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附录 的两篇论文（第1页）

附录阿尔贝·索布尔的两篇论文

第一篇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1]

对这些投身革命的群众，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他们。历史学家并没有忽视他们，大家都强调他们作用的重要性，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成功。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他们都是从“上面”，高高在上地看待这些群众，致使革命群众成为一种脱离实体而抽象的、善与恶的化身。

早在革命初期，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在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1791年）里就认为，1789年10月闯进凡尔赛宫的群众只是一群“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而那些押送王室回到巴黎的妇女则是“以最卑鄙和堕落的女人形象出现在地狱里的泼妇”。大约1个世纪以后，在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一书里，斥责和咒骂的词语更为丰富。在他的笔下，被1789年“大恐惧”煽起造反的农民是“走私犯、私盐贩子、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7月14日的巴黎人是“浮上来的社会渣滓……首都仿佛落到了最低贱的平民和强盗的手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有的几乎赤身**，大部分人像野人一样青面獠牙，煞是吓人”。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妇女是“娼妓……加上洗衣妇、乞丐、光脚的女人以及花钱雇来的下贱女人”。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朝的起义者“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是从事最卑鄙职业的、嗜血成性的、污秽地方的打手和走狗”。总之，革命人民是“在紫红色地毯上打滚的一头畜牲”。泰纳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冲击下写这本书的，社会恐惧使他发出这些咒骂。这种史学传统并未中断，无论马德兰或加克索特的著作都是如此。

与此相反，米什莱和坚持共和传统的史学家却认为，革命群众具有人民的各种美德。恶的化身巴士底狱是被善的化身人民的力量推倒的。米什莱写道：“巴士底狱……投降了，内疚使它心慌意乱，使它发疯，从而丧失理智”；是“人民，全体人民”战胜了它。是人民解决了1789年9月的危机：“只有人民找到了救急的药方，他们去寻找国王”。革命群众的基本成员——妇女被恢复名誉，并受到赞扬。“人民之中最具有人民性的，我指的是最本能、最有灵感的，肯定是妇女。”米什莱在书的结尾写道：“所有的法国革命史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君王为主体撰写的，有的以路易十六为主，有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而这部法国革命史则是第一部共和史。它摧毁了偶像和神。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只有一个英雄：人民。”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1847—1862年）远没有如此高昂的热情，但它也属于同类。奥拉尔的《法国革命政治史》（1901年）也是如此。他是一位激进的大学教授，重视史实，文体简练。他说：“整个巴黎都奋起了，它武装起来攻占了巴士底狱。”

但是，这个被颂扬或受羞辱的人民到底怎么样呢？无论米什莱或泰纳，不管他们有多大功绩，都不屑对此进行仔细的分析。如果说，米什莱表达出人民灵魂之精髓，泰纳预感到作为历史必不可少的辅助因素的社会心理之必要性的话，那么，是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1901—1903年）里，最终改变了以往观察事物的角度。这是一部真正“从下面”看的历史。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被真实地讲述，并被建立在经济与社会实际的基础之上。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经济问题在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后果之一就是日益发展和明确的阶级对立愈加尖锐。因此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事实对史学研究不能不产生影响。从那时起，史学家对直到那时一直被排列在资产阶级后面的人民群众开始重视起来。他们开始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命运以及促使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例如1788—1789年的荒年。这样，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开创了大革命史学的新纪元。

阿尔贝·马迪厄发表于1927年的《恐怖时期昂贵的生活和社会运动》一书的某些方面也表现出这种革命史学的特点。在乔治·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省农民》（1924年）和他去世后发表的《奥尔良研究》（1962—1963年）中，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一部社会史，欧内斯特·拉布鲁斯说得更明确，“这是不可分割的革命现实的社会政治史”。乔治·勒费弗尔善于把关于旧制度末期和革命时期产业分布和土地耕种问题的最严密的定量方法，应用到人的心理状态研究上，对人民恐惧和惊慌加以描写，对革命群众的心理进行探索。《1789年的大恐怖》就是明证，这部著作始终具有参考价值。

从此，确立了两种研究路线。掀起革命运动的群众的社会组成究竟如何呢？是什么原因把他们动员起来并集合在一起？这项研究很艰难。平民百姓不写书，或写得很少。而且，有助于了解巴黎民众社会结构的税务文件，有助于了解巴黎无套裤汉社会倾向与政治表现的市区各类档案，以及各级议会及民众团体的会议记录等大量文件，在1871年“流血的一周”里都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是保存在国立档案馆和警察总署档案馆里的警察与法院的档案材料了。显然这是必须谨慎对待的材料。但是它们非常丰富，需要进行统计和描述研究。

一、从聚合体到集体

“革命群众”——对于勒邦博士引入到法国大革命史中（《法国革命与革命的心理》，1912年）的这个词的含义还需要加以明确。否则，一般的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将成为不自觉的人群在比较真诚的领导人鼓动下聚集闹事的结果。乔治·勒费弗尔在一篇已成为经典作品，题为《革命群众》（1934）的文章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聚合体”与集体加以区分。

1789年的全体群众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性质。1789年的战士和10月5日早晨由门房文书马亚尔领导的、主要由妇女组成的队伍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标志。各地的农民造反也如此。特别是，1789年的这些群众最初的聚合如果不是出于偶然，至少也不是出于革命的原因。7月12日是个星期日，天空晴朗，在鲁瓦亚尔宫及其周围有一些人群。这些普通散步者的聚合体的思想状态因获悉内克被革职而发生变化，它突然之间变成为革命集体。在马孔省的依热，7月26日星期天，农民做了弥撒后像往常一样聚集在教堂前，接着人群突然变成了攻打城堡的革命集体。于是，马孔省的农民起义开始了。集体的特点是具有共同觉悟，在更高水平时则具有良好的组织。例如，1792年6月20日的游行、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1793年8月10日的“共和国团结和不可分割节”及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日，都出现了出于共同的义愤，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而组成的群众集体。巴黎各区和国民自卫军都为此提供了骨干。

“聚合体”只是不自觉的、短暂的人群聚集，例如在鲁瓦亚尔宫和杜伊勒利宫花园散步的人群。“半自觉的聚合体”则是像星期日弥撒后在广场上的人群，以及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在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市场占极重要地位）或是在面包店和杂货铺门前排队的人群。这种集合并非有意识，农民上市场，家庭主妇去面包店是为了采购，而不是去集会。但是这种集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必需。亚瑟·扬在1788年嘲笑去市场出售蔬菜或家禽的农民所花费的时间价值比商品本身更高，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半自觉的集会对于群体心态的形成和组成集体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家庭主妇排的队伍最有可能变为造反的集体，1793年2月25日巴黎抢劫杂货铺就是一例。还有其他的半自觉聚合体，如1789年春夏在各城市聚集起来，等待信件和聆听朗读议员或义务通讯者所寄信件的人群。人们意识到这种聚集对群体心态形成的重要性，例如在雷恩，它们曾多次演变成革命集体。这种聚合体中潜在着某种被压抑的群体意识，只需外部发生事件就能使之变为明确的觉悟，从而使每个人产生团结一致的感情。一种强烈感情和一种剧烈心理刺激突然唤醒群体意识，从而把聚合体变为革命集体并准备付诸行动。

因此，“集体”意味着存在一种预先已形成的群体心态，它的形成显然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虽然1789年的这些条件终于使整个第三等级奋起反抗特权和王公贵族，但是这种革命的群体心态却在历史上早就萌发了。它建立在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对过去斗争的回忆，通过闲谈、晚间聊天世代流传，并通过歌曲、演说以至印刷品广为传播。当然，人民大众不可能接触到书刊（对历书、歌曲集和图片应予以重视）。但是在城乡资产阶级范围内，书刊的影响很大。普及和推广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每个农民对领主的憎恨都汇成一体，在农民的眼里，所有的领主都要对此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领主的群体表象，即典型的敌人。农民把遭受到的由荒年和失业造成的经常性和临时的灾难全都归咎于领主，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对其原因加以分析的。1788和1789两年的情况便是如此，经济危机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爆发。在这种群体表象里还加入了一些感情色彩，它们成为强大的革命推动力。这就是对于怀有恶意的敌人的惧怕，以及向往摧毁这种恶意后实现极乐世界。

革命心态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时只需发生一桩外部事件，如征收什一税官吏的到来，有人宣告强盗来了，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口角或排队的妇女之间发生的争吵，聚合体就立即会变成革命的集体，或是为了进攻，或是为了自卫。诚然，还需指出，参加集体的男女所具有的群体意识不尽相同。

“自发集体”是从聚合体突然演变而来的。一开始它并没有任何组织。在采取一些纯粹的否定行动后，如谴责法制、破坏传统首领的权威、摧毁现有秩序等，集体很快就自发地建立一套机构。在行动过程中，领导人物会突然显露并树立起权威。为了协调运动，新机构的框架也会逐渐确立。在1789年7月的骚乱中，革命人民到处以自己指定的委员会取代了传统权威。在巴黎，他们利用为三级会议选举而设立的县的建制组织政治生活和国民自卫军。

“自觉集体”是事先秘密组织好的。它利用自发革命行动建立的机构框架，如国民自卫军营队和1790年5月为取代县而建立起来的区。1792和1793两年的起义就是这样准备的。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位的斗争是由起义市府组织的。同年5月31日至6月2日消灭国民公会吉伦特派的行动是由主教府委员会组织的。

革命群众创造性的效率因群体意识的水平和组织程度而异。市场上一般的革命群众聚合体往往只满足于对某个商人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规定几项市场条例。自发的、然而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众集体，如果不指定新的权威机构取代被指责为囤积者帮凶的市政府，那么它也会迫使市政府实行整体的物价管理。有明确目标的自觉集体对中央政权和整个制度提出异议，要求实行限价和征用，认为这是解决缺粮和物价昂贵的唯一有效措施。最后，它还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改革。这样，从1789年的小麦**便发展到1792年秋在博斯市场上的限价运动和1793年9月4—5日的巴黎市民运动。这一运动导致9月29日通过全面限价法。

对于这些革命群众的组成还需进行仔细的分析。

二、革命群众

革命群众，是指1789年7月14日摧毁了巴士底狱的群众，1792年8月10日攻占杜伊勒利宫并推翻了王位的群众；他们也是共和三年牧月那些标志着人民革命告终的动**日子里的群众；他们还是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吕代在他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中的群众》（1959年）里描写和分析的群众。

历史学家在称呼7月14日的胜利者时，一般都使用“市郊圣安托万的工人”、“人民”、“整个巴黎”等字眼。他们这样做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我们掌握了1790年制宪议会精心制定、并多次验证的3份名单提供的详细情况。名单上列有800—900名“攻打巴士底狱的胜利者”。最准确的名单是门房文书马亚尔（又名塔普迪尔）制定的。他本人是胜利者之一，并且担任他们的秘书。根据他的名单，当时有幸存者662人，其中非军人约600人。

在这些人中很少有富人，饶勒斯早已指出这一点：“在战士的名单里，找不到食利者和资本家。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部分地完成了。”然而仍需指出，有几名战士至少属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是：啤酒批发商桑泰尔，3名工场主，4名商人，4名资产者以及几名富裕小商人。各种匠人、手工业者和帮工占了优势：近23的战士分属30来种行业（多数是木器业的：49名细木器工、48名高级细木工。另外还有41名锁匠、28名鞋匠……）。将近14的战士是店主（21名小店主、11名酒商、3名小酒馆老板……）。根据当时的惯用词汇很难确定其身份（因为当时喜欢用职业称呼，而不用在生产中或社会上的地位来称呼）的雇佣劳动者似乎占少数，只有近150人（其中25名脚夫可以确定其身份）。只有一名妇女：昂赛尔纳的妻子玛丽·夏庞蒂耶。她是市郊圣马赛尔的圣依波利特教区的洗衣工。以上都是幸存者。关于攻打巴士底狱时牺牲的98人只有很少材料。据饶勒斯引述卢斯塔洛的话：“30多人留下的妻子儿女陷入了绝境，必须立即予以救济。”

在635名可以鉴别其出生地点的幸存者中，400人出生在外省，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市郊圣安托万定居多年（602个有地址可查者中的425人）。其他人住在巴士底狱附近的地区，如圣保尔和圣日尔凡。大约12个人住在市郊圣马赛尔。有一点需要指出：居住在离巴士底狱1—2公里处的胜利者很少（其中有1名住在圣奥诺雷的锁匠以及住在格罗-卡佑的1名白铁工人……）。更令人注意的特点是；大部分胜利者是作为刚组成的资产阶级民兵到巴士底狱来取得武器的。这就驳斥了（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关于这是流氓和“社会渣滓”发动的革命行动日这样一种讹传。

泰纳认为，参与8月10日攻占杜伊勒利宫和推翻王位的人“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从事最低下职业的人”。泰纳只是根据印刷的资料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本来可以到国家档案馆去查阅巴黎各区开列的伤亡者名单（同时也是国民公会发放补助的名单）。在8月10日伤亡的300多巴黎人分属于120种不同的职业。其中95人是手工业者或小店主（13名木工、12名鞋匠、8名高级细木工、6名煤气工、4名假发师……）。这些人当中有37名帮工和18名其他雇佣劳动者（其中7人为码头工人、车夫或壮工）。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人中有1名建筑师、1名外科医生和1名画师；还有2名资产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雇佣劳动者占有很大比例，但是他们与手工业和小店铺这两个行业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他们所占的比例甚至还不到一半。

然而，首都的各区几乎都有人参加：在48个区里有44个区参加。历史上的各郊区仍保持革命先锋的地位。盲人院区有8人阵亡，50人受伤；圣安托万的蒙特勒伊区有18人伤亡；在圣马赛尔的费龙斯泰尔区有19人伤亡，天文台区有18人伤亡。这两个郊区的伤亡人数约占8月10日的伤亡总数的13—12。除了这些巴黎的牺牲者外，马赛的国民自卫军战士还有24人牺牲，18人负伤。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国性起义。8月10日的战士，既不是法兰西王子们的教师图尔泽尔夫人所说的“一支强盗部队”，也不是保卫派记者佩尔蒂耶所说的“一群走投无路的柏柏尔人，马耳他人、意大利人、热那亚人、皮埃蒙特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是典型的无套裤汉，将要进行9月屠杀的正是这些人。

大多数声称提供了参加9月屠杀准确名单的材料都不可靠。在这方面唯一可信的材料是共和四年（1796年）对39名被认为参加了1792年屠杀的人提出的起诉记录。除了3人外，其余全部都因无确凿证据被释放。他们都是30岁以上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9月屠杀》（1935年）的作者、历史学家皮埃尔·卡隆指出，司法部长丹东的秘书法布尔·代格朗蒂纳1792年11月5日对雅各宾派所做的证词更符合实际。他宣告：“是那些参加过8月10日起义的人攻占了亚培伊狱……”

共和三年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和牧月1—4日（1795年5月20—25日）的人民起义，是巴黎无套裤汉作为自主的政治力量为迫使热月派国民公会接受他们的意志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尝试。它的失败以及市郊圣安托万被解除武装使无套裤汉的政治作用告终（直至1830年7月再度兴起）。这是饥饿和贫困的造反。“面包是他们起义的物质原因”，一名警察局密探这样说道。这更加表明，无论芽月还是牧月，妇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革命的日子里，她们只比1789年10月略为逊色。同往常一样，大部分起义者都是近郊平民区、市场附近的地区和首都市中心的男女市民。在几百名因参加牧月1—2日事件而被捕的人中，有168人的职业是明确的；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另有58名分属于40几个区的雇佣劳动者。这些区包括波潘库尔区（13人被捕），军械库区（12人被捕）、盲人院区（10人被捕）、阿尔西斯区（10人被捕）。这份材料只反映芽月和牧月参加暴动情况的一个侧面。同往常一样，站在运动前列的是市郊圣安托万的3个区和市郊圣马赛尔的4个区。它们得到市中心各区的积极支持，如阿尔西斯区、人权区、忠诚区（市政厅所在地）、伦巴尔区、市场区、格拉维利埃区、小麦市场区。并且北部各区也给予了支持，如普瓦索尼耶尔区和北郊区。西部的博物馆区和杜伊勒利宫区都派来了妇女支援。但是从整体看，西部像在热月9日一样，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来保卫国民公会及其各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