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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芽月牧月（第1页）

第十章芽月—牧月

共和国第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到4日（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到23日）的群众暴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把他们的意志加在统治者身上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努力。牧月失败之后，直到19世纪初期革命卷土重来以前，他们就再也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山岳党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想在国民大会和巴黎各区中恢复他们的政治优势的最后挣扎；这一次，虽然他们对于群众运动（这次运动首先起因于对于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提出抗议）给了一些政治指导，但是他们懦怯和没有自信的干预注定了这次运动的失败。要了解这次运动的规模和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1794年秋天热月党人的政策和这种政策在无套裤党人中间引起的不满[1]。

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很快拆散了雅各宾派所建立的政府机构，并恢复了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以符合国民大会中新多数派的愿望和利益。8月24日公布法令，成立了16个委员会，执行以前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工作，治安委员会虽然继续存在，它的权力和独立性却大为削弱：尤其重要的是武装部队（包括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由这些委员会管辖，而被置于特别成立的对国民大会负责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地方政府也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旧的各区监察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曾经是雅各宾专政的主要支柱，这时都被整个废除或者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在各省，只有区级的这种组织还存在。在巴黎，公社被取消，48个区的革命委员会合并成为12个行政区委员会，凡是雅各宾派的斗士都被排除，在其中占优势的社会成分不再是小店主和工匠，而是商人、公务员或从事专门职业的人[2]。各区的民政委员会同样也被清洗，并归国民大会直接控制，由国民大会立法委员会遴选的人员组成。在这一过程中又经历了一次社会变化，在新出现的各委员会中，共和国第二年的无套裤党人和雅各宾派让位于1793年6月以前曾经控制各区的真正有产者和“温和派”[3]。在区议会里，由于取消40苏的津贴，无套裤党人的势力被进一步地彻底削弱，此外，议会只能每10天开会一次[4]。

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与此相适应的。虽然战争在继续进行，物资缺乏，政府对于支持它的人——城乡大生产者、商人和造船业者，那些“从战争中大捞一把的铁青面孔的人”——负有解除它的前任所实行的经济控制的义务。第一步是在10月修改了最高限价法，准许物价比1790年6月上升三分之二；12月23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最高限价：4磅重的配给面包仍然保持12苏的售价——但却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另外的面包；每5天半磅肉的基本配给仍然保持着，但新价格是每磅21苏；其他物品的价目可以自由上涨到自然水平。于是，这样引起的通货膨胀反映在指券价值的逐步下跌上：从7月的36%，下降为10月的28%、11月的24%、12月的20%、2月的17%，1795年5月跌到只有票面价值的7。5%[5]。

虽然巴黎和各省的大城市——那里已经完全取消了物价管制，公民们忍受着半饥饿的痛苦[6]——比起来，是一个特别受优待的地区，但由于实行新政策，首都的平民遭受了长时期的极大困难。这里现在紧挨着仍受管制的限制市场，发展起来一个自由市场，这个市场上不仅出售不实行配给的货物——鸡蛋、黄油、食糖、木柴、油脂和蔬菜等，而且同样出售肉类和面包。随着全面限价法的废除和穷人预定购买的每一项物品的日益缺乏，巴黎“贱民”不仅必须以高得惊人的市价购买面包和肉类以外的物品，而且由于政府说的话不兑现，不能按规定价格充分供应面包和肉类[7]，而不得不拿出他们收入的更大部分去自由市场上购买这两种东西。这样，自1791年秋季以来，面包价格就又一次成为社会问题。它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判明：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从1795年3月28日的25苏上涨到4月11日的65苏，4月21日涨到6里弗，5月11日再涨到9里弗，一星期后——牧月1日事件爆发的前两天——涨到16里弗[8]。同时，自由市场上的肉价从12月的36苏涨到4月1日的7里弗10苏[9]。以1790年6月为基数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795年1月的500上升为4月的900[10]。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资情况，我们知道的比较少。最初，热月党人想通过废除巴黎公社倒台前夕颁布的工资等级表把工资劳动者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他们确曾于8月9日公布了修正的最高工资限额，规定比那不幸的7月23日的最高工资限额增加约二分之一[11]。但是这种增加很快就被政府故意实行助长通货膨胀和恢复自由竞争市场的政策所抵消。从可以得到的有限证明资料上看来，巴黎工人1795年4月的实际工资远比1793年至1794年的工资要低，大概曾经降低到1789年最初几个月的悲惨水平[12]。

但是早在这时以前，甚至于在12月废除最高限价法以前，巴黎一般民众已经开始对政府政策流露出敌意，虽然起初只是表现为冷淡和愤懑。内政部的一名密探于11月末对当时人们的情绪作过如下描写：

人们不断听到诉苦和埋怨：配给面包的迟迟得不到，面粉的缺乏，市场和广场上面包、木柴、酒类、煤、蔬菜和马铃薯的价格的昂贵。这些物品的价格每天惊人地高涨，这一切把人们投入一种可想而知的悲惨和绝望的境地。[13]

第一次和当局发生公开冲突的是军火工人，这些工人自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一直是比较安静的。11月17日到18日，两个工场的代表团请求国民大会考虑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过了几天，接着来的是伟人祠区工场的350名工人，他们强迫他们的经理领着他们游行到图伊勒里宫。其他工场纷纷效尤。国民大会对于这种似乎是普遍工资运动的复活感到震惊，于是命令所属两个主要委员会提出适当对策。最后的决定是：从1月20日起，政府的军火工场全部停办。工人们面临着隆冬失业的前景，产生了强烈反应，在举行一系列示威游行（在游行中有许多骚乱领袖被捕）之后，终于说服当局允许展延几个星期，1795年2月8日工场停办[14]。但是12月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工资运动的事。一旦人们感觉到了通货膨胀的全部影响，工资劳动者就和其余的无套裤党人联合起来，共同抗议各种消费品价格的狂涨。粮食暴动再一次替代罢工被提到了日程上。

事实上，12月末的废除最高限价法已经给群众运动点了一把火，这一运动除去短时间的平静外，一直持续到初夏。12月27日的一份警察报告发出了社会日益不安的警告：“贫困阶级使和平的市民对于物价过分高涨的后果感到不安。”从最高限价法废除以来，到1月初许多物价已经增长一倍。工人们聚集在图伊勒里宫，威胁要用暴力对付商人和店主：“至于商人，他们都是些应该宰掉的肥猪。”有人喊出保王派的宣传：“共和国，去他妈的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有钱的人才什么都不缺少。”谣传圣安东郊区准备要再一次进军国民大会，这次是要求降低食品价格；甚至有人提出应当用武力解散国民大会[15]。

但是，使这一运动始终存在下去的原因不只是生活费用的高涨，这里面也夹杂着政治斗争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迫害1793年至1794年“爱国派”，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取消40苏的津贴，捣毁马拉半身像，鼓励投机者、发战争财者和中等阶级青年（也就是“纨绔子弟”，他们的飞扬跋扈特别引起了无套裤党人的愤怒和仇视）；另一方面是由勒布瓦主编的《人民之友》和一些俱乐部与社团继续进行雅各宾派的宣传。这些俱乐部和社团设法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以及格拉维叶区残存下来——其中最出名的是天文台区的共和道德社和韦尔布瓦街俱乐部，后者被说成是大部分由“受教养不多，很容易走上歧途的工人”组成的。这种宣传有时也反映在警察报告中，例如，11月末，当新崩纳区的人列队到国民大会去祝贺议员们决定封闭雅各宾俱乐部时，所遇到的奚落和讥笑的喊嚷是：“看哪，这些就是到国民大会去的新崩纳区的小花花公子。”再一个例子是：一个军火工人因为于2月9日在图伊勒里宫制造骚乱被捕，他在批评国民大会不该停办工场时，攻击议员在人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中饱私囊，并且不该毁坏马拉的纪念像；而各区到国民大会来表示赞成这些措施的请愿者则被骂作：“阴谋者、大腹贾、乱党、一群穷光蛋、穿女人衣服的人。”这种阶级仇恨的气氛——使我们想起了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前夕笼罩着首都的同样气氛——由于国民大会的反动措施而进一步加深。其余的俱乐部都遭到封闭，有些地方领袖——其中有巴贝夫——被逮捕。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向治安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更好地利用弗累隆领导的反雅各宾青年组织“青年团”来和“反政府派”的活动相抗衡的建议。

它（委员会）既然没有任何镇压的手段，没有任何完全可靠的武装力量，使用这一种对抗力量就更有必要了[16]。

正如以后发生的事情所表明的，这项建议并没有落空。

在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达到**的起义运动，就是以此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引起运动爆发的新因素是配给面包的日益缺乏，这种情况在1月里已经开始被感觉到，3月末达到了近于饥荒的程度。关于起义爆发前两周情况的警察报告，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愤怒和失望情绪日益高涨的图画，这些情况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3月16日格拉维叶区妇女集会。

3月17日圣雅各区和圣马瑟勒区的代表团向国民大会请愿：“我们缺少面包，我们正在后悔我们为革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

3月18日一名在蒙塔纳（罗亚尔宫）区被捕的饭店侍者诉苦说，“看到法国人每天面包配给量减少到只有一磅，吃只有猪才应该吃的马铃薯，这是多么可怕”。

3月21日国民大会接见了圣安东郊区的代表团；工人们和“纨绔子弟”在圣丹尼门动起武来。

3月22日格拉维叶区和武装人区（马莱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两名绅士在平等宫（罗亚尔宫）受到工人的侮辱；一名制纸工人在新桥被捕，因为他喊嚷“有钱的人都是坏蛋”。

3月23日有一些“青年人”冒险到圣安东郊区和工人们握手言欢，兵工场妇女们威胁着要把这些“青年人”扔下河去。

3月24日蒙特娄区有4个人因为想“鼓动这一郊区闹事”被捕；没有面包分配给人权区、不可分割区、市场区和伦巴底区。

3月25日一个圣马丁街的珠宝匠被捕，因为他威胁国民大会并且诉苦说：“靠半磅面包过活真不容易。”

3月26日圣马丁街的妇女们斥责男人们是“胆小鬼”，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面粉工场的女工们试图组织起来到国民大会去示威。

3月27日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广泛发生面包**，男女工人们到国民大会去示威，对只有半磅面包的配给表示不满，有几个人被逮捕；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举行非法区议会。

3月28日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继续发生**；国民自卫军把到国民大会去示威的人驱散，并在歌剧院附近逮捕8人。

3月29日一个母亲因为怕挨饿而把他的三个孩子杀死了两个。

3月30日人权区和北郊区有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