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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芽月牧月（第2页）

3月31日人权区非法区议会向国民大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工人为要求更多的面包罢工；4个区向国民大会请愿：盲人收容院区的代表团提醒国会议员们说，必要时的暴动是神圣的义务，并且要求对被囚禁的“爱国派”公平处理，要求采取减轻饥饿的措施，并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17]。

第二天（芽月12日）提出来的要求比这些更为广泛。一清早就组织起集会和游行示威。有些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其他各区，每人只分到4两或8两。人权区的妇女在面包房里动起武来。圣母山街建筑工人开会，抗议3月31日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凡是住在有家具设备的住房里的人不得按限价购买面包[18]；附近工场的工人们应邀一起参加对国民大会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圣马瑟勒郊区和圣雅各郊区联合到图伊勒里宫去示威；传说格拉维叶区和其他13个区相约采取同样的行动。当国民大会主席波亚西·唐格拉斯正在演说时，起事各区的男女群众冲进会场，高喊“面包、面包”；有些人的帽子上戴着起事者的标语，“面包和1793年的宪法”。但是示威者缺乏领袖，也没有确定的行动计划：老城区的发言人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而其他两个区的发言人却因为作了温和的讲演而受到国民大会多数的称赞。当热月党领导者之一默兰·德·迪昂维尔在西郊各区效忠的国民自卫军和“青年们”（为了对付这种形势，他们事先就已经聚集在罗浮区）的簇拥中出现时，侵入者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解散了。山岳党的议员们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他们之中的两个议员还首先提议闹事的人们要赶快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秩序地退出议会大厅[19]。

这一天和第二天，首都各地区还发生了不少小**。有些区——玻宾库尔区、老城区和伟人祠区——连续举行会议；格拉维叶区的炮手队（“绝大部分由工人组成”）说要向香榭丽舍区进军，将“爱国派”从狱中释放。但是国民大会采取了恢复秩序和防止重新发生暴动的严厉的措施。巴黎宣布戒严，它的武装部队被置于正规陆军军官庇什格律将军的最高统率之下；社会契约区、格拉维叶区、阿尔西区和圣母山区的地方领袖们被捕；12名议员（包括勒奥纳尔·布尔敦、亚马尔、坎蓬——全是热月中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者）也被捕；热月政变的3名领袖——巴累、俾约·瓦楞和科洛·德布瓦，这时被斥为恐怖主义者并被判处流放[20]。

当局在应对食品危机方面并没有尽心尽力。4月2日，国民大会发布法令，规定面包配给不足的地方，应以大米和饼干补充，分配的时候“工人、工匠和穷人”有优先权。但是，这自然解决不了更大的供应问题，配给面包依然继续缺乏。我们看到，4月和5月的配给仍然是每人2两、4两或6两，外加少量大米。此外，据报道乞丐越来越多，街上有人饿得奄奄一息，时常有人自杀[21]。保王派宣传又复活了：“我们（有些人这样说）大家再稍许忍耐一下，15天之内我们就会有一个国王；那时我们就有面包吃了。”但是，一般人都抱着绝望和听天由命的心情，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战斗精神。

可是，无论政府怎样炫耀武力，企图威慑“贱民”，在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又爆发了群众运动。4月4日，在市场上又听到了熟悉的诉苦声音；9日，一个瓷器画工在圣丹尼门被捕，因为他在一大群人面前激烈攻击国民大会，抱怨面包供应不足和质量太差。第二天，有人大呼：“打倒军队！我们不要士兵，因为没有面包了。”听到这种喊声，大约有500名妇女在自由帽区（红十字区）聚集起来。4月17日，格拉维叶区和伦巴底区的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20日，新桥区一个家庭仆役被捕，他的罪名是说这样的话：“8个月以前我们有面包吃，现在我们没有面包了，我们简直和奴隶一样。”第二天，兵工场区有两个工匠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其中的一个为他的行为辩解说，他认为这是为了面包的缘故。

警察局在下一个月里发表的舆论公报里几乎天天报道类似的事件[22]。此外，我们有时还发现一种较有组织的运动再度开始形成的迹象。例如，4月29日蒙特娄区宣布它已召开旨在讨论食物供应问题的长期会议，并号召其他各区召开同样的会议；植物园区企图也这样做，由于为首的一些人被捕，在刚一酝酿时就被镇压下去了。5月12日，建筑工人威胁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就要举行罢工；一个警探忧虑地说，不可能把咒骂政府的人全数逮捕，“因为那就要拘捕半数以上的巴黎居民”。第二天，若干中心区——博物院区、伦巴底区、市场区——的示威者依次到每一家面包房，劝说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16日，当配给减少到每人2两时，警探说由恐怖分子煽动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爆发；18日，谣传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圣安东郊区就要在牧月1日（5月20日）再度起事，并邀请巴黎其余各区采取同样行动。第二天，一般人都谈到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伤兵院区的工人（据警察报告）准备和圣安东郊区工人联合起来。人权区和盲人收容院区举行非法议会，在那里，人们认为“必须举行一次群众性武装游行，向国民大会要求面包或者死亡”。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一份匿名的宣言散发到市中心和郊区各处，宣言的标题是“人民为得到面包和恢复他们的权利而起义”[23]。这就是号召人们武装起来进行一次最突出的和最顽强的群众革命反抗。

牧月1日清晨，圣安东郊区和植物园区的警钟敲响了。像1789年10月一样，这一次又是妇女带头，并让她们的男人们随着她们一起行动。在北郊区（圣丹尼郊区），她们在早晨7点把男人从工场中叫出来。在玻宾库尔区、格拉维叶区和人权区都有食物**和妇女们在面包房里集合。在图伊勒里区，成群结伙的妇女强迫面包房前排队的家庭主妇们和她们一起到国民大会去。在河左岸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植物园区和菲尼斯太勒区（那天早晨，这些地方每人只配给2两面包），妇女们闯入民政委员会的会场，要求委员们领着她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忠诚区（市政厅区），妇女们抓住一面鼓敲起来，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让我们向国民大会进军！”在附近的兵工场区，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评论道：“制定法律不是女人家的事。”在圣安东郊区，妇女们强迫商店关了门并在下午1点半开始向图伊勒里宫进发，男人们带着武器结队跟在后面，“其中许多人在自己的帽子上缀着这类字样：面包或死亡”。据一个目睹者说，她们在行进时，强迫商店里、私人住宅里和乘车的妇女们加入她们的行列。2点她们到达了图伊勒里宫前的卡罗瑟勒广场。她们的帽子上和罩衫上缀着起义的两个口号“面包和1793年的宪法”。她们这样装备着闯进了议会大厅，但是很快被驱逐出来。1小时之后，她们带着成群的国民自卫军武装部队重新返回。

同时，圣安东郊区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男人们很快武装起来，准备跟随妇女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圣马瑟勒郊区和中央各区开始了类似的行动。有些地方，少数起义者强行打开武器库，把武器分配给同伴，强迫他们的指挥者带领他们到国民大会去。在其他地区，“维持秩序派”占了上风，但也进军国民大会，以响应那天晌午政府发出的普遍拿起武器的号召。所以，那天下午3点半，跟随在示威妇女们后边于卡罗瑟勒广场上集合的是一支起义者和自谓国民大会保卫者的杂乱队伍[24]。

很快便发生了图伊勒里宫第二次被侵入的事件。议员费罗反对人们进入会场，当时就被打倒，他的头被割下来挂在枪尖上示众。这一次，妇女们得到了起义各区武装公民的充分支持，虽然只有很少几个营全部闯进会场，可是示威者的众多人数和鲜明耀眼的武器，足以把多数议员压服得安静下来，并鼓励山岳党的少数残余议员提出他们的主要要求——释放雅各宾派犯人，采取步骤实行1793年的宪法，进行新的管制以保证食品的充分供应。这些要求很快就被表决通过了，并且成立了一个负责执行的特别委员会。可是起义者和芽月时一样，缺乏领导和任何明确的纲领或行动计划。他们在达到了直接目的之后，用好几个钟头来发表空论和进行讲演。这就使热月党领袖们有时间号召效忠的各区前来支持——为首的是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博物院区（罗浮区）和累珀累提尔区——起义者终于被从图伊勒里宫赶了出来[25]。

武装起义第二天还在继续。从凌晨两点起，盲人收容院区就响起了武装起来的号召。10点以前，忠诚区（市政厅区）和人权区敲起了警钟。这两个区和阿尔西、格拉维叶以及玻宾库尔区，都组织了非法议会。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迅速地拿起了武器，向国民大会进军，领头的是一个西印度人，叫吉洛梅·德洛默，他是一个车匠兼玻宾库尔区的炮手长。他们在市中心的几个区的支持下，于下午3点半出现在卡罗瑟勒广场，装好枪炮，瞄准了国民大会。指挥政府军队的杜布瓦将军手下有4万人，起义军可能有2万人。这是自革命以来在巴黎列阵备战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武装对垒。但是并没有放枪；当国民大会方面的炮手和宪兵们投向起义者时，起义军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有所作为。薄暮，双方开始谈判；请愿者在议会厅中受到接待，重述了他们的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要求，议会主席对他们表示欢迎。起义者陶醉于空虚的幻想，希望政府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分别退回各区[26]。

但是国民大会却决心要结束这种事情。牧月3日早晨，政府除“青年团”和西部各区的队伍之外还召集了正规军，从四面八方把圣安东郊区包围在政府势力之内。“青年团”向这个郊区发动了一次过早的突击，结果被迫退回，圣安东郊区的工人们从警察手里抢救下来一个杀害费罗的正被解往刑场的人。但是，政府在这一天夜里平定了其他大部分起义区的抵抗，4日，要求圣安东郊区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和所掌握的全部武器：如果拒绝，政府将宣布该区处于叛变状态，并将号召所有各区联合起来用武力对它进行征服，或者以饥饿围困使它投降。同时，默努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也准备向起义者进攻。

起义者大势已去；但其他各区也有试图对他们加以援救的。在普瓦松尼区，有一个补鞋匠埃田纳·舍夫松，他是一个“革命军”老战士，因为企图组织奥特维尔街和财政部街的建筑工人去援救圣安东郊区而在之后被捕；在阿尔西区，人们听到妇女在街上喊：“必须援救我们圣安东郊区的弟兄们，打倒那些代表，对商人和花花公子们不要讲任何客气。”在菲尼斯太勒区，甚至在斗争失败以后，仍然有人喊“武装支援圣安东郊区”。在圣马瑟勒郊区和市中心，也有其他各区答应声援。我们在当天下午5点半警察局发出的关于当时形势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情况：

（起事者的）大炮在以前的圣安东门对准全城架了起来，郊区大街充满了武装着长矛和不多几支老式毛瑟枪的市民队伍；在夏隆讷、尼古拉、蒙特娄和特拉韦尔西勒等街上没有武装哨兵，但是老百姓似乎决心不让他们自己被解除武装。妇女们聚集在每一条街上，发出很大喧嚷。面包是他们起事的物质原因；但是，1793年的宪法是起事的灵魂；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似乎伟人祠区、无套裤党区（植物园区）、菲尼斯太勒区、老城区、格拉维叶区还有朱利昂温泉区的大部分，都声明支持他们[27]。

但是，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援助；圣安东郊区在几小时后，未放一枪就投降了。运动完全被镇压了下去。两天后，一个警探记录说：

“据今天的报告，巴黎情况昨天是最平静的一天……男人们都面面相觑，妇女们也沉默无言。”

这一次是彻底的和无情的镇压。它不仅打击了起义的首领，或者是被认为的首领，而且也打击了将来可能成为同样起义首领的人：为了一劳永逸地除掉无套裤党，使它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政府认为有必要打击国民大会中各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中的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有12名议员被逮捕，其中有6名曾经在牧月1日支持示威者的要求。5月23日（牧月4日），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对于所有因携带武器或佩戴起义标志而被捕的人进行简单审讯和执行死刑。委员会工作了10个星期，审讯了132人；其中有19人（包括6名山岳党议员[28]）被判处死刑。各区被邀于5月24日举行特别会议，痛斥所有“恐怖”嫌疑者和雅各宾派同情者，并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结果是大批人被剥夺人权，在这里面，清算旧账和考验政治上是否纯正起了同样的作用。据《法兰西报》统计，截至28日，已经有一万名受到这种惩处的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的最后总数一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因为，在好几个区里，所有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所有“革命军”的士兵，不论他们在芽月和牧月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都一律被捕或被解除武装。这样树立起来的先例在督政府和执政府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地为人们所仿效[29]。

当局对于已经发生的危机拿不出其他解决办法，所以他们自然愿意把芽月和牧月的暴动说成是反对政府的雅各宾派、以前的恐怖分子和被解散的群众团体与俱乐部成员阴谋叛变所造成的结果。一份牧月1日的警察报告非常简单明确地表明了官方的观点：

我们认为食品的缺乏只是一个被**者用来迷惑轻信者的借口，这个借口只是太巧妙了。长期以来发生群众运动的真正原因是以前那一派政治领袖们的煽动，他们不仅唆使人民起来要求面包，而且要求恢复公社和1793年的宪法，要求从狱中释放所有山岳党议员和前革命委员会的委员[30]。

在上述运动中，政治动机和雅各宾派的煽动当然起了一定作用。我们看到，在芽月12日以前的几个月中，少数几个残存的群众社团对运动给了某种政治指导，否则它一定会成为盲目的对于物价上涨和食物缺乏的愤怒的发泄；这些从芽月起义者喊出来的政治口号——释放爱国者和恢复1793年宪法——上看得很清楚。在牧月里，我们也看到在郊区和市中心有些区采取了组织非法议会并宣布长期开会的纯政治性的行动。更为有意义的是起义者提出了“面包”和“1793年宪法”这两个口号。警察局把第二个口号看作“运动的灵魂”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它，运动就会缺乏团结力量，甚至在开始时缺乏一种自觉的政治方向。但是，如果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国民大会里的少数山岳党议员起了很大作用，这便是错误的：在芽月，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只是急于劝告示威者尽快退出议会大厅；在牧月，他们不过是跟在起义各区的后边和响应妇女与武装的无套裤党人向他们提出来的要求而已。

归根结底，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而不是政治煽动。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运动的所有阶段，从1794年12月最初开始时起，经常不断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物资缺乏和食品价格上涨问题——特别是配给面包的缺乏和自由市场上面包的突然增多。这主要是政府既定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政策就是在战争和物资缺乏时期匆忙地把整个经济从管制中解放出来；不过自然因素，如1795年冬天从来没有过的严寒，也使情况更为恶化。起义者心里所想的主要是面包和黄油问题，从妇女们在芽月和牧月里所起的突出作用（仅次于她们在1789年10月所起的作用）上可以得到确切的说明。

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大多数**者都是平民聚居的各大郊区、市场附近各区和市中心各区的男女群众。在因为直接参加牧月1日与2日事件而被捕的几百人中[31]，有168人的职业在我们所参考的文件中有记载。这里面约有45～50人似乎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店主、作坊老板、工匠和小职员。他们来自不下于40个区——其中最主要的是玻宾库尔区（13人被捕）、兵工场区（12人）、盲人收容院区（10人）和阿尔西区（10人）[32]。

但是，比较少数的被捕者的档案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各区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的情况极为有限。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一幅更为完整的图画。从这些事件看来，主要参加在芽月12日达到**那一运动的各区是盲人收容院区和玻宾库尔区（圣安东郊区），天文台区和伟人祠区（圣马瑟勒郊区），老城区、人权区、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中心区）以及大教堂区和圣母山区（北区）。在牧月，有更多的区参加——有的整个参加，有的仅仅一部分。领导这个运动的仍是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和圣马瑟勒郊区的5个区中的4个（只有天文台区除外）。他们受到市中心各区——阿尔西区、人权区、忠诚区（市政厅区）、老城区、伦巴底区、市场区、格拉维叶区和粮食市场区——的密切支持；也得到了（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北部的普瓦松尼区和北郊区以及南部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和伤兵院区的支持；甚至还有来自西部图伊勒里区和博物院区的妇女队伍的支持。但是，一般说来，西部各区形成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的坚强保卫者。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葡月（1795年10月），它们在某种程度起了与此相反的作用。

那么，既然有这些可靠的支柱，为什么巴黎无套裤党人还会在1795年5月失败呢？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一部分是由于山岳党议员的软弱；一部分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相应地有比较高明的手腕和丰富的经验，并且能从——即使没有正规军的积极干涉——“青年团”、商人、公务员和西部各区的有钱阶级取得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牧月，无套裤党人没有能像他们在1789年至1793年各次伟大起事中所做的一样，至少与资产阶级的激进一派取得和保持真正的联合。当在这一点上犹疑不定和失败时，他们的运动就会像1775年一样，尽管范围广泛和富有战斗精神，也终将成为没有希望取得政治成果的于事无补的暴动[33]。

[1]关于这些事件的一般叙述，可参看亚·马迪厄：《热月的反动》（LaRéaidorienne），1929年巴黎版，第186—209、236—258页；乔治·勒菲富尔：《热月党人》（LesThermidoriens），1937年巴黎版，第111—139页。关于更详细的研究参看埃·塔尔累：《芽月和牧月》（E。Tarlé，Jerminaliprerial），1951年莫斯科版，1953年柏林德文版；克·德·汤纳逊：《无套裤党人的失败：共和国第三年巴黎的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反动》（K。D。T?nnesson，LaDéfaitedessansouvementpopulaireetréabeoiseàParisenl’anⅢ）（1959年，奥斯陆大学博士论文）。本章特别依据的是罗·科伯和乔治·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R。dG。Rudé，“LeDerpopulairedelaRévolutionàParis：lesjermidepraralanⅢ”），载《历史评论》，1955年10月至12月，第250—281页。后者广泛地引用了这一时期最丰富的资料——警察局档案，包括奥拉尔主编的“社会舆论”公报（《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1—756页）、治安委员会的文件〔国家档案馆文件：F7（字母顺序）（警察总局）〕和巴黎各区警务委员会的审讯记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集）。

[2]布路瓦苏：《巴黎行政区监察委员会》（M。Bouloiseau。Lesitésdesurveillancedes’arrosparisiens），1930年巴黎版，第88页。

[3]大英博物馆文件：F*61，第11，20，21，27号（印刷名单）。

[4]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4—110页。

[5]哈里斯：《指券》，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