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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第2页）

“政府为任何一名苦役犯、在押犯或被判刑的犯人的支出都超出我们各办公室主任薪金的4倍。他们每日的薪金降到只有6锂2苏8德尼耶。用以维持生存的开支早就迫使他们卖掉了生活最必需的家具和用品；他们不得不去领取只发给贫民的面包。”

共和四年的冬天对于那些被飞涨的物价压垮的、依靠工资为生的人是十分可怕的。1795年的收成不佳，农民只愿接受硬币，征用再也实行不了，因此市场变得空空****。督政府只得从国外进口，并严格实行消费配给制度。

在巴黎，每日1斤的面包配给量下降到了75克，其余部分由大米替代。但是因为缺乏木材，家庭主妇无法煮熟这些大米。整整一冬天，各地警察的报告都以令人厌倦的单调语气叙述人民大众的苦难和不满，这同投机商的骄奢**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雨月28日（1796年2月17日）警察总局的报告指出：“巴黎看来很平静，但是人们的思想很动**。人们一向认为，物价上涨是那些被称作投机商的、寡廉鲜耻的人从事非法交易的必然结果。这种长久以来毁坏了公共和私有财产的残酷灾难对穷苦老百姓打击最大。他们的怨恨、不满和激烈的演说到处都能听到。”

人民大众不满的情绪很自然地转向督政府，并且有利于雅各宾反对派。这时他们在先贤祠俱乐部里正在讨论恢复最高限价的问题。在风月的最初几天里，警察的报告都强调指出民众各阶层动**的加剧，并且要求规定价格。据风月5日（1796年2月24日）的报告：“工人们准备自己增加工资，但是他们说这将取决于未来的定价；……‘定价’这个词被人民大众理解为降价。”

由于害怕人民大众因不满而聚集在雅各宾反对派的周围，督政府于风月日（2月26日）下令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同时它还追捕左派记者，把那些著名的雅各宾人士从政府各部门赶走。

巴贝夫组织的“平等派密谋”标志着左翼反对派采取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

3。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1795—1796年）

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中第一个解决了肯定人的生存权利和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之间的矛盾的人。在他以前，一切忠于人民事业的政治家都曾遇到过，但又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如同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巴贝夫宣告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革命应该保证人人享受平等。但是，由于私有制必然导致不平等，土地法，即地产的平分“只能维持一天”（“从它实行的第2天起，不平等又重现了”）。因此，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公共管理局；取消个人财产；人尽其才，各施所能；将劳动成果存放公仓；建立一个简单的给养分配管理局，由它对所有人的物品作翔实登记，并对物资进行最公平的分配。”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由《人民的保民官报》发表的《平民宣言》里提出的这一纲领，与雅各宾和无套裤汉所主张的、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组织小生产的思想相比，无疑是一种革新，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突进。“财产和劳动的共有制”是大革命中诞生的第一种新社会的革命思想。通过巴贝夫主义，那时还只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已上升为一种思想意识；通过“平等派密谋”，共产主义从此进入了政治史。

巴贝夫主义必然会带有时代烙印。显然，自学成才的巴贝夫，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阅读了卢梭、马布利的著作以及当时被认为是狄德罗的作品，而实际是摩莱里所作的《自然法典》之后产生的。但是巴贝夫超越了空想阶段，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他始终是一名积极的战士。巴贝夫的思想体系是通过同他故乡庇卡底的社会现实的接触以及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巴贝夫在庇卡底农村取得的经验决定了他的农业共产主义的某些特点。巴贝夫1760年出生于圣康坦，父亲是征收盐税的小雇员，母亲是不识字的女仆。他本人定居在桑泰尔的卢瓦，这是一片富庶的农业区。那里的农村公社，尤其是集体使用权和公社习惯根深蒂固，并且坚决反对把农业集中在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场主手中。巴贝夫曾先后为土地赋税簿籍特派员，研究封建制度的专家[4]，即封建权利的专家，并一度担任公社法院的书记官。因此，他对庇卡底的农民，对他们的问题和斗争有着切身的体会。显然是有感于这种经验，早在革命开始前他就主张事实上的平等和共产主义。在他1789年发表的《永久地籍册》里，他倾向于土地法，即1848年所谓的“平分财产者”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他1785年的关于大农庄的一篇论文和1786年6月给阿腊斯学院[5]书记杜波瓦·德·福瑟的信里，他预见到要建立“集体农庄”，即真正的“友好公社”：

“50、40、30、20个人联合起来，到这个农庄来共同生活。他们以前各自为生时终日惶惶，不得温饱。现在联合起来，很快就能走上富裕之路。”

这已经是劳动公社了。在“平等派密谋”发生前10年，巴贝夫就不仅提出了权利真正的平等，即分配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生产问题，预感到有必要实行集体劳动：

“把土地划为相等的小片分给个人，这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如果联合起来劳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巴贝夫的革命经验对于他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789年的人权宣言曾宣告了权利的平等。然而事实很快便表明，它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还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食品，匮乏的问题，即每日必需的面包问题。巴贝夫在1791年8月20日给瓦兹省的库佩的信里写道：“谁会留恋一种表面的平等？”在同年9月10日他给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的库佩的信里写道：

“……因此有责任，也有必要把食品发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勤恳恳地劳动，却得不到食品。必须实行土地法以达到真正平等。”

在热月9日以后，巴贝夫显然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但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大众极度的苦难事后向他表明了最高限价、统制经济和生产国有化（即使是部分的）的意义，以及主要在共和国军队里实施的共和二年经验的重要性。巴贝夫在《平民宣言》里这样写道：

“这个政府（即共同管理局）被经验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这是我们12支军队的120万官兵进行过的实践（在小范围内可行的，大范围里也行得通）。”

巴贝夫现在放弃了土地法，因为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并且他还特别声明，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在共和三年热月10日（1795年7月28日）给日耳曼的信里，他阐明了自己思想体系的主要精神，即“人尽其才，各施所能”：

“全体劳动者和制造者都将为公仓劳动。每人都将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交给公仓。根据大家庭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确定的分配员，把整个团体的全部丰富多样的产品平均分给每一个公民。”

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这主要是分配的共产主义。然而巴贝夫由于受到故乡庇卡底的启示，预感到在农业方面有必要实行生产的共产主义以及建立土地劳动的集体组织。但是，他没有见到资本主义财富的积聚和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他对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方式抱有偏爱。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任何对建立在消费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写。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把他视为经济上的悲观主义者。当时的环境局限，资本主义集约程度的低下和缺乏大规模生产，以至巴贝夫本人的气质和他的社会经历，正说明了他为什么只预见到物资的匮乏和生产力的停滞，看不到生产力的高涨和物资的极大丰富。这就决定了巴贝夫主义处在18世纪说教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工业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

“平等派密谋”是使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共和四年冬天里（1795—1796年），政府的无能以及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极端贫困，使得巴贝夫萌芽了用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的想法（不久后他为督政府所迫转入地下）。“平等派密谋”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小批主张共产主义的人，以及前雅各宾派（现为“先贤祠俱乐部”成员，如阿马尔、德鲁奥、兰代等）。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邦纳罗蒂却不同，他在农村公社一直很活跃的科西嘉以及热诚支持罗伯斯庇尔的意大利奥奈依这两个地方担任过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平等派密谋”制定共产主义纲领和进行政治组织建设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共和四年芽月10日（1796年3月30日），成立了起义委员会。和巴贝夫一起进入委员会的还有安托奈尔、邦纳罗蒂、达尔泰、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和西尔万·马雷夏尔。巴黎12个区各有一名宣传员，在他们领导下，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当时的条件很有利，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平等派密谋”的政治组织采取的办法和在这之前的民众运动截然不同。其核心是一个领导小组，它紧密依靠为数不多的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其外围是同情者，爱国志士以及共和二年意义上的民主分子，他们不一定都赞同新的革命理想。然后则是需要引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平等派密谋”的组织非常完备，但是和广大群众的必要联系似乎没有确实的保证。因此，这种做法超越了人民起义的传统，形成了革命专政的概念。这是马拉曾预感到而未能明确指出的问题。这种概念认为：通过起义夺取政权后，再把权力交还给根据政治民主的原则选举、甚至普选产生的议会将是很幼稚可笑的。在改造社会，建立新政权的整个过程中，维持极少数革命者的专政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邦纳罗蒂，这一思想传给了布朗基，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实践，其渊源很可能就是布朗基主义。

面对巴贝夫主义的宣传，督政府发生了分歧。模棱两可，在各派之间调和；勒贝尔不知是否要像对付王党一样，进行一场反对雅各宾派的镇压；卡诺已义无反顾地转向主张专制保守的反动方面。根据卡诺的提议，梅兰（杜埃人）被解除警察总部部长之职，由科雄接替。芽月27日（1796年4月16日），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对一切企图“复辟王政或恢复1793年宪法……或者以土地法的名义进行掠夺、瓜分私有产业的人”判处死刑。

然而巴贝夫继续加紧准备。他和同时期建立的国民公会议员委员会进行了接触，并且在花月18日（1796年5月7日）和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将进入根据起义委员会的建议新选出的议会。但是，从花月11日（4月30日）起，忠于起义的警察部队被解散了。更严重的是，巴贝夫的军事联络员格里泽尔向卡诺告发了“平等派密谋”。因此，共和四年花月21日（1796年5月10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被捕，他们的全部文件都被截获。被捕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再次被恐惧慑住了。

在格雷奈尔军营发动的哗变于共和四年果月23—24日夜间（1796年9月9—10日）失败了。它是由共和二年的人士，即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而不是巴贝夫分子发动的。他们是由卡诺和警察总部部长科雄一手制造的一起警察挑衅事件的牺牲品。在这一事件的131名被捕者当中，只有6人订阅了巴贝夫的《人民的保民官报》。驻扎在唐普尔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下令枪决了30名被告，这次审判后来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

旺多姆的审判到共和五年才得以进行。原来希望尽量少捕人，西埃耶斯等人则因担心王党借机东山再起，也赞同的主张。卡诺却显得坚定不移，并主宰着督政府。果月9—10日的夜里（8月26—27日），“平等派密谋”的成员被装在囚笼里遣送到了旺多姆。他们的妻子，其中有巴贝夫的妻子和他的长子步行跟在车队后面。直到1797年2月底案件才在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一共进行了3个月。在被宣判死刑后，共和五年牧月7日（1797年5月26日）巴贝夫和达尔泰自杀未遂，第二天他们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断头台。

“平等派密谋”的重要意义到了19世纪才显示出来。在督政府的历史中，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显然打破了政治的平衡。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巴贝夫及其行动在社会主义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在共和四年热月26日（1796年7月14日）巴贝夫给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的信中，他叮嘱后者把他“关于民主和革命的全部计划、笔记和草稿”搜集起来，并且把“被当今的腐化分子称为我的幻想的东西介绍给全体追求平等的人……”为了实现这一愿望，邦纳罗蒂182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这部著作对革命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巴贝夫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载入了史册。

4。保王派的进展

继巴贝夫的密谋失败后，对雅各宾派的镇压把督政府推向了右边，并且使保王派的威胁上升了。

从1796年夏天起，保王派的活动在各方面都有了发展。邦雅曼·贡斯当在斯塔尔夫人的建议下鼓励立宪保王派团结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定支柱——督政府的周围。此时，在南方掀起了白色恐怖。那里的王党分子维络被任命为马赛军团司令。面临右派势力的猖獗，议会两院虽然维持了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通过的大赦前恐怖分子的决定，但是他们仍投票决定把被赦免者开除公职（共和五年霜月14日，即1796年12月4日）。这一项法律取消了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法令里针对教士的恐怖主义条文。既然有关规定不再执行，宗教在各教区又恢复起来。教士的影响只能对反动派有利，而且把雅各宾派开除公职也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卡诺越来越向右转，而拉勒韦利耶尔由于反对教会干预政治而同勒贝尔和靠近：三人督政开始对保王势力的进展警觉起来。

同时，英国和王党的阴谋确实证明右派无意和共和国安然相处，他们始终准备夺取政权。流亡在勃朗康堡布伦斯维克公爵那里的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拒绝任何让步。保王派的活动在立宪君主主义和绝对君主主义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巴黎，他们的代表布罗基耶神甫领导着一个办事处，甚至在督政府的卫队里他们也安插了内线。1796年夏，办事处建立了一个“秩序之友”协会，公开主张以君主立宪反对现政权，但暗地里它由一个名为“正统之子”的小组推动着，这些人主张通过暴动恢复绝对君主制。前制宪议会代表当德雷力主合法斗争，他把“秩序之友”协会改为“博爱学社”，为下次选举作准备。“学社”在不少省份设立分支，各分支机构中也存在着两派的对立：一派是主张合法斗争的立宪派；另一派是主张暴力的绝对君主派，例如在萨特省（那里的“学社”是由一名朱安党人组织的）和波尔多。金钱由伦敦提供，通过安插在瑞士的英国间谍维克汉转来。因此报刊和关于选举的宣传都得到资助。虽然共和五年雨月11日（1797年1月30日）布罗基耶被捕，他的一名同伙也被迫招供，但保王派的宣传仍在继续。

政治和社会气候确实对保王派有利。流亡者和被遣送国外的教士成群结伙地归来。宗教问题成了对反动派有利的一块沃土。大量共和派和反抗派教士一样，认为罗马天主教同共和国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宪政派教会看到自己力量在削弱。1797年初在拉勒韦利耶尔支持下建立的新崇拜形式——“有神博爱教”（每10天礼拜1次）只在少数开明资产者中有市场。反动浪潮尤其利用了财政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

在土地票垮台和恢复使用金属币以后，财政形势很艰难。继通货膨胀而来的是通货紧缩：硬币非常稀少，加上1796年是个丰收年，因此价格体系全被打乱。不过，极端贫困的人民大众至少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但是战争仍在继续。督政府竭力使收支平衡，但没能成功。议会两院出于政治考虑拒绝在财政方面作任何有效的努力。关于税收的表决为时太晚。共和五年牧月18日（1797年6月6日）才通过当年的土地税，热月14日（8月2日）才通过动产税。督政府曾建议在每个省建立由国家官员组成的直接税征收处，但是没有执行。它还提议对火药、硝石和盐课以一定数量间接税。对此，五百人院同意，元老院却反对。为了使出售国有财产获得更多的收益，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恢复了拍卖，但其好处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