？”亨利问。

“古老的秩序摇摇欲坠，你是见证人。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谁也无法阻挡它。”

他们一个个爬上这辆仍然完好无损的马车，回巴黎去了。

“他们点燃了正义的宝座，”德马雷过了片刻说道，“他们很快会把国王的宝座交给火焰。我不明白为何国王不作为，他有的是士兵。”

“他应该让整个巴黎血流成河吗？”菲尔曼问。

巴雷点点头，表情阴郁。

“他必须防微杜渐，”德马雷坚持道，“他一旦显示自己的软弱，巴黎将失去尊严。”

“当一种思想来临，你无法阻止它的蔓延，”夏尔说，“巴黎在挨饿，而王后却在她的衣服上面几乎耗资二十万，这可不行。”

“国王难道对粮食歉收承担责任吗？”德马雷问。

“不是对粮食歉收，”菲尔曼忿忿不平地答道，“而是对面包价格承担责任。”

城市淹没在黑暗中。人们没钱购买蜡烛和柴火，靠栗子面包充饥。面包价格重新暴涨，国王并没有为减轻百姓痛苦做过任何事，却用关税制度将面包价格的一半流入自己的腰包。起义和抢劫越来越频繁地在农村爆发。歹徒们到偏僻的乡村作案，甚至还袭击小宫殿。有些人胆敢闯到巴黎，偷袭面粉市场和面包市场。他们要求采用国王价格，也就是采用给国王的扣去捐税之后的面包价格。他们攻占和抢劫巴黎市区的一千多家面包店。可绝大多数人，只要头上还有屋顶，依然会待在自己家里。随着最后的蜡烛燃烧的烟雾消失，他们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就好像魔鬼亲自来到了都城，吹灭了人们的生命之光。巴黎陷入黑暗之中。

1789年5月，对所有的人来说，王国的崩溃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最近数十年的海外战争耗尽了国王的金库。无独有偶，王后以每次连续数夜的庆典活动肆意挥霍，每夜耗资竟达四十多万镑。更为昂贵的是她为了维系友谊而必须支付的那些养老金。她送给波里纳公爵夫人一百多万镑，送给她的情人三万镑的退休年金，只是为了让他参加她的庆典活动。国王在一旁无所事事地观望，不，他掉转目光，仍和从前一样犹豫、等待和懒散，唯一专注于自己的业余爱好狩猎以及作为锁匠的古怪**上，他还设计出了漂亮的门锁。而在这段时间里，法兰西王国政府接受了十亿多镑的贷款，并且考虑再次提高税收，然而只是考虑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临时工提高税收。僧侣和贵族几乎不支付任何税费。赤贫者要为富豪们负担生活费用。形势急转直下，似乎已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在一百七十多年之后，要求重新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吁越来越强烈，因为唯有整个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说贵族、僧侣和市民才可以做出提高税费的决定。

在大街上，当愤怒的人们在抑扬顿挫地发出“绞死富人”的口号并且闯入宫殿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散布恐惧和恐怖的气氛，可是向前推进改革的恰恰是那些贵族，因为贵族们心知肚明的是：一旦不稍稍做出让步，他们失去的将是一切。于是，他们和犹豫不定的僧侣们一起加入市民队伍里，要求取消三大等级制度，宣布他们自己才是国家、也是国民议会的唯一代表。

夏尔像平时一样沉浸在工作中。他听从安排，对判处死刑的人进行绞刑或斩首，在小窃贼们的额头上打上烙印，他还要履行所有其他托付给他的义务，以完全取悦他的上司。他早就听不到人群的喝彩声了。假若一个人仅仅偷了一只发霉的面包，而你却要往这样一个体弱多病的家伙的额头上打上烙印，你为何还要感到自豪呢？

搬入新居后，夏尔又开始思念起丹曼莉来了。他的欲望重新苏醒了。他常常问自己，她现在大概会长成什么模样，她在祖国的生活会是怎样。尽管和她没说上几次话，但在他的记忆里，他赞美过她。他心里突然只有一个念头，想马上再见到她。

几日后，快要走到耶稣会修道院时，他远远地听到叫喊声。辛辣的烟雾向他迎面而来。他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手拿石子和燃烧的干草球向修道院扔去。愤怒的群众辱骂神职人员，要求他们交出储藏的粮食。当骑警从大街的另外一头出现时，这些攻击者立即如鸟兽散。一名神甫被激怒了，冲出修道院，抓住一名骑警的缰绳。“法兰西王国必须保护我们和我们的财产！”他嚷道。

“为什么？你们难道交过税吗？”骑警大笑，将他的马拉到边上。

夏尔对着神甫嚷道：“暹罗的姑娘在哪儿？”神甫一脸惊诧地转过身来。夏尔向他冲去时，他举起手以示拒绝，然后飞奔回去。夏尔追上他，抓住他的袈裟。“丹曼莉在哪儿？”他吼道。神甫伸出双臂反击。“她早就不住在这里了。”夏尔惊愕地放开他。神甫跨上最后几级台阶，随即消失在修道院围墙后面。夏尔这才意识到，自从最后一次见到丹曼莉至今，几乎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他扪心自问，难道不是他彻底疯了吗？

夏尔迷迷糊糊地回到家，坐在加布里埃尔旁边弹琴。可任何旋律都无法减少他的愤怒。最后，他退回至药房，拿出日记本。他没有记述丹曼莉。那么多年过去，他觉得要写她太难了。他写的是那些起义，它们渐渐达到了革命的规模。民众宣布富人是他们的敌人。“谁不愿给予，就从他手里夺走，”夏尔写道，“可现在人人都成了偷盗者。”

偷袭修道院和富人的事件愈演愈烈。早上有一百个人走在街头，晚上就已经聚集起好几百号人在义正词严地高呼“绞死富人”。奇怪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偏偏盯上了造纸厂老板让-巴蒂斯特·雷威永。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曾经做过工人的雷威永，给他的员工支付了社会福利费用，而巴黎的其他企业主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数十名卫兵守卫着他的宅院，起义暴动人员只好冲进隔壁的那栋城市别墅，将那里的全部家具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扔到马路上烧了个精光。令人惊讶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将家具攫为己有或者变卖给他人。不，这里充斥的是盲目的摧毁癖，纯粹的憎恨。谁叫嚷得最响，人群就跟在谁后面。一周之后，一万名示威者重新冲入雷威永的别墅。当警方增加警力并投掷火炮时，三百具尸体留在了别墅花园里。损失惨重。可那些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一起齐步前进时，任何部队都无法阻挡住他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是他们上路了。

1789年7月14日，夏尔邀请亨利一起参观皇宫。玛丽-安娜几天前到她妹妹家去了，她常常会在那里待上好久。甚至连两个儿子二十二岁生日也错过了。亨利已经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他的身高超出了父亲，同样是一个真正的桑松。女人们见到亨利，总要转过身来忍不住对他咯咯笑，这种事情以前在夏尔身上也发生过。只要人家愿意听，他都会对每一个人说，他是刽子手的儿子，不久将成为巴黎先生。他充满着自信。皇宫离巴黎大堂中央市场只有一小段路。在中央市场上，数以千计的一袋袋面粉倚墙堆放着，被附近居民从窗口倾倒下来的夜壶里的粪便溅得肮脏不堪。袋子里的面粉就这样在这里慢慢变味变烂，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却快要活活饿死了。

皇宫曾经归奥尔良公爵所有，“太阳王”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后，奥尔良公爵临时担任摄政王，因推行毫无节制的纸币试验，使法国濒临破产。和太阳王一样，他喜欢女人、美酒和赌博，习惯过着奢靡堕落的生活。他向公众开放皇宫，皇宫自此以后被誉为欧洲最大的公共游乐场。只要花上几个苏，就可以怀着惊奇注视世上所谓最肥胖的女人或者长着巨大**的外国男子，在一个帷幕后面凝视色情的图画，欣赏讽刺歌曲，观看戏剧表演，瞅一眼简易幻灯机，或者赞赏一下伯尔尼医生兼蜡像制作师菲利普·科特斯的蜡像陈列室。应孔蒂王子的邀请，科特斯医生定居在巴黎。科特斯让他所谓的外甥女玛丽·格劳舒兹从瑞士搬到了巴黎，教会了她制作蜡像的技术。至于这个玛丽姑娘是他的情妇、他的私生女，或者真是他的外甥女，却始终是个秘密。皇宫里是没有等级制度的。拾荒者、妓女、有钱的女公民以及贵族们都是这里的常客。任何警察都不允许踏进这座庄园，这也使它成了最受民众喜爱的地方。在巴黎哪儿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销售如此数量众多的反对国王的非法诽谤性小册子。哪儿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如此迅速地获悉巴黎和凡尔赛发生的一切。

那天，夏尔想和亨利讨论继任问题。他准备交出自己的职位，从此以后将精力全部投身于医学。他想给这次谈话赋予一个庄严的环境。因此他们选择一起坐在巴黎的一座咖啡馆里。咖啡馆里人声鼎沸，夏尔问自己是否选错了地方。邻桌的一名男子突然开始激动起来。他说瑞士出身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遭路易十六国王即刻解职。好像所有的客人突然一起商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抑扬顿挫地呼喊着内克尔的大名。他们希望他留任，他可是从私人腰包里掏出两百万镑购买面包，然后免费分发给挨饿的百姓。就连教会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善举。

“因为他的慷慨大度，内克尔在宫廷里极不受欢迎，”夏尔对亨利说，“他要强迫一部分的贵族和教会长老们做出解释。假如一个人凭一己之力可以奉送两百万镑的面包，那么贵族和教会为何就不可以效仿呢？”

有人嚷道，国王之所以把解除内克尔的职务故意安排在一个星期日，是因为国民议会不会在星期日开会。

“这个结局真是不幸，”夏尔说，“没有内克尔法国又要破产了，法国的公债将因此一文不值，而且有些贵族将失去全部的财产。”他站起来。“来，亨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他们正要离开皇宫，可好几百人却突然挡住了他们的路，纹丝不动地站在蜡像陈列室前面。那里的人也在声势浩大地呼喊“内克尔”的名字，要求提供这个财政大臣的半身蜡像，他们好在盛大的游行队伍里带上它穿越巴黎的大街小巷。一个娇小的年轻女子出现在门口。她手里端着内克尔的蜡制半身塑像。她把塑像交给了他们。可现在这群人又想要奥尔良公爵的头像。年轻女子声音尖锐地吼道，这不行，因为头部和躯干无法分开。群众意外地接受了这个回答，继续向前迈进。陈列室里还有一个干劲十足的年轻姑娘，她才十七岁，名叫玛丽·格劳舒兹。在她后面的一名男子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室外。他就是工程师弗朗索瓦·杜莎。“你赶紧给我回来。”她呵斥他。可他失去了平衡，屈膝跪倒在地。他本想抓住她的手臂，可玛丽躲开了他，回到了陈列室里。“我该如何向你求婚呢？”杜莎悲叹道，“难道你不想做杜莎夫人吗？”

外面，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数千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共同庆祝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几乎有一百名炮兵投奔到他们的阵营里，他们从那家残疾军人旅馆临阵脱逃，没有人制止他们的行为。这座城市似乎没有了领导人，任凭混乱无序的局面肆意发展。

这时，二十九岁的年轻律师卡米耶·德穆兰爬上桌子，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说。和他的表兄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一样，德穆兰也普遍被视为一个饭桶。他之前处理的所有事，都没有成功。“公民们，”他吼道，“你们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内克尔留下来。可现在他被解职了，就像狗被轰走一样。难道有人可以更无耻地向你们发起挑战吗？”趁他的煽动性讲话还没被淹没在听众的吵闹声中，他接着又嚷道：“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这句大胆的口号像野火一般，经迷宫似的小巷和臭气熏天的阴沟，迅速地蔓延开了。那些巷子里和阴沟里塞满了牲畜、手推车和贵族的马车。乞丐们把新闻带到下一个住所，那些新闻又被小摊贩听到，再传至他们的顾客那里。没过不久，全巴黎五十四个海关城门中，有四十个已经烧起来了。有一个失去控制的团伙偷窃了海关商品，一把火烧毁了保存在办公室里的征税单和税务登记资料。圣拉扎尔和其他修道院的僧侣们也碰上了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他们的储藏室里堆满了小麦、葡萄酒桶、黄油桶以及乳酪。修道院图书室被清空，图书在大街上堆积成山，然后一把火烧没了。最后，马上又放上一把火，把整个大厅烧没了。夕阳西下时，起义变得越来越残暴。在火炬的护卫下，愤怒的群众犹如正在喷发的火山一样，辗转在一个个面包房和一个个武器锻造工场之间，偷窃面包、滑膛枪、手枪、长矛以及刀剑。巴黎的那一半人准备把那另一半人洗劫一空。新的谣言甚嚣尘上：国王的部队正在路上。鼓手们行进在大街上，要求大家加入国民自卫军。他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佩戴上紫红色帽徽作为识别记号，那是巴黎的颜色。警钟敲响了。

夏尔和亨利跟在愤怒的人们后面，他们向圣奥诺雷街涌去。在旺多姆广场附近，朗贝斯克亲王所属的德意志王家军向他们迎面而来。人群立即冲向那些士兵，而开小差的宪兵也赶来帮助民众。枪炮声突然响起，可并没有吓跑群众。相反，他们因此更加恼火了。夏尔和亨利跟随起义人员一直走到残疾军人旅馆。他们想到那里偷走武器。他们打破大门，守卫并没有反抗。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冲进地下武器库，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已经难以回去了，因为其他的人正从大街上挤进来。抢劫者们陷入了慌手慌脚之中。为了打通去楼上的路，刺刀朝自己人刺去。在拥挤的旋转楼梯里，不管撞见什么，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刀刺过去。好几十名男子，有些带着被刀割或者被刀刺的重伤，不断哭喊着和呻吟着，重新拖着脚步从兵营里逃窜出去，好像他们直接来自地狱一样。武器被分发出去了。有一些人硬是把大炮从院子里扛出来，其中就有一门特别珍贵的大炮，大炮上面银光闪闪。愤怒的人群叫喊得越发愤怒，变成了复仇者，变成了没有头脑、没有领导的复仇者。

夏尔和亨利正怀着好奇的目光，观察十几个男子将银色大炮拖到大街上，却突然发现有一名女子站在这个银色武器面前。她的肤色比法国女人的肤色要黑，她的乌发一直飘落至腰身。她呼喊着，疯狂地打着手势，夏尔即刻想到了丹曼莉。她越来越靠近夏尔时，他发现果然是丹曼莉。他简直不敢相信。她依然还是那副清秀的面容，有着代表着谦卑和坚强的神秘莫测的身体语言。一名起义人员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往身边拉。夏尔立即冲向那名男子，一使劲把他打倒在地。那家伙想重新站起时，夏尔的拳头垂直地落到他的头上。他屈膝地站着，恍恍惚惚地趔趄着行走。丹曼莉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帮她的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她冲向夏尔，抱住他痛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逢。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