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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03（第2页）

生活必需品的涨价情况各省不一，但一般都超过纸币相对于硬币的贬值程度。同1790年相比，1795年3—4月间指券的指数是581，而价格的一般指数达到了758，其中食品的价格指数则达到了819。

粮荒加重了价格上涨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征调的期限延长到获月1日（1795年6月19日），农民也不再向市场供应粮食：他们担心被付以贬值的指券，何况他们已获许直接向军需委员会或供应有产者的批发商出售粮食。官方只好又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各县都向村庄派驻了国民自卫军，直至它们如数纳够了粮食。但春天一到，由于粮食歉收，这种做法也无济于事。政府企图从国外购买粮食，但这实际上办不到。当时国库十分空虚，政府只能把此事托付于私人资本（巴黎和军队的购粮问题除外）。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商业大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从国外购买的粮食到1795年5月份才开始运到。然而，长期缺粮的南部地区从初冬起，奥尔良（尽管处于博斯地区边缘）则从初春起便出现了严重饥荒。随着粮食定量减少，价格开始猛涨：在凡尔登，从1794年夏天起，工人每日定量为1斤，其他人的定量为34斤。这些定量到1795年春都减少了一半，而价格却都上涨到每斤20苏。许多市政府恢复了对粮食的管理——把粮食集中起来进行定量分配，并把面包价格限定在成本价以下。但这些办法也不能减轻人民群众的苦难，而同新富人的骄奢**逸相对照，这种苦难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指券崩溃的社会后果实际上是因阶级而异的。当劳苦大众陷于绝望（共和三年的冬季极其寒冷，加深了穷人的不幸）的时候，当旧制度时代的食利者资产阶级和被偿付以指券的债权人纷纷破产的时候，债务人和投机商却迅速发财致富。一伙利用通货膨胀和倒卖国有财产，以及承包军需供应而上升到社会上层的冒险家，为旧资产阶级增添了新鲜血液。在执政府或拿破仑时代开创资本主义生产的许多实业家即出自他们之中。通货膨胀完成了社会的革命。

在食品匮乏和指券失信的双重作用下，巴黎的食物和燃料价格迅猛上涨。中央菜市场上，1斤牛肉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价值34苏，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竟涨到7锂10苏。如果巴黎生活费用的指数在1790年为100，在1795年1月便是580，3月份上升到720，4月份竟达900。由于工资及其他各种收入的变动，价格上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因人而异：从事大宗贸易或实业的大资产阶级和靠通货膨胀发财的新富人可以从自由市场上得到补偿，涨价丝毫伤害不到他们。而工资劳动者、职员、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食利者等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则只能随着价格上涨而步步下降。由于原料短缺和军火工场纷纷关闭（这种工场中的工人数量已由5400人减少到1146人），大批工人陷于失业。居民人口死亡增加，人民群众充满失望情绪。冬季的严寒加重了营养不良的悲惨后果。共和三年冬季的气温下降到18世纪的最低点：1795年1月初为零下10度，1月23日达零下15度。死亡率大为上升。冬末，给养处提供的面包和肉类（这是百姓最基本的食品）的定量急剧缩减。由于完成不了征调指标，又缺乏运输工具，供应巴黎的粮食储备渐渐枯竭。风月25日（1795年3月15日），“穷人唯一的生计”——面包定量被削减到每日1斤，唯体力劳动者能得到1。5斤。即使如此，包括植物园区在内的许多区的面包商仍不能按定量卡提供面包。格拉维利埃区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的定量是0。5斤，忠诚区芽月10日（1795年3月30日）的定量是14斤。

共和三年芽月初的几天里，人民的失望变成愤怒，接着便演成起义。风月29日（1795年3月10日），救国委员会认识到：“我们可能在某一天不再有面包，而其后果我们将难以对付。”它枉费力气地增加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在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规定每0。5斤面包搭配6盎司大米。然而，许多家庭主妇因缺乏燃料而无法做米饭，在饥饿的折磨下，无套裤汉再次投入运动。雪月8日（1794午12月28日）的一份警方报告记述了群众愤怒情绪逐渐上升的情况：“穷困阶级使绅士们感到不安，使他们担心过分的物价上涨将产生的后果。”到风月末，冲突已在所难免。各政府委员会本身也在进行防范。它们逮捕了许多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同时对所谓“好公民”实行武装，并纵容“金色青年”为所欲为。面临由粮荒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所有资产阶级反动派都联合起来。

Ⅲ。人民起义的最后几战（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

在共和三年冬季，当指券崩溃、经济危机使人民群众陷于绝望的时候，有两种倾向在互相对抗着：一种倾向要发展反动势力，巩固绅士们的社会制度；另一种倾向最初的目标便是给正初现端倪的饥饿**指出方向，并使之具备某些政治宗旨。

1。巴黎人民反对派的崛起（1794年与1795年之交的冬季）

人民反对派以侥幸逃过热月镇压的基层组织为依靠。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后，雅各宾派纷纷加入人权捍卫者协会，该协会由此壮大了力量，成为市郊圣安托万，尤其是蒙特勒伊区和盲人院区强有力的无套裤汉反对派中心。在格拉维利埃区，“几乎全是由工人和很少受教育的人”组成的（一个敌对者的说法）自由和人道之友协会保证了区民大会中爱国派占多数。无套裤汉在邦迪区、伦巴第区和博物馆区仍然保持着政权。

所有反对热月反动的人渐渐地组成联盟。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巴贝夫发起了第二次运动。他为自己曾率先参与攻击“罗伯斯庇尔体制”而懊悔，认识到只存在两个相互对峙的派别——“金色国民”和“无套裤国民”。雨月9日（1795年1月28日）他在自己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号召“无套裤国民”起义，由此遭到逮捕。勒布瓦也在《人民之友报》上鼓动打一场反对“金色巨富”的社会战争。原雅各宾派自巴贝夫放弃反恐怖主义立场后便同他言归于好，并同巴贝夫一致要求实施可能遭到修正的1793年民主宪法。

雨月间，当惊惶不安的各政府委员会进行镇压的时候，民众活动分子展开了地下斗争。雨月20日（1795年2月8日），人权捍卫者协会被解散，包括巴贝夫在内的一些反对派遭到逮捕。绅士们夺取了一些原来是由人民群众控制的区（尤其是博物馆区）。各区的老活动分子开始重新秘密聚会。风月里出现了许多对于这种秘密会议的检举材料。风月底，爱国者们利用秘密捐款发起了散发鼓动起义的匿名标语和传单的活动。风月22日（1795年3月12日），“醒来吧，人民，时候到了！”的标语贴遍巴黎郊外各区。芽月3日（3月22日）贴出了传单《国民警钟》，芽月5日（3月25日）又贴出了《告国民公会和人民书》。粮荒的恶化使人民的情绪激动到极点。与此同时，国民公会内部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

2。共和三年芽月（1795年4月）事件

芽月初的政治危机使国民公会的热月党多数派和山脊派（由于反动的发展而一度加强了力量的山岳派少数）发生了激烈冲突。难以调和的对立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关于1793年宪法，弗雷隆称之为“几个坏蛋的炮制品”；热月党多数派想在该宪法中附上一些组织法；山脊派则坚持认为该宪法是法国人民的“护城圣物”。另一方面，芽月2日（3月22日）开始了关于控告“四人团”（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的辩论。这场乱哄哄的辩论激起了民众舆论的强烈反应，也使资产阶级的舆论感到不耐烦。国民公会当机立断，于芽月9日（3月29日）和12日（4月1日）分别作出两项决议：前者否决了任何赦免主张，决定继续就“四人团”的问题进行听证；后者任命了一个负责起草组织法的委员会。

就在这时，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自风月底（1795年3月中）起，聚集在面包坊门前的人群开始吵闹。风月27日（3月17日），一群来自市郊圣马尔索和圣雅克的人到国民公会声称：“我们连面包都吃不饱。我们对于自己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牺牲简直感到懊悔。”芽月1日（3月21日），市郊圣安托万3个区的代表也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实施1793年宪法和采取对付粮荒的各种措施，并愤怒谴责人民的敌人，称他们为“财富的奴隶”。愤怒的无套裤汉和“金色青年”团伙之间的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在此期间，政府也在加紧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起义。芽月1日（3月21日），西埃耶斯促使国民公会通过1项大治安法。该法规定对所有以预谋的行动和喊着煽动性口号涌入国民公会的人处以死刑。芽月2日（3月22日），各政府委员会向每个区的可靠公民分发了100支步枪。芽月7日（3月27日），格拉维利埃区发生了严重**，并持续了两天。10日（3月30日），各区的议会都争吵不休。无套裤汉在10个区占了上风。第二天，盲人院区的代表再次来到国民公会，提出一份名副其实的民众纲领。该纲领谴责热月9日事变的各种后果，抨击废除最高限价的做法。它要求成立民选的巴黎市政府，恢复各民众团体的活动和实施1793年宪法。“我们起来维护共和国和自由了！”这一行动成为人民起义的信号。

共和三年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事件表明了由于镇压而失去骨干力量的人民运动已被破坏到何等程度。这一事件，与其说是一场起义，不如说是一场示威，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乱民的大嗡大轰。他们涌入国民公会仅仅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关于实施1793年宪法和采取措施对付粮荒的意愿。富人居住区的国民自卫军毫不费力地驱散了这些示威者。起事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和领袖而告失败。无套裤汉支配国民公会的那段时间全消耗在喧闹声和空洞的讲演中。第二天，即芽月13日（4月2日），**仍在持续，尤其在市郊圣安托万和盲人院区。但当国民公会下达戒严令后，秩序很快就得到恢复。

人民失败的政治后果迅速显现出来。右派取得了优势。一位名叫安德烈·迪蒙的右派领导人声称：“必须结束这场起事。”芽月12日与13日之间的夜里，国民公会决定不经审判把“四人团”流放圭亚那。山岳派分子阿马尔和迪昂等8人的被捕（他们当即被解往阿姆要塞），以及稍晚几天康邦等8名其他议员的被捕，更加削弱了左派势力。花月17日（5月6日），富基埃-坦维尔同原革命法庭的14名陪审员一起被判处死刑。宪法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793年宪法在此之前还不曾引起争议，辩论始终是围绕用组织法调整该宪法的问题展开的。如今则不然，花月25日（1795年5月14日），共和国区对1793年宪法展开攻击，称之为一种“由恐惧所强加、在恐惧中通过的十执政团[3]式的宪法”。反动势力越发猖獗，粮荒演成饥荒，种种因素相互交织，再次促发人民运动。

3。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月）

对芽月起义的镇压和对各区活动分子的迫害不仅没有摧毁巴黎的人民运动，相反，却激发了人民的反叛精神。芽月21日（1795年4月10日），国民公会决定对所有“被认为在各区参与过暴政下恐怖活动的人”解除武装。这是道地的针对所有参加共和二年体制的人的“惩治嫌疑犯法”。在南部地区，解除原恐怖主义者武装的做法鼓舞了实行白色恐怖的屠杀者，使白色恐怖在花月和牧月猖獗到了极点。在巴黎，虽然被解除武装的人数似乎有限（所有的区加起来一共约1600人），但这种做法打击了共和二年最优秀的活动分子。按照其中一位人士的说法，解除武装是“一种政治上的耻辱，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因为民众在关于平等的意识上，携带武器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而解除武装即意味着被开除出自由人的共同体和丧失公民权。因此，解除武装法更加激发了人民活动分子的反叛精神。

花月的饥荒使群众陷于绝望。春季的粮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糟糕。巴黎的库存已经枯竭，粮食的分配只能取决于当天的进货量。芽月前最低水平的定量为每日14斤。这一标准在此时成了正常情况。粮食分配工作组织得很糟，家庭主妇们常常空等在面包铺门前。法国到处都出现**。在诺曼底，饥饿的闹事者沿着塞纳河攻打开往首都的运输船队。价格还在继续上涨。货物（尤其是燃料）到不了港，由此造成更多的人失业。人们的营养不足以持续数月，所有的资源都耗尽了。所以，共和三年花月和牧月饥荒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民大众是这场社会饥馑的主要受害者，因为政府拒绝建立普遍配给制度，而富人有钱通过自由市场来维持生活。饥肠辘辘的男女民众倒卧街头，死亡率持续上升，自杀的人也增多了。反动的《晚间信使报》在花月8日（4月27日）写道：“人们在街上碰到的尽是些苍白枯瘦的面孔，从中可以看到痛苦、疲惫、饥饿和穷困。”

在有产者的心理中，除了这种怜悯心以外，还夹杂着对饥荒引起抢劫从而威胁财产的担心。

事实上，民众的愤怒已渐渐和失望情绪交织在一起。饥荒提高了共和二年制度的价值。“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虽然鲜血流淌，但面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面包也没有了。因此，为了吃上面包，应该继续流血。”——警察常常报告这种恐怖主义的论调。在人们心目中，1793年宪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似一颗“希望之星”。萨特人勒瓦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民主的许诺包含着人民的全部希望。”

花月间再次发生区民**。花月10日（4月29日），蒙特勒伊区宣布常川集会，并要求别的区效法自己，以便磋商给养问题。11日（4月30日）自由小红帽区爆发了一场骚乱。很快出现了一些煽动性的小册子和招贴。惶惶不安的政府调集大批军队到巴黎周围，但又不敢让这些军队深入首都，以免其受人民情绪的感染。这场动乱在花月30日（5月19日）的各区民众大会上达到**。这天晚上，一份题为《争取面包和夺回权利的人民起义》的小册子发出了人民起义的信号，并把起义的口号确定为：“面包和1793年宪法”。

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早晨5点，市郊圣安托万和圣马尔索敲响了警钟。而后，东部各居民区擂起战鼓。妇女们跑上街头，走遍各工场，男人们操起武器。上午10点左右，第一批妇女群众敲着鼓开向国民公会。国民自卫军的动员稍缓慢一些。中午刚过，市郊圣安托万的各国民自卫军营队也出动了，沿途又有各区的营队加入，军威益壮。与此同时，一群妇女在几个男人的支持下试图闯入国民公会大厅。大约3点钟，各国民自卫军营队来到骑兵竞技场，运动已势不可当。国民公会被淹没在起义的洪流中，起义者杀死了议员费罗并用矛尖挑起他的头颅。在长时间的喧嚷中，一位名叫迪瓦尔的炮手高声宣读了起义的纲领——《人民的起义》。但起义者完全忽视了对各政府委员会的控制，使其得以待山岳派议员被卷入起义之后，从容地发起反攻。当晚7时许，国民公会重新开始审议问题。在迪鲁瓦和罗姆倡议下通过了允许各区常川集会的决议和释放被捕爱国者的决议；苏布拉尼提出撤销治安委员会，代之以一个临时委员会。这一主张得到了采纳。然而，到晚上11点半，西部各区的国民自卫军突然气势汹汹扑向国民公会，冲进大厅，打垮了起义者。起义者四散奔逃。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14名卷入起义的议员。

共和三年牧月2日（1795年5月21日），在各民众区坚持举行非法集会的时候，市郊圣安托万重新揭竿而起。一群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下午3点钟左右，市郊圣安托万的各国民自卫军营队再次进军国民公会。宪兵队出现哗变。约晚上7点，人民的炮手们又像1793年6月2日一样，把炮口对准议会，严阵以待。这时，持温和态度的各区的炮兵也发生哗变。勒让德尔奉劝议员们从容镇定，静坐受死。然而，犹豫不决的起义者并没有去击溃热月党的卫队，而当政府各委员会派10名国民公会议员前来交涉时，起义者竟轻易为假“亲善”所蒙骗。一个起义者代表团获准进入议会大厅，其发言人宣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请愿书，反复阐明无套裤汉对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要求。议长与他热烈拥抱。随后起义队伍便各自回区，从而放过了最后一个获胜的机会。一位起义者说：“我们的行动落空了，有人用演说欺骗了人民。”

对起义者的镇压立即在司法和各区同时开展起来。牧月4日，宣告各监狱已经满员。

司法方面的镇压由国民公会在牧月4日建立的军事法庭进行。该法庭审判了149人，其中开释73人，判处36人死刑，18人拘留，12人流放，7人戴铐。尤其是，转向起义方面的23名宪兵中有18人被判处了死刑。迪瓦尔和德洛尔姆（波潘库尔区炮兵上尉）等5名起义领袖（都是勇敢而果断的人）以及在牧月1日因站在人民一边而受到连累的6名山岳派议员也都被判处了死刑。这6名议员走出法庭时曾用匕首自杀，迪凯斯努瓦、古戎和罗姆当场身亡，布尔博特、迪鲁瓦和苏布朗尼最后还是死在断头台上。他们后来被人们称为“牧月烈士”。

各区范围的镇压，就其长远的影响来说，意义更加重大。牧月4日，国民公会要求巴黎各区解除所谓“坏公民”的武装，并在必要时予以逮捕。这场大规模的分区清洗从牧月5日一直闹到13日，导致约1200人被捕和1700人被解除武装。这些人基本都是牧月起义者和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活动分子（即使他们没有参与共和三年的起义），但也有原恐怖主义者和雅各宾派。这种清洗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男人被长期监禁对许多家庭即意味着赤贫化。一度使热月体制感到威胁的两股势力就这样被摧毁了。

这次起义的失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筋疲力竭、分崩离析、且因大镇压而失去领袖和骨干的人民群众发现，在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由共和派和旧制度拥护者所组成、以军队为靠山的资产阶级集团正在崛起。人民运动这一革命的根本动力既已被摧毁，大革命也就结束了。

无套裤汉并不是一个阶级，人民运动也不曾构成阶级政党。手工业者、店主、帮工、短工等，曾同少数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了联盟。该联盟曾向贵族显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在这个联盟内部，靠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利润为生者（如手工业者和店主）和仅靠工资为生者（如帮工和短工）之间也出现了对立。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无套裤汉团结起来，使他们中不同的利害冲突降到次要地位。不过，这种革命斗争无法取消这些冲突。我们还应指出使这些对抗活动更加复杂化的社会心理特征。无套裤汉内部的这些矛盾并不能和有产者、产业主与工资劳动者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完全等同起来。工资劳动者中的职员、教员、艺术家等，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把自己看作资产阶级，而不愿与下层人民为伍，即使他们支持下层人民的事业。

因此，社会成分混杂的无套裤汉缺乏阶级意识。他们一般都敌视新生的资本主义，但这并非出自同样的动机。手工业者担心自己沦为工资劳动者；帮工则憎恶囤积居奇者，因为这帮人提高了他的生活费用。虽然以工资为生，帮工们却毫无自己独特的社会意识。阶级团结的意识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唤醒，帮工的精神状态基本上还是由手工作坊造就的。但不容否认，在以工资为生的无套裤汉中存在着某种一致感。这种一致感不仅突出体现在他们的手工职业和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的衣着和生活方式上。此外，他们都缺乏教育，这一情况在人民群众各阶层中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有时还产生一种无能感。因此，巴黎无套裤汉一旦失去了中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能人”，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有过一些畏畏缩缩的协调企图，巴黎无套裤汉却始终缺乏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建立在阶级成分和严格纯化基础上的、纪律严明的政党。虽然有不少活动分子曾努力对人民运动加以训导，但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纪律观念的活动分子仍占多数。至于群众本身，除了对贵族阶级的仇恨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他们意态朦胧地期待着大革命的胜利。他们要求最高限价以便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当革命政府把统制经济转向为国防事业服务时，他们便和政府疏远了，全然不懂革命政府的垮台会带来无套裤汉的毁灭。

然而，我们对于在共和三年牧月的镇压下销声匿迹的人民运动却不应作出完全消极的评价。自1789年7月以来，尤其是自1792年8月10日以来，它曾向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1789年到共和三年，巴黎无套裤汉一直是革命斗争和国防事业的积极因素。人民运动在1793年使革命政府得以建立，从而导致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国外反法联盟的失败。人民运动的胜利在1793年夏天还把恐怖提上日程，旧制度就是在这种恐怖的猛烈打击下被彻底摧毁的。热月政变引起了普遍的反动，但截至此时，恐怖统治已为新社会关系的建立扫清了场地。

由于共和三年牧月的失败，人民被长期赶出了政治舞台。他们希望建立—个平等的社会民主制度的理想破灭了。1789年的体制和制宪议会的业绩得到恢复。在实现经济自由和恢复纳税者掌权的制度这一基础上，开始了显贵们的资产阶级统治。

[1]耶宇（Jéhu，公元前841—前814年），古以色列王国第10位国王。——译者

[2]蒂图斯（Titus，39—81年），古罗马皇帝（79—81年在位）。“蒂图斯式的发型”指一种前后一样短的发式，仿自古代蒂图斯的雕像。——译者

[3]源出古罗马共和国由10位执政官组成的政府机关，尤指公元前451—前450年前后两任十执政团。后一任十执政团在执政1年期满后拒不退位，终为一场革命所推翻。——译者