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第1页）

第六章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上发生的剧烈**代表着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和雅各宾派，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争夺政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巴黎，这直接导致作为市政领袖的贝野和拉斐德的失尽人心；但是，在国民议会中“立宪派”的失败却由于战争爆发而推迟，直到1792年8月王室倾覆时才完全垮台。从巴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马尔斯教场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级内部的第一次流血冲突——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几个月来社会不安和革命**的**，其结果是组织在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民主派成为无套裤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首都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更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是争夺政权的主要领袖们所不能忽视的因素，而他们的利益至少也是革命民主派所要勉强维护的[1]。在这一意义上，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本身应当被看作一个进程的顶点，并且像十月暴动一样，应当结合着它以前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来加以考察。

那一段偶有小**的社会平静时期一直维持到1791年春天。1790年6月的面包价格已经降低到11苏；不久以后，管制便解除了，面包价格自1788年初以来第一次降到8苏的正常水平[2]。截至1791年8月——马尔斯教场**以后的一个月，面包价格始终没有显著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面包的价格或供应在刺激革命活动上至少并不占主要地位。

治安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发生在2月28日，当时，曾有人企图拆毁万森堡（它正在改建成为一个首都临时的装满犯人的监狱）的一部分。“爱国派”想到这座建筑物过去曾经囚禁过被“密札”拘留的人，开始对这种改建提出抗议，1月28日，雅各宾俱乐部有人谈到由“一个郊区”[3]进行有计划的攻击。一个月以后，运动成熟了，1000名以上的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其中有拆毁巴士底堡的工人[4]）推举桑代尔为国民自卫军孤儿院区步兵营的指挥官，正如拉斐德在1789年10月所处的地位一样，他们簇拥着他，强迫他带领他们到万森堡动手拆毁望楼。然而不久，拉斐德带着1200人赶到了，他把桑代尔公开斥责了一顿，在圣安东区人们的嘲笑声中带着64个犯人回到巴黎[5]。犯人被囚禁在贡西尔日里监狱，三个星期后在引起民主派轩然大波的情况下被释放；在民主派的活动中，桑代尔的辩护律师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皮瑞特·韦里勒起了重要作用[6]。

民主派在1791年春夏两季就不断地努力向首都小商人、工匠、在业和失业工人进行宣传并争取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在7月17日的大会上，这种激动达到了顶点，当时人们完全为了在哥德利埃俱乐部起草的呼吁书上签字这一政治目的而从城市各区聚集到了一起[7]。

整个这一时期，在巴黎的无数被捕者中间，失业者所占数目之庞大令人惊异，其中有些人来自市政厅兴办的救济工场，他们是由于公开表示他们仇视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而被捕下狱的。这说明在工资劳动者中间已经有某种政治觉悟，也说明在许多行业中间失业者的人数正在增长。我们看到在这些失业者中有以前的油漆匠、雕刻匠、裁缝、理发师、家庭仆役、珠宝匠、装修木匠和编篮工人[8]。同时，进入救济工场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贝野在1月的统计数字是24000名，到6月就增为31000名[9]。除了要用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外，他们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经常是一种威胁：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反革命阴谋的现成工具（甚至像马拉等极端民主主义者也抱有这样的看法[10]）；他们在关卡上时常和税务人员发生冲突（当局仍然希望保持这种关卡）[11]；像巴士底工人向万森堡进军的这一类事件也会引起公众的不安。简单地说，当局并不需要很多说服就作出了解散他们的决定：5月8日，贝野宣布关闭巴士底工场的决定，这里的工场从1789年7月以来，经常有800名工人工作；6月中旬，制宪议会颁布普遍关闭救济工场的命令，同时作了开办其他新工场以吸收失业者的某些空洞的诺言[12]。

工人们眼看就要丢掉仅足糊口的每天20苏的生活费，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巴士底的工人们虽然被军队驱散了，但是在以后几个星期里积极活动，争取圣安东郊区帮工对他们的支援[13]。其他工场的关闭引起更大的**，在这些**中，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的民主派起了一定的作用。三份不同的请愿书递到议会，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第一份是由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附属机构技工联合会协助起草的，于6月28日递到议会，措辞极为缓和：它认为从公共治安着想而关闭工场是合理的，但是同时请求稍予延期[14]。第二份是由卡米累·德姆连代表巴士底的工人在7月3日呈递的，他声称这个请愿书已经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同意：请愿书要求公民有生存权，并且提议由出售教堂土地获得的收益中拨出一部分来维持救济工场[15]。第三份请愿书是紧随着第二份递上去的，带有几乎是强烈的威胁口气，请愿书说不论用这种方式还是用那种方式，工人们一定得有面包：“使他们采取这样一种口气的，绝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需要——一种最迫切的需要。”[16]

议会对这些请愿书置之不理；但是，这时候失业工人已经采取了更直接的施加压力的形式。6月24日在万多姆广场举行的示威发出了成立共和国的号召[17]。在这以后的一星期中，又有两次示威游行，这时有风声说，22000名失业者计划于7月3日在圣端诺累大街集会[18]。两天之后，据一家敌视革命的小报《杂谈》报道，有400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万多姆广场发生骚乱，两名工人在路易十五广场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19]。结果政治气氛日益紧张，有地位的公民开始公开地说，应当使用武力给失业者以教训。

（《杂谈》在7月6日报道）各阶层市民对工人们开始忍耐不下去了。国民自卫军、商人、制造厂主、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都发生怒吼，反对这些受捣乱分子收买的人……人们大声疾呼，必须用大炮来清除这一帮家伙[20]。

自然，这样一种态度很能够说明，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和商人，在不到两星期以后驱散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者时，为什么是那样地凶狠。

与失业者的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各行业的帮工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这里边也牵涉到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帮工的工资据我们所知道的，从七月革命以来没有显著增加过。运动于4月开始，当时木匠们议定每天最少要领到50苏工资；少数的活跃包工头感到烦恼，而大多数包工头则似乎很愿意接受帮工的条件。但是，帮工们请来作仲裁的市政厅却判定他们的组织是非法的，并且拒绝最低工资的提议，认为它违反自由的原则；后来，市政厅的公报甚至威胁说，要以扰乱治安罪对帮工的领袖们起诉，不过这种威胁并没有见诸实行[21]。

其他行业的工人很快地就学会了木匠的榜样——其中有制帽工人和印刷工人。马掌铁匠师傅在6月初递交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警告说巴黎存在着一个80000工人的“大联合”，包括锁匠、装修木匠、皮匠以及他们本行的工人[22]。他们的数字可能夸大了——马掌铁匠师傅们自然倾向于把他们的情况说得过分一些——但是这个运动有许多理由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1794年对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起了某些作用的那一次运动以前，这是首都一次最广泛的工资运动。第二，正是马掌铁匠师傅和木匠的这些请愿导致了议会通过著名的“霞白立条例”规定“工人的联合组织”或者说工会是非法的——应该注意的是，甚至“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在雅各宾最民主的时期，也没有认为这个条例应该取消，事实上，在以后将近一百年，这个条例一直是有效的法律[23]。第三（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论点尤为重要），木匠帮工得到了革命民主派相当大的帮助和鼓励。因此，我们看到木匠们不仅在哥德利埃俱乐部使用的大厅里开会，并且事实证明，指导他们运动的“木工工人联谊会”就是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5月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弗朗索瓦·罗培和他的妻子路易丝所主编的《内外新闻》，虽然在原则上反对帮工强行规定最低工资，但对他们的运动却给以某些支持[24]。马拉也在他的报纸上辟出工人通讯栏，在1791年6月12日工资运动达到**时期，一封意在代表修建圣日讷维叶教堂的560名建筑工人观点的措辞激烈的信出现在《人民之友》上。这篇文章严厉地斥责包工头是“无知的压迫者，贪得无厌”，是“吸血鬼”，以及“无所事事、吞噬劳动人民用血汗所取得的果实，而且永远不为国家做任何事情的坏蛋”。[25]

然而，哥德利埃俱乐部所做的决不限于参加工资劳动者已经从事的经济斗争。通过与罗培的中央委员会有联系的各联谊会，俱乐部开始十分细致地用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思想教育巴黎的“贱民”——这是一个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马迪厄写道）“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正是各联谊会。这些联谊会是无套裤党的摇篮和掩蔽所。”[26]

这些新的社团尽管处在资产阶级坚强领导之下，却对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消极公民[27]敞开了大门。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每月只收会费2苏；在这年夏天被国民自卫军逮捕的人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工艺品制造工人、一个厨师和一个家庭佣仆都是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28]。在这一时期“平民俱乐部”和其他联谊会都被描写成是由“穷挑水夫”“工匠”“鲁钝的工人”组成的[29]。受民主派和他们的报纸公开鼓动影响的人，其数目当然要比这里所举的多得多，他们的鼓动涉及每一个想象得到的政治问题——包括这样一些迫切的时事问题，例如“消极”公民没有选举权的问题；事实上等于把体力劳动者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的问题；或者请愿权利受到各种限制的问题等[30]。

从警察局档案中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鼓动对许多普通巴黎人的心情和思想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7月17日，格雷讷累街64号一个23岁的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因为辱骂当天下午曾参加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的一个国民自卫军军人的妻子而被捕。格雷讷累喷泉区警务委员曾经对她进行审讯，审讯记录的大意如下。

问：她去马尔斯教场了吗？

答：去了，她和里昂太太及她的女儿一起去的。

间：她为什么上那儿去？

答：为了“像每一个善良爱国者那样”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

间：那份请愿书上说的是什么？

答：她明白请愿书的目的就是“要另行组织政权机关”。

问：她时常参加公众集会吗？

答：她有时到罗亚尔宫和图伊勒里宫去。

问：她是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的吗？

答：她有时到哥德利埃俱乐部去，不过她实际上并不是会员。

问，她在马尔斯教场曾经和什么特殊的人混在一起吗？

答，她曾经登上“祖国之坛”，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问：她扔过石头没有，或者看到有人扔石头没有？

答：没有。

问：谁邀她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

答：没有人邀过她，可是她听到许多人说，在马尔斯教场上有一个请愿书要人签名。

问：她的名字上过报这件事是真的吗？

答；是真的，她的名字上过《巴黎革命》，因为她曾经对路斯塔洛的死亡表示过哀悼。

间：她读哪些报纸？

答：她读马拉、奥杜安和卡米累·德姆连办的报纸，还经常看《人民喉舌》[31]。

以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告一结束的这场政治运动，直接起因于6月20日的国王企图逃往帝国边境。从这时起，民主派和激进的记者们的鼓动便具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唤起民众对将来的国王和行政权问题发表意见。在瓦雷讷逃亡事件之前，在鼓吹共和思想方面几乎得不到响应的那些记者和其他人，现在第一次能够拥有一些信徒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失业者及其他工人在6月末和7月初举行的会议中高喊共和口号上看出来，也可以从各联谊会的决议和请愿书上看出来[32]。但是，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大，就连会员中包括许多著名共和派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在发表到当时为止还很难希望得到“贱民”支持的那些言论时也是审慎的。毫无疑问，在国王出走又丢脸地从瓦雷讷回来以后的一星期中，由于发表煽动性看法而在各区被捕的15个或20个人，更不会发表多少这类的意见[33]。

但是，俱乐部对于新的发展的反应肯定并不迟缓；6月21日，它请求议会在和各省商量之前暂时不要作出有关国王未来命运的决定，俱乐部呈递了17份类似这样的请愿书，这是其中的第一份并且张贴在巴黎各处[34]。三天以后，发生了所谓“3万人大请愿”，据罗兰夫人说，圣安东郊区全力支持了这次请愿[35]。7月中，**在继续；但是斐扬派占多数的制宪议会15日宣布对路易十六不加追究，并且主张重新信赖他作为行政首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