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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02（第2页）

经过这样的准备，8月4日夜晚的会议一开始，诺阿耶子爵便首先发言。作为没有财产的幼子，他建议废除一切纳税特权，取消徭役、永久管业权和其他人身奴役，对物权实行赎买。埃吉荣公爵对他表示热烈支持。这些建议由于大都是让贵族作出象征性而不是实际的牺牲，所以在一派**中被通过了。此头一开，所有等级特权、省和城市的特权都相继被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作为牺牲了。狩猎权、养兔权、养鸽权、领主司法权、卖官鬻爵制统统被宣布废除。在一个贵族的建议下，僧侣等级放弃了什一税。第二天凌晨2点钟左右，在这场辉煌宏大的、与过去决裂的仪式结束时，大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兰西自由的重建者”。专制王权未能实现的国家行政与政治统一现已大功告成。旧制度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8月4日作出的牺牲主要是迫于形势压力所作的让步，并非自愿地满足农民要求。首先要在外省恢复秩序，平息动乱。米拉波在《普罗旺斯邮报》第26期（8月10日）上写道：“国民议会8月4日以后的一切工作都旨在恢复王国内的法律权威，向人民担保幸福，使其立即享受到自由带来的最初好处，以便缓和他们的不安情绪。”

8月4日之夜的决议已经通过，只差形成文件。当需要把这些决议具体化时，国民制宪议会则力图在实践中削弱那些在人民暴动推动下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曾一时沉浸在**之中的反对派们也开始恢复了镇静，尤其是僧侣，它试图收回取消什一税的决定。“国民制宪议会完全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在最终的法令里却塞进了一些特殊的限制。强加于人身的权利被废除了，但依附于土地的权利被宣布可以赎买。这意味着承认征收封建捐税是以领主和租地农民之间以前所订契约为依据的。农民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被解放，他们不久便察觉到这些特殊的限制。在完全赎清土地之前，他们仍须缴纳地租。

国民制宪议会在规定赎买方式时条件限制更苛刻。它不要求领主出示其土地权利的任何证明，也不要求他们出示其祖辈与农民订立的任何契约凭据。这样，农民或是由于过于贫穷而不能赎买封建权利和解放其土地，或是由于限制条件太苛刻，即便他们较富裕也不能赎买。于是，封建制度虽然在理论上被废除了，但其主要部分依然保留着。农民群众大失所望，不止一个地方组织起了反抗活动。农民达成某种默契，拒绝缴纳捐税，**再一次出现。国民制宪议会的目的并不因此而动摇，它坚持把自己的阶级立法贯彻到底。只是待到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表决之后，农民们才得以看到8月4日之夜和废除封建制法令的真正结果。

尽管如此，8月4日之夜的结果（由8月5—11日的一系列法令所确认）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民制宪议会摧毁了旧制度，等级差别、特权、地方主义被一扫而光。从此以后，所有法国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可以从事任何职业，缴纳同样的捐税。国土实现了统一，旧法国重叠的框架被拆毁，地方习惯法和省、市特权也不复存在了。国民制宪议会完成了破旧工作，下一步的问题是立新了。

从8月初起，国民制宪议会将此作为主要任务。在7月9日的会议上，穆尼埃以制宪委员会的名义说明了新宪法应该遵循的原则，并声明有必要在新宪法前面加上一项权利宣言：“一部好的宪法应该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并保护人权，应该承认自然正义所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应该重申形成各种社会基础的一切原则。宪法的每一条款都应成为一项原则的结论……这项宣言应该简短、易懂、明确。”

8月1日，国民制宪议会重新举行讨论。由于对起草权利宣言的必要性问题意见不一，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开展了辩论。几个发言人怀疑搞这样一个宣言是否合适。一些温和派，如马卢埃被动乱吓怕了，他认为制定宣言毫无用处，甚至是危险的。其他人，如格雷古瓦修士希望在权利宣言之外再补充一个义务宣言。8月4日早上，国民制宪议会做出决议：将在宪法前面加上一项权利宣言。宣言的讨论进展缓慢。草案中有关思想自由和尊重公众宗教信仰的条款经过了长时间反复辩论。僧侣代表坚持要求国民制宪议会确认一种国教。米拉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主张信仰和宗教自由。1789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宣言对特权社会和君主制的弊端进行了不明言的宣判。故此，它成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同时，它也吸收了哲学家们的理论，表达出资产阶级的理想，奠定了—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新秩序似乎不仅仅对于法国，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是可行的。

2。9月的危机：“显贵革命”的失败

在几个星期里，国民制宪议会承认了人民暴动的结果，它以8月4日之夜的那些决定摧毁了旧制度，以人权宣言开始重建大业。然而，1789年9月的危机却表明：法国的新生并非轻而易举。

财政困难依旧未解决。在凯旋气氛中重任大臣的内克也一筹莫展。捐税征收不上来，一项数额为3000万锂的公债被抛出后，20天中只有200万被认购。内克彻底失去了民心。

政治困难也加重了。国王对国民制宪议会实行消极抵抗，他虽然在起义面前投降了，但他并不打算批准各项法令；“我永远不能同意剥夺我的僧侣和我的贵族。”8月5—11日的法令、人权宣言都没有得到批准：制度的改造仍然悬而未决。除了一场新的人民运动，什么也不能迫使国王批准法令和人权宣言。

制宪过程中的困难使国王在反抗中受到鼓舞。人权宣言通过后马上开始讨论宪法，人权宣言成为宪法的序言。在讨论中分裂加深了，变得无法弥补。人民起义及其结果使一部分爱国党人深感不安，他们打算从此制止革命发展，加强国王和贵族的权力。制宪委员会的报告人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尔建议仿照英国，创立一个由国王任命并可以世袭的上院，它将成为特权阶级的堡垒。他们主张国王拥有绝对“否决权”，能取消立法部门的决议。主张建立上院和国王绝对否决权的代表被称作“王政派”或“崇英派”，他们的愿望同“显贵的革命”趋于一致。

一些爱国派代表强烈反对这种建议。西埃耶斯表示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否决权”：

“一个人的意志不应压倒普遍的意志。如果国王能够阻止法律形成，他个人的意志就会压倒普遍的意志。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立法权应该独立于行政权。绝对的或搁置的否决权不过是反对普遍意志的密札而已。”

在巴黎，舆论警觉起来了。常去鲁瓦亚尔宫的人们曾试图向凡尔赛进发，以左右国民制宪议会的决议。他们表决了一项提案：“否决权不应属于一个人，而应属于2500万人。”8月31日，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到市政厅，受命要求召开由各县参加的大会，“以便作出如下决议：在各县以至各省的代表发表意见之前，国民制宪议会应中止关于否决权的讨论。”

以巴纳夫、迪波尔、亚历山大和夏尔·德·拉梅特为首的大多数爱国党人反对设立上院。9月10日，建立两院制的提案以849票对89票遭到否决，右翼投了弃权票。爱国党在国王的否决权问题上稍微灵活些。巴纳夫建议授予国王搁置的否决权，以两届立法议会为有效期。9月11日，搁置的否决权以575票对325票被通过。爱国党领袖们做出这种让步是打算使路易十六批准8月的各项法令。然而国王坚持己见，这使爱国党人渐渐感到：有必要再发动一次人民运动。

实际上，经济困难促进了巴黎人民的再次动员。流亡者们携走了一切能带的金钱，因而流亡运动使大量货币流出法国。不仅如此，流亡运动还影响了巴黎的奢侈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失业增加而面包仍然昂贵：每磅3个苏以上。收割的谷物还没有打完。到9月份，面包商门前出现了长龙，工人们开始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或得到工作。鞋铺伙计们也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集合，他们确定工资额，推举一个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们的利益，并筹集份子钱接济失业的同行。国民制宪议会在解决粮食流通的问题上软弱无能，巴黎市政厅对首都的生计和供应漫不经心。这些都促进了形势的恶化。马拉在《人民之友报》第2期上指出了市府给养委员会的责任：

“今天（9月16日，星期三），饥荒引起的恐怖再次出现。人民缺少面包，面包商的店铺处于人们的包围之中。在获得了最好的收成之后，甚至在富足的环境中，我们却处于饿死的边缘。不用怀疑，我们已被那些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的叛徒团团包围了。我们之所以遭此灾难不正是由于民众公敌的疯狂、垄断者的贪婪、行政官吏的无能与不忠吗？”

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使政治动乱不断扩大。在巴黎，60个区议会管理着各区，并形成各区的人民俱乐部。鲁瓦亚尔宫成了政治活动分子的总部。爱国者的报刊也发展起来。从7月份以来，定期印行的有戈尔萨的《从巴黎到凡尔赛邮报》、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9月，马拉创立了《人民之友报》。爱国者的政论家们以出版小册子和檄文向人民揭露贵族阶级扼杀自由的计划，说明必须把高级教士和贵族从议会中清除出去。因为他们原是旧制度下各自等级的代表，已没有资格代表国民了。卡米耶·德穆兰发表了《路灯对巴黎人的讲话》。他把沙滩广场上的路灯拟人化，赋予语言的天禀。7月里，在这个路灯的铁支架上曾从速执行了几次死刑。匿名的檄文与日俱增，表达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一篇很有意味，题为《1789年9月的为什么》。

9月底，革命再一次处于危急之中。国王始终拒绝批准八月法令。他开始了进攻的准备，重新把军队集结于凡尔赛。巴黎人民的干预第二次挽救了国民制宪议会和新生的自由。实际上，从9月起，当感到革命与旧制度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势不可免时，议会左翼代表、巴黎记者、区活动分子等爱国者便准备粉碎国王和王政派的顽固反抗了。他们筹划再发动一次起义，让巴黎人民重新表达自己的意志。马拉在10月2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吁请巴黎人赶在冬天给他们增加痛苦之前采取行动。一份在9月创刊的爱国小报《国民之鞭》在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更为激烈：

“巴黎人，睁开双眼吧！醒来吧，从你们的睡梦中醒来吧！贵族阶级已把你们团团包围，它企图给你们套上锁链，而你们却还在沉睡！假如不赶快把它消灭，你们就将遭受奴役、苦难与**。清醒吧！再说一遍：清醒吧！”

在爱国者们的思想中酝酿出一个设想：如果国王来到他善良的巴黎人民中间，周围陪伴着国民的代表，他就会排除贵族阶级的影响，革命的命运将会得到保障。当人民处于警觉状态时，一个小事端也足以引起**。

3。1789年10月的日子

关于10月的日子，其深刻原因在于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后果的相互交织。但引起它爆发的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事端：御林军的宴会。1789年10月1日，御林军军官在凡尔赛宫举行宴会，欢迎弗朗德勒军团的军官。当国王一家到场时，乐队奏起了“呵，理查，呵，我的国王，世人都离弃了你”的乐曲。宾客们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脚下践踏，戴上白色帽徽和象征王后的黑色帽徽。

两天以后，消息传到巴黎，人民被激怒了。10月4日星期天，街上聚集了不少人群。在无比激昂的气氛中，鲁瓦亚尔宫表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提案。爱国派记者们对贵族的这种新阴谋予以严厉谴责。在《国民之鞭》上刊有这样的段落：“从星期一以来，善良的巴黎人想尽办法也搞不到面包了。只有‘路灯先生’才能给他们弄到面包。然而他们却对这位善良的爱国者不屑一顾。”饥饿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动的决定因素。

10月5日，一群群从圣安托万区和中央菜市场区来的妇女集合在市政厅前，要求得到面包。然后，她们在门房文书马亚尔的带领下，决定去凡尔赛。其队伍共有六七千人。马亚尔是“巴士底狱志愿军”的统领之一，这支志愿军是由7月14日的战士们按军队编制组成的。中午前后，警钟敲响了，各区都集合起来。国民自卫军涌向沙滩广场，高喊着：“到凡尔赛去！”拉法夷特被迫担任了总指挥。在5个小时里，有近2万男子也走上了去凡尔赛的路。此时，巴黎的妇女已到达凡尔赛，并派一个代表团去国民制宪议会，然后去见国王。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都允诺给她们小麦和面包。国民自卫军10点钟后赶到了凡尔赛。国王为了使反对者平息下来，便正式通知国民制宪议会他同意批准各项法令。于是，人民运动保证了爱国党的成功。

10月6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闯入凡尔赛宫，一直深入到王后住所的候见厅。人群和御林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斗殴。国民自卫军不慌不忙地前来制止，让人们撤出王宫。在王后和太子的陪同下，国王同意和拉法夷特一起在廊台上露面。人群起初犹豫不决，后来便向他们欢呼起来，但同时也喊道：“到巴黎去！”路易十六让步了。国民制宪议会在被征求意见时声称，它与国王本人是不可两分的。1点钟，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国民自卫军在前头开路，妇女们护送着装载麦子、面粉的车辆，排成庞大的行列紧跟其后。然后是部队，再往后则是国王及其全家乘坐的马车，拉法夷特策马于车门左右。在国王后边是100名左右议会代表所乘的车辆，其后又是由人群和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行列。晚上10点钟，国王进入了杜伊勒利宫。路易十六到达巴黎后，国民制宪议会也毫不拖延地随他迁来。12日，它暂时进入总主教府办公。专为它保留的马内日大厅正在整修。

1789年10月的人民行动日使各党派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王政派作为从8月份以来的反对党成了最大的失败者。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并撤出了战斗。穆尼埃、马卢埃等人加入了第二批流亡者的潮流。他们是“显贵革命”的拥护者，当他们认为革命威胁到有产阶级的利益时就企图制止革命运动。直到执政府的稳定时期，他们才得以看到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建立起来。

对于许多爱国者来说，正如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第1期中所表示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全体公民与他们的国王同心同德地完成国家复兴大业了。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没有陷入过分的乐观之中，例如马拉。他在《人民之友报》第7期中写道：

“对于善良的巴黎人来说，终于掌握了他们的国王，这是值得庆祝的：国王在场可以使局面迅速改变，可怜的人民将不会死于饥饿。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宪法完全确立下来前使国王全家生活在我们之中，那么这种幸福将只能是一场黄粱美梦。《人民之友报》与它亲爱的同胞共享欢乐，但是它决不自我陶醉。”

1789年7月到10月的事件以及国民制宪议会在重建国家中所遵循的精神实际上都证明爱国者们的警惕是有根据的。

人民的起义保障了资产阶级的胜利。7月和10月的事件导致了反革命阴谋的破产。国民制宪议会只是在巴黎人民的帮助下才战胜了君主制度。但它担心被人民所支配，便开始对民主和专制抱同样的提防态度。大多数资产阶级想保住优势地位，避免贵族阶级的反攻倒算，他们便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削弱君主制度。同时，他们害怕人民各阶层投入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管理。所以，他们对人权宣言庄严肯定的原则应导致何种结果避而不谈。在君主制遭到削弱，人民受到监护的条件下，国民制宪议会在1789年底开始着手对法国的制度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