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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789年7月（第2页）

名单中有3个制造场主、4个商人、酿酒商桑代尔、3名海军军官、4名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也许还有一小撮有钱的店主，其余的人，除去61名兵士和15名国民自卫军骠骑兵——没有列出他们的非军事职业——而外，几乎全是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来自约30种小工业的小作坊老板、工匠和帮工[42]；其余的是从事制造、分配、建筑、专门职业和一般行业的人[43]。工资劳动者不是经常都能被明确地指出来，但是他们似乎（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预料到的）只占绝对的少数：从事各种小手工艺的也许有60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也许有85人或90人[44]。他们当中有一名妇女——她叫玛丽·夏潘提叶，是何塞恩的妻子，一个圣马瑟勒郊区圣希波里特教区的洗衣妇。

这些就是没有被打死的人；关于所说的在围攻中牺牲了的98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更少。饶勒斯引用了记者路斯塔洛的话，他写道：“有三十多个人在这场不幸中丢下了他的妻子儿女，现在这些家属急待救济。”[45]此外还有证据表明：牺牲者中包括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据哈代报道，7月18日人们曾在圣塞佛林教堂为胡西特大街上的刀匠帮工，31岁的查理·杜松举行葬礼[46]。此外，桑代尔的一个酿酒工人让·马利·塞尔瓦思·戈戎在7月14日下午带着武器到巴士底去，这个17岁的青年也牺牲了[47]。还有5个平民的尸体被运到警察局进行检验：他们包括圣安东郊区的一个制鞋匠帮工和马保广场附近诺耶大街的一个街灯点火夫；其余的都没有人来认尸，也没有验明他们是谁[48]。

至少在没有死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圣安东郊区的市民。诚然，在635名已经查明籍贯的人中间，有400人是外省籍贯[49]；但是，他们大都已经变成了这一区的定居居民：在602名知道地址的人中间，不下425人住在该郊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教区[50]。剩下的有60人来自圣日瓦、圣保罗和其他与巴士底毗邻的西部各区，有30人来自中央各市场[51]，约12人来自圣马瑟勒郊区。从离巴士底一二英里路以上的地方来的人寥寥可数：其中有一个来自圣端诺累郊区的锁匠和一个来自马尔斯教场附近格罗卡尤的洋铁匠。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来自圣安东郊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绝不是流浪汉和无业游民，而是有一定住所和职业的人。或许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绝大部分巴士底攻克者都是作为新组成的资产阶级武装或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地方单位的入伍者[52]带着武器到巴士底去的。当然，这不仅进一步反驳了所谓攻克者都是流浪汉或社会渣滓的无稽之谈——这种分子当然已被严格剔出民兵队伍，而且也说明了这次围攻可能远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发的事件。

不过，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密什勒的说法，这就是：攻打巴士底并不只是和这件事最有直接关系的圣安东区几百个市民的事情，它是全巴黎人民的事情。在暴动达到最**时，也许有25万巴黎人（有些人认为还要多）武装了起来[53]。但是，即使采信这种广泛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圣安东郊区和其他地区的广大巴黎小手工艺者、商贩和工资劳动者所起的作用。由于好几个月来生活费用上涨和随着危机的加深而日益相信三级会议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希望正在遭受着贵族的阴谋破坏，这些人的革命情绪已经酝酿成熟。

虽然巴士底的陷落没有多大军事意义，可是却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国民议会被保全，并且得到了国王的承认，宫廷派开始瓦解，亚瓦多伯爵自愿流亡。在首都，政权转移到选举人委员会手中，委员们建立了市参议会，任命贝野为市长，拉斐德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7月17日国王亲来巴黎，在市政厅受到胜利者的接待，为了表示默认这次事变的后果，他戴上了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帽徽。虽然在哈代看来，14日是“一个悲惨的日子”[54]，但这一周是群众狂欢和彼此亲切地互相拥抱的一周。然而，这段时期并没能持久。革命虽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可是还远没有完成，庆祝和欢乐不久就为一系列新的严重而悲惨的事件所代替。

[1]查·希米特：《1788年的法国工业危机》（C。Schmidt，“Ladustriellede1788enFrance”），载《历史评论》，第97期（1908年），第78—94页。不同的看法，可参看里·卡昂：《1786年至1787年英法条约的新解释》（L。eerprétationdutraitefranglaisde1786-7”），载《历史评论》，第185期（1939年），第257—285页。

[2]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第112页。

[3]阿瑟·杨格：《法国和意大利游记》（ArthurYoung，Travelsialy）（人人丛书，1915年伦敦版），第159页。

[4]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50页。

[5]关于1789年6—7月间的事件，曾经参考过下列权威著作：皮·卡隆：《1789年6—7月的反革命阴谋》（P。eTere-révolutionenjui1789”），载《现代史评论》（Revued’histoiremoderne），第8卷（1906年至1907年），第5—34、649—678页；让·弗莱马蒙：《1789年7月14日记事》（J。Flammermont，LaJournéedu14juillet1789），1892年巴黎版；普·沙韦：《1789年巴黎的暴动和巴士底监狱的攻占》（P。Chauvet，1789。L’iiolaprisedelaBastille），1946年巴黎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第107—138页；日·姆·汤普逊：《法国革命》（J。M。Thompson，TheFrenchRévolution），1943年牛津版，第45—59页。文献史料另行列明。

[6]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42页。

[7]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62页。

[8]《圣日尔曼亚培监狱事件概述》（Relationdecequis’estpasséàl’AbbayeSt。Germain），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391882；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73、383页。

[9]国家档案馆文件：Y13818。

[10]5月1日，10名走私者在圣丹尼关卡上被捕，5月6日又有两人因为引起**和侮辱收税官被捕（国家档案馆文件：Y18795，第446—447页；18763）。

[11]国家档案馆文件：Zla886。（可特别参看标明为《1790年3月29日及以后数日的关于烧毁关卡事件报告》）。

[12]国家档案馆文件：Y11987，15403。

[13]《1789年7月20日圣拉扎尔警区财务官的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Z24691。

[14]索恩-卢瓦尔档案馆文件（Are-et-Loilre）：B。705。

[15]国家档案馆文件：Z24691。

[16]大约50个这种人的名字出现在国家档案馆文件中，Y10634，对开本第149页；10649，对开本第17—21页；18795，对开本第462页；115181；12708；12218；14240；15101；15683。

[17]国家档案馆文件：Y12218，12698；C134，第8卷，第12宗；DⅥ6，第39号，第19宗。

[18]国家档案馆文件：Z24691。

[19]由于从阜尔斯和比塞特勒监狱释放了囚犯，这些人很快就扩大了队伍；不过，其中有些囚犯并不乐意享受这种自由，第二天又向警察局投案（国家档案馆文件：Y13454）。

[20]《贝野回忆录》（MémoiresdeBailly）（1821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67页。

[21]国家档案馆文件：W12，对开本第197—199页（1789年7月15日的信）。在7月14日，据哈代记录，已经有3万人编入队伍（《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6页）；据巴那夫估计，到7月15日，入伍者已达48000人（同上），7月18日达9万人（国家档案馆文件：W13，对开本第105页）。

[22]国家档案馆文件：W12，对开本第197—198页。

[23]国家档案馆文件：C134，第1卷。

[24]《1789年里格比博士自法国等地来信》（Dr。Rigby’sLettersfromFra1789），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Eastlake）编（1906年伦敦版），第55页。

[25]《1789年7月14日于市政厅召开的巴黎选举人大会会议记录》（Procés-verbaldesséadélibérationsdel’assembléegéeursdePatis）（1790年巴黎版，3卷本），第2卷，第156—158页。大英博物馆文件：F602—604。这些记录大部分都转载在罗·乔·威克翰·莱格的《法国革命……文献选辑》（L。G。WickhamLegg，Seleents。。。oftheFrenchRévolution）（1905年牛津版）中，第1卷，第49—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